一、爭端事項

1960年11月4日，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就南非聯邦（下稱南非）有關“西南非作為委任統治地繼續存在和南非作為受委任國（委任統治國）因此而負的義務和職責”問題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指稱后者違反了接受聯合國監督、交出委任統治地居民的請愿書、未經聯合國同意不得修改委任統治條件和不得以其隔離政策對居民進行種族歧視等義務。請求國援引了委任統治書第7（2）條和《國際法院規約》第37條作為起訴依據。委任統治書第7（2）條規定，“委任統治國同意：在委任統治國與國聯另一會員國之間就委任統治條款的解釋或適用而產生任何爭端，而此爭端不能以談判解決時，應根據國聯盟約第14條之規定將爭端提交常設國際法院。”

二、訴訟過程與法院判決

本案經過了先決反對階段和第二階段這兩個階段。

1. 先決反對階段判決

針對起訴國的訴訟請求，南非提出了四項先決反對主張，認為請求國沒有出庭資格（locus standi），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

南非提出的第一項先決反對是：因國聯的解散，南非的委任統治書不再是《國際法院規約》第37條意義范圍內的“現仍有效的條約或協約”（treaty or convention in force）；第二項先決反對是：無論是埃塞俄比亞還是利比里亞，都不是委任統治書第7（2）條所說的“國聯的另一會員國”，因而均不具有出庭資格；第三項先決反對是：雙方間的沖突，根據其本質和內容，特別是因為請求國的物質利益（material interest）并沒有受到影響，因而并不構成委任統治書第7條所規定的“爭端”；第四項先決反對是：根據委任統治書第7條的規定，彼此間的沖突并非那種不能通過談判加以解決的“爭端”。

法院全面駁回了南非所提出的上述四項先決反對，認為委任統治書是《國際法院規約》第37條意義范圍內的“現仍有效的條約”，并且這一爭端構成了委任統治書第7條所稱的“不能通過談判加以解決的爭端”，請求國具有出庭資格，法院擁有關于本案的管轄權。

法院是從分析“爭端”的含義開始著手的。法院認為，只要一方的權利主張受到另一方的積極反對，即表明存在“爭端”。根據這一判斷，訴訟雙方間存在著“爭端”。由于南非的初步反對涉及到了對委任統治書的解釋，就有必要考慮國聯建立委任制度的緣起，委任制度的本質和該制度的特征。

法院認為，委任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是承認發展不夠的地區的人民的一定權利；建立這一制度就是為了讓一比較發達的國家代表國聯作為受委任國（委任統治國）對其進行監管；國聯會員國及作為一有組織的國際社會，應承認國聯所載的“文明的神圣信托”（a sacred trust of civilisation）。委任制度的目的在于促進委任統治地人民的福祉及其發展。委任制度的上述特征是其固有的。委任統治國所擁有的關于管理委任統治地及其人民的權利，只是為了便利其實現所承擔的關于委任統治地的責任的工具而已。委任制度下的每一委任統治書都構成了一新的國際制度（a ne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其首要的，壓倒一切的宗旨就是“促進委任統治地人民的福祉及其發展”。

就南非的第一項先決反對而言，法院認為，委任統治書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件，具有創立一種新的國際機制的性質。它是具有條約或協約性質的文書。根據委任統治書序言和“應存放于國聯”以及“經核證的副本應由秘書長送達國聯全體會員國”的規定，這些都清楚地表明應將其作為條約看待。針對南非認為其已隨國聯解散而失效了觀點，法院援引了自己1950年咨詢意見中的觀點，“如果委任統治書如南非所主張的那樣失效了，南非管理的權利同樣也應失效。主張保留基于委任統治書的權利卻拒絕承擔因其而產生的義務，這是不公平的。”同樣，在上述意見中，法院強調指出，南非有義務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37條和《聯合國憲章》第80（1）條接受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所以，南非的上述先決反對應予以駁回。

