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由的海豹

近日，《人民日報》署名陳其浩的一篇文章《稱呼與風氣》，因號召“同志”稱呼回歸引發了熱議。文章強調：“曾幾何時，招呼人無須刻意措辭，一聲‘同志’便可，聽者坦然、舒泰。”并稱：“同志”稱呼重歸主流，他舉雙手歡迎。

這位陳其浩同志，2013年還在《人民日報》發表過文章《過年不放鞭炮將如何？》，呼吁群眾不要放鞭炮。上世紀80年代，陳主要在《新聞戰線》發稿，文章大多呼吁提高創作者的稿酬，經過數十年筆耕，終于由新聞戰線拔擢至人民戰線，從為知識分子發聲轉變為人民群眾發聲，成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陳老同志80年代作品《惱人的稿費》

客觀來說，陳老同志這篇《稱呼與風氣》，筆力千鈞，確有移風易俗的大氣度。文章開篇說：

“曾幾何時，招呼人無須刻意措辭，一聲“同志”便可，聽者坦然、舒泰。后來，經濟發展、文化多元，稱呼也花樣百出，“先生”“小姐”“老板”滿天飛，開初尚覺新鮮，久之不免膩味，尤其是“小姐”這一稱呼，常給人輕薄之感。如今，“小姐”似乎被“美女”取代，后者也逐漸失掉了贊美之意，變成了泛稱。”

結尾講：

“稱呼既關乎交往中的禮儀，也關涉社會風氣的誠實或輕浮。近年來有不少聲音呼吁“同志”稱呼重歸主流，這也是社會風氣重歸淳樸的表現，我舉雙手歡迎。稱呼中的真情實感，值得追求、頌揚。”

總而言之，文章極力肯定“同志”稱呼的親切、樸實，批評“先生”“小姐”等稱呼的泛濫、庸俗，并將“同志”的回歸視為社會風氣重歸淳樸的表現。

然而，這似乎只是強調了“同志”稱呼的形式，而回避了“同志”稱呼的內涵。就筆者看來，“同志”并不同于“先生”“小姐”等一般性稱呼，它是帶有強烈的階級屬性，誕生于特定時代背景下的一個詞匯。

1926年，毛主席曾在《紀念巴黎公社應注意的幾點》演講中說：“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我們對敵人仁慈，便是對同志殘忍。”由此可見，在革命的歲月里，“同志”稱呼是和“敵人”相對的，它不僅是一種稱呼，更是一種識別符號，一種陣營標志。

在那個火紅的年代里，天南海北，闊別日久，一聲“同志”能吸盤般拉近人的距離，50年代小說《紅旗譜》中，就曾如此描述賈湘農和江濤兩位“同志”的友愛：

他（賈）拿起江濤兩只手在火上烤著……他們有一年不見了，今天見了面，心上很覺高興。流露在他們之間的，不是平常的師生朋友的關系，是同志間的友愛。他幾次想把嘴唇親在江濤的臉上，見江濤的臉頰靦腆地紅起來，才猶疑著放開。

“同志間的友愛”，能讓嘴唇親在臉上，可見這是多么熱烈的一種情感！

但是，這種“友愛”并不適用于所有人。如果出身不好，被劃了“地富反壞右”的成分，那不要說不是“同志”，是不是“同類”都要打個問號。一言以蔽之，“同志”稱呼是帶有排他性的。如果是“同志”，那“同學”“同事”“同胞”關系都要靠邊站。如果不是“同志”，那“同學”“同事”“同胞”的情誼都要作廢，這叫徹底“劃清界限”。

正如喬治·奧威爾在小說《一九八四》中說：“人們如今不會有朋友了，只有同志。”

在故事中虛構的大洋國里，官方語言“新話”人為地取消了“朋友”一詞，代之以“同志”。但在高壓的環境下，人們不可能是親如一家，同心同德的“同志”，而是一個個擔驚受怕，互不信任的原子化個體。朋友遠離，夫妻反目，同室操戈的悲劇不斷上演，“同志”無限度拉近人們距離的同時，也在無限度疏遠人們的距離。

電影《一九八四》劇照

羅大佑歌曲《愛人同志》歌詞：“在這批判斗爭的世界里/每個人都要學習保護自己/讓我相信你的忠貞/愛人同志。”不要說友情，即使是最高潔的愛情，遇上了同志也要黯然失色，能不能相信愛人，從不是一個問題的問題，變成了一個嚴肅的問題。

總之，《人民日報》呼吁“同志”稱呼回歸主流，出發點是好的。然而，這一呼吁只看到了“同志”的博愛之意，卻忽略了它的單一性。隨著經濟發展，稱呼的多樣化本就是一種正常現象，人民群眾稱呼“美女”“帥哥”“老師”“老板”，不過是反映了時代進步下人們身份的多元，這不是什么洪水猛獸，也不必大驚小怪。

退一步講，即使“同志”稱呼真的回歸，那么誰是“同志”誰不是“同志”？大家都是“同志”，實際意義又有多少？這些問題，文章似乎沒有說清楚。

筆者認為，越是風氣變化，我們就越應該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因為第一：思想認識如果不符合客觀實際，事情就很難辦成功。第二：客觀實際在不斷變化發展，如果把陳規舊章當成解決新問題的法寶，就要鬧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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