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西漢是亡于權臣，東漢是亡于地方軍閥坐大。唐朝是亡于兵權旁落，內有宦官亂政，外有藩鎮林立。明朝是直接亡于農民起義。清朝是太平天國以后地方坐大，中央朝廷式微，對地方控制越來越弱，最后亡國。

相比之下，宋朝似乎沒什么明顯問題，而且還是在強敵環繞之下活了319年。

對比405年的兩漢，319年的兩宋似乎差距很大，但兩漢之間還有一個15年的王莽新朝，還有一個更始帝，而且劉秀屬于是疏宗，往上只能追到漢景帝。北宋和南宋則是一脈相承，宋高宗趙構是宋徽宗第九子，更是當時皇室主支被一網打盡的唯一漏網之魚，比之兩漢之間的傳承要強了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認為宋朝亡的挺冤枉，是有著很大亮點的與眾不同的王朝，如果沒有金國滅北宋，元朝滅南宋，估計延續時間會更長。

其實這是一廂情愿的看法，宋朝可以活過300年，最大原因在于，它是分為北宋和南宋，中間歷經了靖康之恥的亡國，等于重新開始了，所以才可以國祚長達319年，北宋是167年，南宋是152年。

之所以這樣說，因為宋朝和其他王朝本質上是一樣的，自秦始皇統一六國，留下秦制模式以后，之后的王朝其實是一直輪回的。

以皇帝為代表的食利階級，是依靠剝削底層來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并保證自身的利益，在此期間，如果皇帝開明，剝削少一些，吏治清明一些，那么底層是穩定的，統治自然也是穩定的，如果不開明的話，或者說食利階級勢力越來越大，對底層剝削太狠，社會矛盾尖銳的話，那么底層民不聊生，統治自然是不穩定，就會以某種方式爆發出來。

要么是農民起義頻繁發生，動搖王朝統治根基，使得新興勢力崛起，進而威脅乃至取代中央朝廷。諸如東漢黃巾起義，雖然被鎮壓，但是使得地方勢力做大，軍閥開始割據，最后東漢滅亡。

要么是統治不穩定以后，內部的勢力會趁機竊權，甚至取而代之。諸如西漢外戚王莽在西漢末年一步步成為權臣，最后篡漢建新。

簡單來說，古代王朝之所以不過300年，就是因為以皇帝為代表的食利階級，很難維持對底層剝削的平衡，最后隨著食利階級勢力越來越大，通過土地兼并等方式與民爭利來擴充勢力，打破了平衡，因此亡國，然后重新洗牌，重新分配，開啟下一輪輪回，等到新的食利階級膨脹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次引發亡國，一直循環著。

宋朝雖然有著與眾不同的地方，但它依舊還在古代王朝的范圍之內，并沒有超脫出去，所以它自然也逃不過這個定律，之所以活過300年，就是因為中間歷經了一次亡國，靖康之恥不只是擄走徽、欽二帝，皇族和百官也是被俘虜北上，等于中樞系統被徹底摧毀，也意味著龐大的食利階級被摧毀，意味著新的一輪輪回開始，而宋高宗南渡以后，重新分配權力，重新構建食利階級，起初的食利階級并不是那么強大，對于底層的剝削并不明顯，因此問題才不突出而已。

事實上兩宋的問題很明顯，只不過因為宋朝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沒有殘酷的政治斗爭，在士大夫的筆下自然是美好的，而且商業發達，所以成為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因此對于宋朝的整體印象很好，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朝代，甚至在一開始就自我帶入美好但不存在的東西。

從大方向來說，很多人是因果顛倒，認為兩宋是遇到游牧民族最為強悍的時期，太過倒霉，實際上不是兩宋遇到了這個時期，而是兩宋重文輕武到極致，太過畸形，軍隊戰斗力太弱，所以才使得先是金國崛起滅北宋，再是元朝崛起滅南宋。

像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一開始都是逼得西漢要和親，逼得唐朝要締結渭水之盟，之后強漢和盛唐勵精圖治，完成反殺，一雪前恥，使得北方的心腹大患成為過去式。

宋朝則是不一樣，只是完成局部統一，并且一開始重文輕武，之后還是重文輕武，不只是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越來越強大，最后更是兩次亡國，如果宋朝是強漢和盛唐，完成大一統，并且不重文輕武，北方的心腹之患根本就崛起不了。

