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貝格集團策劃的“瓦爾基里”行動宣告失敗，作為刺殺目標的納粹黨魁死里逃生，旋即開始殘酷的報復。

據元首近侍的戰后回憶：蓋世太保接到命令，要求將所有的處刑過程都拍攝下來，事后呈給元首觀看。據說其中比較慘的，劊子手把大鐵鉤綁在鋼琴線上，刺入囚犯的肚子，將其吊在空中慢慢等死。希特勒非常樂于觀賞這個過程，甚至把它當成了一種娛樂節目。

這場清算一直持續到了二戰末期，有數千人遭受牽連，其中就有他的心腹愛將，著名的隆美爾元帥。

根據資料：隆美爾曾是施陶芬貝格集團的座上賓，彼此暗中有所往來，且行動成功后，他也將在新的德國政府中擔任陸軍總司令一職。

顯然，隆美爾不可能對這場暗殺不知情，可他選擇了沉默。甚至我們可以大膽地猜測一下：隆美爾內心的良知早就壓垮了忠誠，盼望著除掉希特勒，瓦解納粹黨，從而挽救德意志的未來。

站在希特勒的立場來看，從知情不報的這一刻開始，隆美爾便已無“忠誠”可言，其是否支持政變者，這一點已無關緊要；雖然決定賞賜這位愛將里面的退場方式，但在他眼里，隆美爾與那些令人憎恨的“變節者”，實則沒有什么區別。

可以說，施陶芬貝格集團擬定的所謂“德國新政府”名單，事后淪為了閻王爺的生死簿，可其中卻有一個例外：此人地位顯赫，頗受希特勒寵信；與隆美爾一樣，他也曾被政變者邀請到大本營做客，名字也赫然在名單之上。

然而蹊蹺的是，此人的下場與隆美爾截然相反，不但躲過了清算，甚至元首對他的信任絲毫沒有動搖，他便是第三帝國的軍備部長，首席建筑師阿爾伯特·施佩爾。

政變當天，施佩爾只做了一件事便一聲不吭地實現了逆天改命，后來在紐倫堡審判時，他還將其稱為“徹底的巧合”。

施陶芬貝格集團想要拉攏施佩爾是有原因的，首先一點，后者的能力很強。

1943年9月，德國遭受盟軍戰略轟炸，工業受損嚴重，施佩爾卻巧施手段，令德國戰爭物資產量不跌反漲，達到歷史新高。

后來有幸存者揭開了其中的秘密：施佩爾為維持第三帝國戰爭機器的高速運轉，下令征召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名義上稱其為“志愿者”，實則都是抓來的“耗材”。當局為這些勞動力起了個名字叫“奴隸勞工”。

據統計，自施佩爾擔任帝國戰備部長以來，當局至少征召了500萬奴隸勞工，這些人名義上都是“自愿”為納粹德國獻身的，實際上其中只有不到20萬人當真出自自愿，且他們大多都活不過半年。

由此可見，施佩爾的雙手并不干凈，可他卻給相當多的同僚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

不少人認為，出身上流社會的施佩爾，與納粹那群草莽出身“暴發戶”有著本質區別，前者起碼擁有道德底線。

例如在二戰末期，盟軍攻入德國時，希特勒竟喪心病狂地下令在本土實施“焦土政策”，將城市變成廢墟。施佩爾卻私自違抗命令，反倒讓本該搞破壞的工人和士兵反過頭來保護城市，使其中的歷史遺跡得以留存。

這些善舉都被同僚們看在眼里，在政變者眼中，他是一位絕對值得信賴、可以爭取的關鍵角色。

根據資料：施陶芬貝格集團與施佩爾有所接觸，且在行動當天，前者發出邀請，希望施佩爾能來位于本德勒大街的國防軍后備軍司令部共謀大事。施佩爾沒有答應，卻也沒有明確拒絕，這使得政變者們一廂情愿地將他的名字列入了“新政府”成員名單中。

原本走到這一步，施佩爾的小命就已經交代了，他的下場不會比隆美爾好到哪兒去。可他非常巧妙地做了一件事，非但洗清了嫌疑，反倒令元首對其愈發信任。

施佩爾沒有赴約，而是來到納粹分子的總部，一頭鉆進了戈培爾的辦公室。他并沒有開門見山，而是坐在沙發上一聲不吭，不久，負責抓捕戈培爾的國防軍士兵就找上了門。要說戈培爾也是個狠角色，槍都抵在腦門兒上依舊絲毫不慌，當場施展三寸不爛之舌，硬是說到對方臨陣倒戈。

整個過程中，施佩爾沒有說半個字，仿佛整件事與他毫無關系。

事后報復時，希特勒遵循“寧哥錯殺也一個不放過”的原則，施佩爾本應難逃一劫，但有個細節改寫了他的命運——蓋世太保從施陶芬貝格集團的大本營中搜出那份名單時，他們發現唯獨施佩爾的名字后方被畫了一個問號。這樣一來，施佩爾便逃過一劫。

筆者認為，希特勒之所以放過施佩爾，主觀因素占了主要原因。

我們從許多資料中都可以看出，希特勒是打心眼里欣賞施佩爾，不只是因為后者才華橫溢，而是當真將對方視為“知己”。

“七月政變”發生后，希特勒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對下屬的信任感，他不得不重新審視身邊之人。這個過程中，他的主觀情感起了巨大的決定作用，換句話說，希特勒應當是打心眼里把施佩爾當成了值得依賴的朋友。

諷刺的是，在紐倫堡法庭上，希特勒的臉都要被打腫了。

施佩爾表示：我跟那群納粹分子根本不熟，“瓦爾基里”行動當天，他跑去納粹分子的大本營并非是要尋求庇護，而是單純去辦公事。

得了便宜還賣乖，莫過于此。

不僅如此，他還表示自己早就恨透元首了，曾計劃在1945年3月用毒氣將其殺死，同時勸說其他同僚停戰，避免整個民族淪為殉葬品。只是此時的元首變得疑神疑鬼，神經兮兮，身邊的警衛實在太過嚴密，實在無從下手，最終作罷。

為自己辯護時，他表示自己只是個建筑設計師，壓根就沒有參與戰爭的策劃，所做的不過是執行命令，沒有什么不可饒恕的罪行。法官們似乎很吃這一套，他最終躲過了死刑，且只被判了20年監禁。

據說哪怕在被捕當天，施佩爾依舊從容優雅地洗臉刮胡子，享用早餐，與陷入絕望的民眾形成鮮明對比，似乎德國的戰敗與他毫不相干。

就像往常一樣，與一切都保持著恰到好處的距離，使得每一股勢力都可以被當做他的人脈，關鍵時刻用來當成救命符，在失去利用價值后一腳踢開。

我們很少將施佩爾與戈林、希姆萊之流相提并論，將其視作“弄權者”，但通過上述來看，施佩爾的手段一點兒都不差，絕不是只靠希特勒信任，攀爬上位的“政治小白”。當我們懷疑“施佩爾的政治才華是否被低估”的那一刻開始，他就已經得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