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游客盧女士一家抵達山西大同后，發(fā)現(xiàn)孩子的一塊電子手表不慎遺落在高鐵上。次日下午，她撥打12345熱線求助，最終兩名環(huán)衛(wèi)工人耗費足足4小時，冒著39度的高溫，在刺鼻的臭味中，徒手翻查8噸垃圾，找回了這塊表。

此事很快被當?shù)孛襟w和有關部門視為正面典型，宣揚為彰顯大同熱情好客、服務意識良好的“正能量”，然而在輿論場上卻翻車了，網上幾乎是一邊倒的罵聲一片。

這種反差充分表明：傳統(tǒng)的宣傳敘事，與公眾的觀感已經出現(xiàn)了巨大的落差，以至于非但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還起到了反效果。問題就在這里：為什么這樣一件“好人好事”，沒能“感動中國”？

人們首先質疑的是此事是否動用特權——這當然是一種合理懷疑，畢竟大多數(shù)人都沒享受過這樣的待遇。宣傳話語在此有一個不自覺的矛盾：一方面它試圖說明“這是一件普通的小事，我們對誰都這樣”；但另一面，“從8噸垃圾中找手表”顯然是不尋常的，否則就不值得特地標舉為正面典型了。

在卷入輿論風波后，涉事環(huán)衛(wèi)公司的上級部門大同市城管局日前表態(tài)：

這種事情是誰有需求，就可以去找，不能說值不值。做啥是值，做啥不值？我們認為這是我們該做的，應做的事情，不要把它放得太高，也不要把它放得太低。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們肯定去做。

話是這么說，我們可不是外賓，你試試打個熱線電話讓人幫你找個失物看看？對方沒愛答不理都已經算客氣了。

正因此，一度網傳這位盧女士有著特殊身份，是深圳寶安區(qū)的法院干部，雖然事后被辟謠，但這一傳聞之所以在短期內被許多人采信，是因為它給出了更為“合理”的解釋，讓這一反常的事變得“正常”了——這才符合我們對社會現(xiàn)實的理解嘛。

第二點，不論其身份如何，公眾普遍反感這位盧女士的行為，這就使得他們根本感動不起來。

一塊不過1200元的電子手表，如此興師動眾，這難道不是對公共資源的巨大浪費？《南風窗》上一篇文章很清晰準確地點出了這種不滿：

由于自身疏忽導致遺失的財物，物主應當為自己的損失負責，要么自己去翻找，要么花錢購買翻找服務。由環(huán)衛(wèi)工人幫忙從數(shù)噸垃圾里翻找到失物，是一種浪費公共資源的，置環(huán)衛(wèi)工人的意愿和健康于不顧的，慷他人之慨的行為。

相比起“暖心故事”這種基于傳統(tǒng)倫理的敘事，這一視角則是基于一種個人主義的邊界感：一個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或買單，沒有人或機構必須為你提供無條件的兜底服務，這種給人添麻煩的行為往輕里說也是應受道德譴責的。

還有知情人諷刺她：“打了3小時12345，發(fā)了5條小紅書……引導輿論要網暴大同文旅……真行啊，有這個毅力干啥事都會成功的。”

如果是這樣，那倒也可以證否她的特殊身份（畢竟要那樣，一通電話就解決了），但這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固然招人反感，大同為滿足其訴求而無條件予以滿足，卻也不討好，因為這給了人們一個錯誤的信號：耍潑的手段有糖吃，老實人倒可能吃虧。

當然，最老實的是那兩個環(huán)衛(wèi)工人。他們如此辛苦，在媒體報道中卻沒有名字，看不到他們的感受，無法拒絕上級下達給他們的這一臨時任務，并且為了彰顯大同這座城市的“溫度”，連失主發(fā)的紅包也必然不能接受。

那位盧女士在受訪時動情地說：“如果不是來大同，我真不知道自己會這樣的幸運，而這樣的幸運源于眾多善良的人。”

她可能沒意識到，這話有多招人反感，倒不止是“麻煩人而不自知”，而且她在享受完了特殊待遇之后，把這歸結為“幸運”，感謝的對象則是“眾多善良的人”，而不是特定的那兩位幫她大海撈針找手表的環(huán)衛(wèi)工人，事實上，她看起來根本就沒想過去知道他們的名字，去當面感謝一下，這使得她的“感謝”顯得格外空洞且虛偽。

這就是最關鍵的第三點：公眾普遍共情那兩位底層的環(huán)衛(wèi)工人，并由于他們所遭受的無視感到憤懣不平。有人諷刺性地總結說，在這一“暖心故事”中，各方多贏，唯有環(huán)衛(wèi)工人什么也沒得到：

手表歸盧女士， 政績歸領導， 正能量歸媒體， 辛苦疲勞歸環(huán)衛(wèi)工人。 如此感人的“暖心故事”， 必然感動大同，感動山西晚報， 除環(huán)衛(wèi)工人外，大家都有美好的未來。

在討論這一事件的帖子底下，有人很好地表達了這一觀感：

很心疼他們，徒手在8噸垃圾里翻找一個小東西，這是聽起來就覺得頭皮發(fā)麻的事情，可他們卻沒有拒絕的權利，哪怕這完全超出了他們的工作范疇。當?shù)毓芾韺訕O力想彰顯自己為民服務的態(tài)度，卻毫不在意底層工作者的感受，這種做法不知道別人會如何看，反正我覺得很反感。

2023年初《中國奇譚》第一集《小豬妖的夏天》引發(fā)的熱議就已經顯示出中國社會的心態(tài)轉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自己只是普通打工人，他們所代入共情的未必是那些光鮮亮麗的主角，倒是開始關注那些處境可憐的小人物。在這種情況下，無視底層勞動者感受的空洞宣傳，翻車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雖然看起來一地雞毛，但這事激起的輿論反響倒是提醒我們：中國社會確實在某些方面發(fā)生了變化。從相反的角度，就能看到人們期待的是什么樣：個人應為自己行為負責，沒有邊界感的行為招人反感；不動用特權就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底層的勞動者應得到尊重。

我們要的不是感動，而是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