對于南非的第二項先決反對，法院認為，南非是根據詞語的自然和通常意義來解釋“國聯的另一會員國”。法院認為，這一解釋規則并不是一條絕對的規則。當使用這一解釋規則所得出的含義與該詞語所在的條款或文本的精神、宗旨和上下文不相符合時，就不應該使用之。法院認為，每一委任統治書中利用司法手段來保護神圣信托是委任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征。由于國聯行政院的全體一致表決制度的缺陷，行政院不可能將自己的觀點強加在委任統治國身上；國聯雖可請求法院發表咨詢意見，但意見本身沒有約束力，委任統治國可對其充耳不聞；無論是行政院還是國聯本身都沒有在常設國際法院進行訴訟出庭的資格。因此，惟一有效的途徑就是國聯的一個或多個會員國通過委任統治書第7條來保護此種“神圣信托”。同時，國聯在解散前，在1946年的大會上，所有會員國都同意，不管國聯是否解散，就不同委任統治書而言，委任統治國都保持自己的有關義務，而所有會員國也同意保持自己作為會員國的權利。法院認為，對委任統治書第7條中所稱的“國聯另一會員國”的解釋，必須考慮到所有與國聯解散有關的事實和情勢，必須考慮到會員國在1946年4月18日的大會決議中所體現的真正意圖和目的。根據這些考慮，南非的此先決反對應予駁回。

對于南非的第三項先決反對，法院認為，南非所提出的抗辯是與第7條所用詞語的自然和通常意義相違背的。該條提到的是“不論任何爭端”（any dispute whatever）；其所使用的詞語是非常寬泛、清楚和準確的（broad, clear and precise），不存在含糊和例外。其指向因委任統治書任何條款（的解釋或適用）而產生的任何爭端，而不論該條款所涉及的是委任統治國相對于委任地人民或國聯其他會員國的任何實質性義務，還是相對于國聯所負的義務。根據第7條所指的明確的范圍和其目的，國聯會員國被認為在監督委任統治國在遵守相對于委任地人民、國聯和國聯會員國的義務方面享有法律權利或利益。法院認為，上述寬泛解釋與國聯盟約第22條是相符合的。國聯會員國根據第7條采取法律行動是委任統治書根本性的一部分，委任制度的運轉離不開它。

對于南非所主張的爭端并非不能通過談判解決的觀點，法院也進行了反駁。法院認為，爭端彼此間雖沒有進行直接談判，而只是在聯合國范圍內進行集體談判，但這事實并不重要，因為與這問題有關的是雙方在實質問題上的態度，而不是談判采用什么形式。所以，上述爭端已經不能通過談判解決。

2. 第二階段判決

在駁回南非是先決反對后，法院本應進入實體審理階段。然而，由于本案的特殊性，本案隨后階段被稱為是第二階段。法院在第二階段認為，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不享有基于委任統治書第7條而享有的法律權利或利益，從而駁回了其訴訟主張。

法院首先對委任統治書的條款進行了分類，認為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條款，即行為條款和特別利益條款。行為條款明確了委任統治國基于委任統治地、國聯和國聯機關而享有的權力及所負的責任；特別利益條款則涉及到在不同種類的委任統治書中，就該特定的委任統治地而言，所授予作為個體的國聯會員國或其國民的不同的權利。如貿易、航海自由等。法院認為，就當前爭端而言，涉及到的是前一類條款。

法院認為，當前要解決的問題是：請求國是否因委任制度而享有某些法律權利或利益。要回答此問題，就必須將委任制度作為一整體，就執行委任統治書而言，來判斷其是否授予了國聯單個會員國以任何法律權利或利益；或者，執行的權利僅專屬于國聯，而不屬于單個的國聯會員國。法院認為，要回答此問題，在解釋委任統治書的時候，就必須將自己放在委任制度創立之時，放在委任統治書起草的時間來考察。法院強調，“對于一份歷史文件中的法律概念的含義，應將其放在相應的語境中來理解。”《國聯盟約》第2條規定，“根據本盟約，國聯應通過大會、行政院和秘書長來采取有效行動。”法院認為，如果作為一個整體的國聯是如此行為的話，那自然地，就國聯事務而言，單個的會員國就不能采取不同的行動，除非其為盟約某一條款所特別規定。通過研究盟約第22條的規定，法院認為，其并沒有規定委任統治書應由國聯會員國代表國聯來行使有關監督的權利。委任統治國是國聯而不是國聯會員國的信托人。這一點同樣為關于南非的委任統治書序言第3段所證明。國聯會員國可以通過自己參與國聯相關機關的活動來參與有關監督和管理委任統治書的履行，但這種參與并沒有因此而賦予了其任何直接干預委任統治國有關行為的權利。國聯會員國在國聯相關機關的有關會議上可以提出有關委任統治書的一般或特定問題，這些問題可供相關機關考慮，也可影響其相關決策。但同樣地，此種參與并未因此而授予其個別的直接干預委任統治書的權利。法院反駁了請求國所提出的系列相關論點。