可以說宋朝的滅亡，就是因為心思都用在對內了，甚至是重文輕武自廢武功，如此這般周圍怎么可能不會崛起其他強大政權，又怎么可能不會因此亡國呢？

再從具體來說，宋朝雖然商業發達，但是并不意味著老百姓的生活好，相反老百姓生活很苦，是被課以重稅。

像“支移”和“折變”，前者是老百姓繳納實物時盡量不要在本地繳納，要繳納到北方的邊軍駐防之地，至于途中損耗還要自己承擔。

后者有時要“以錢折絹”，有時要“以麥折錢”等等，這樣不固定的折算，吃虧的肯定是老百姓，往往要付出5到7倍負擔。

除了正稅之外，宋朝還有其他五花八門的稅，主要是繼承了五代十國時期各個割據政權的稅法，是為沿稅。

這種情況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是很苦很差，根本不是某些營銷號說的老百姓富有的都可以穿絲綢衣服，簡單來說老百姓和其他王朝一樣，是“興，百姓苦，亡，百姓也苦”。

對于這種情況，別說后世人，宋朝本朝人就有直接批評的。南宋初期進士林勛在書中是這般寫道：“本朝兩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南宋的朱熹是這般評價的：“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宋朝之所以沒有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還是宋太祖趙匡胤創建的獨特的廂軍制度，主要是“收養失職獷悍之人”，再簡單來說，就是以軍隊來消滅潛在農民起義的因素，將失業的不穩定分子吸納進去，將災年衣食無著的災民吸納進去，避免這些潛在的危險分子聚眾造反，這些廂軍除卻精銳可以升級為禁軍，還有少部分從事維護地方治安，其他主要是進行各種各樣的勞役，類似于工兵，諸如橋道軍、開河軍、開道軍、窯務軍等等，看軍號名字就知道其主要承擔什么勞役。

這對于統治者來說是好事，畢竟將潛在的農民起義隱患給消滅了一大部分，對于老百姓來說，短期來看也是好事，但長期來看，就并不是什么好事了，因為這些人一被招募入伍，便終身“仰食于官”，即使年老生病也不會淘汰，屬于是終身的職業兵，偏偏廂軍還挺多的，根據史料記載，宋朝的禁軍和廂軍最多時達125萬或者140萬，不論參考那一種記載數字，總之是達到了上百萬，這樣自然給宋朝的財政帶來了很大的負擔。

最后的財政負擔的代價誰來付呢，自然還是底層老百姓付，如此一來形成惡性循環，通過廂軍來消滅潛在危險，結果廂軍越來越多，意味著老百姓負擔越來越大，老百姓負擔越大，意味著潛在的危險越大，自然只能加大招收廂軍的力度，惡性循環下去是雙輸的局面。

而且即使有廂軍制度緩解潛在危險，北宋末年，按照一般二百多年的王朝來看，167年并非末世情景，但當時已經有末世之跡象，新興的權貴階級是“倚法營私”，通過進入仕途，并且組成利益集團等方式，來依仗國家機器，濫用權力，進行大規模的土地兼并等各種斂財行為，來完成個人利益，積累個人財富，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

根據《宋史·李光傳》記載：“東南財用，盡于朱勔；西北財用，困于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于蔡京、王黻”。可見權貴階級對于當時社會的破壞力有多大。

最后社會矛盾尖銳之下，連廂軍制度都開始失效，“以誅朱勔為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的方臘起義爆發，是席卷東南六州五十二縣。

實在是北宋之后亡于金國，不然很可能爆發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即使不會因此亡國，但也會如同東漢黃巾起義一般重創其統治，使其進入亡國倒計時。

某種程度上來說，北宋亡于金國也算是一種走運，為其蒙上一層遮羞布，使得喜歡宋朝的人有著更大的想象空間。

至于南宋也同樣沒什么亮眼之處，南宋占據肥沃的南方半壁江山，雖然疆域不如北宋，但是更加精華，不像北宋那樣要通過耗費巨大的漕運供養帝都開封，還要面對土地不肥沃的北方江山帶來的壓力，生存壓力并不是那么大，所以農民起義的問題并不是那么大，但是重新分配權力以后的南宋內部問題也不小，權臣頻出，152年的時間中就涌現了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這些權臣，不是外部壓力太大的話，很可能會出現權臣取宋而代之的情況。

最后總結來說，宋朝的確是中國歷史上與眾不同的一個朝代，它有著自己的優點，但是缺點也很明顯，本質上與其他朝代沒什么區別的，它能活過300年并不是它優秀，而是中間經歷了一次亡國，經歷了一次權力洗牌罷了，看待歷史還是要打破濾鏡，打破美好，才能真正的以史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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