請求國認為，法律權利或利益并不一定非要是物質的或可感知的（material or tangible），即使沒有受到物質損害，法律權利或利益仍可受到侵犯。法院認為，某些條約的某些條款和其他具有人道性質的國際文件可能確實授予了國家某些在其自身物質利益沒有受到影響時也有權主張權利的權利，就此而言，國家可以在維護國際法的某一原則方面享有法律利益，但自己不準備就此展開；法院僅需指出，如果存在這樣的權利或利益，該權利或利益就必須清楚地由文件或法律授予；在本案中，無論是從相關文件來看，還是從作為委任制度整體的一部分來說，都沒有發現授予有關權利或利益。

對于請求國所主張的人道考慮已足以產生法律權利和責任，法院應予支持的觀點，法院反駁說，自己是一個適用法律的法庭（a court of law），只有當道德原則以法律形式充分地表現出來時，法院才會考慮之；法律的存在是為了社會的需要，但也正因為如此，基于自身的要求，它才只能在一定限度內發揮上述作用。人道考慮可成為制定法律規則的動機，但其本身卻不構成法律規則。就以人道考慮為動機所制定的規則而言，所有國家都享有利益，但這一利益自身卻不能使自己具有可裁判的性質。因此，針對請求國以此理由而主張基于委任統治書中所稱的“文明的神圣信托”而享有法律權利或利益的觀點，法院認為，如果所有文明國家在尋求執行這一“文明的信托”上享有法律利益的話，那它就應以一特定的法律形式表現出來，而不應僅僅是一道德或人道主義的理想圖景。為了能產生法律權利和責任，它就必須具有法律表現形式，并在表述上具有可裁判性。就本案而言，它以委任制度的形式表現出來；但不應為了賦予其效力而將道德理想與法律規則相混淆。為了實現信托目標這一目的，其法律權利和責任就來源于那些創建這一制度的有關文件以及在國聯框架范圍內的委任統治書本身，而非上述這一范圍之外。

請求國提出了法律權利或利益的問題已為1962年判決所解決的論點。法院認為，一個問題，無論其是否事實上為初步反對判決所處理，初步反對判決都不能預先決定（preclusive）屬于實體的事項。在一個案子程序進展當中，當被告國提出初步反對后，根據法院規則第62條第3款，屬于實體審判的程序就暫時中止（suspend）。之后，直至關于實體審判的程序繼續，初步反對被拒絕，法院是沒有就實體的任何問題做出終結性的結論的。關于初步反對的判決可能涉及到實體問題，但這應只是暫時性的，是為處理初步反對問題所必須，而不能視其為是對實體問題的終結性結論。

請求國還主張，委任統治書第7（2）條不僅僅是一管轄條款，其同時還授予了實體權利；根據這一實體權利，請求國有權就委任統治國就有關委任統治書的執行條款的執行問題提出訴求。法院認為，在訴訟法中有一條普遍而必要性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利用法院的權利及法院對當事國訴求進行審查的權利，和當事國必須使法院確信就其訴求所涉及的主要標的享有法律利益二者之間存在著區別。管轄權條款并不能決定當事國是否享有實體權利，而只能在當事國享有實體權利時，證明其將爭端提交到法院這一行為的正當性。

法院還反駁了請求國所提出的所謂“必要性”的論點。法院認為，就委任統治書的“行為條款”而言，是建立在行政院與委任統治國之間的自愿合作的基礎上的，在個別會員國不享有直接干預委任統治國的行為的背景下，“必要性”無從談起。法院進一步指出，盡管因國聯的表決體制等特點而不能強制性地監督和要求委任統治國履行其關于委任統治地的有關責任，但在國際領域，存在的有關責任不能指望最后通過司法途徑加以解決，這是常態而不是例外，委任制度正是這樣。“必要性”的論點相當于要求法院允許“群眾行動”（actio popularis）；盡管某些國家國內法承認這一權利，但就目前而言，國際法是不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