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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他用近百年人生，做到了老師沙飛的一句叮囑：“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

顧棣，一個偉大的人，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用生命保存歷史影像，再用余生把影像寫成歷史。

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之際，新京報采制、 AI融合的視頻，再現了顧棣平凡而偉大的一生。

新京報記者 胡瑞 蔣鵬峰 劉鑫 陳超 實習生 陳君晨 沈佩瑤

木質柜門輕輕拉開，一個個小抽屜整齊排列，猶如中藥柜般精巧。每張底片都被精心裝袋、標注，密密麻麻地記錄著各地的風物人情——這是97歲的顧棣用后半生守護的八萬張個人作品底片。而在北京解放軍畫報社資料室里，還珍存著他年輕時用生命守護的上萬張抗戰(zhàn)底片。兩批底片，一段人生，共同構成了中國紅色攝影史的完整記憶。

2025年4月7日，97歲的顧棣在太原離世。這位被譽為“中國紅色攝影領域的司馬遷”的老人，帶走了他近乎傳奇的人生故事，留下了上萬張用生命守護的抗戰(zhàn)底片和一部空前絕后的《中國紅色攝影史錄》。在兒子顧小棣的記憶里，父親晚年依然每天整理這些底片。“有一次我看到他登了個梯子，我說你這100歲的人了，干什么呀？他說沒事沒事，他就這樣。”

少年與一位八路軍軍官的偶遇

1943年，河北阜平凹里村。15歲的顧棣不會想到，與一位八路軍軍官的偶然相遇轉動了他命運的齒輪。

那天放學路上，塵土飛揚。顧棣遇到一位騎著馬、身穿八路軍軍裝的人，軍人見顧棣徒步趕路，便下馬問他：“小鬼你去哪里？”

得知顧棣放學回家，這位名叫沙飛的軍人翻身下馬，決定與少年同行，蜿蜒的山路，一大一小兩個身影并肩而行，他們聊了很多對抗戰(zhàn)、對革命的看法，沙飛驚訝地發(fā)現，這個年紀小小的孩子竟然懂得許多道理，言語間透著超乎年齡的成熟。

沙飛脖子上掛著的照相機引起了顧棣的好奇。“這是什么？是‘千里眼’吧？”當時的老百姓管望遠鏡叫“千里眼”，生活在凹里村的顧棣從未見過照相機。

沙飛被逗笑了，拍拍少年的肩：“你個土豹子，這是照相機！”他隨即取下隨身攜帶的照相機，站在路邊耐心講解起來。臨別時，半開玩笑地說，“跟我學攝影吧。”

這次邂逅后，顧棣并沒太在意。直到某天放學回家，母親告訴他：“有個八路軍上門來過了，說叫你去學攝影。”

次年顧棣正準備去八十多華里外的華北聯大教育學院學習，不久，邊區(qū)政府正式來通知，要他去離家十華里外的政治部宣傳科報到。

顧棣來到軍區(qū)政治部，好幾個人給他辦手續(xù)，還笑著說：“你還沒個槍高呢。你當什么兵啊？”十五六歲的顧棣也笑著回應說：“我還能長高。”顧棣堅定地表示，自己雖然年紀小，但保證能夠完成學習和工作任務。

沙飛一看到顧棣來報到，指著就說：“你們看看，這就是我跟你們說的小顧棣，他來了！”

“人在底片在”的生死誓約

顧棣剛到晉察冀畫報社，就趕上第一期攝影訓練班開班。學員大多是從部隊抽調的連排級干部，唯獨他是個剛畢業(yè)的學生。沙飛特意安排他參加訓練，師從沙飛、石少華學習新聞攝影。

但顧棣一心想上前線拍攝的愿望卻被調整了，畫報社當時最重要的任務是印刷畫報，而印刷需要人工磨制石板。沙飛交給顧棣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回村招人。

“我爸跑回村里招來10個同齡人，成立了‘凹里班’，他當班長。”顧小棣轉述父親的回憶，“這些石板都要人工磨，很費勁。他們就在指導下磨板子。”

沙飛把攝影底片看得比生命還重要。1943年12月，晉察冀畫報社在阜平柏崖村遭日寇突襲包圍，沙飛和通訊員趙銀德每人背了兩皮包底片向外突圍。

“沙飛大冬天光著腳，背著底片就跑，”顧小棣轉述著父親記憶中的場景，“沙飛是非常重視底片的，所以他對我爸說，只要你活著，底片就不能丟。”

1946年6月，18歲的顧棣臨危受命，從老師沙飛手里接過上萬張的抗戰(zhàn)攝影底片。那一刻，沙飛的囑托沉重如山：“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

從此，這個誓言成為顧棣一生的使命。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他和戰(zhàn)友們用生命守護這些珍貴的革命文獻，多少次遇險，多少次轉戰(zhàn)，始終確保底片完好無損。

戰(zhàn)爭年代的底片保存異常艱難。原《人民攝影報》總編輯、顧棣學生司蘇實感嘆：“戰(zhàn)爭不是說我有個樓，有個倉庫。不是的，完全在農家里，敵人一來，趕緊扛起箱子就跑。”

沙飛時代做了幾個牛皮箱，把底片、說明和樣片分開裝，幾個人分別背著。“正沖著半截膠卷，扛起膠卷拿桿挑著，就行軍去了，都是這樣的。”

顧棣在保管這些底片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科學的檔案管理系統(tǒng)。“一開始是裝信封口袋，后來到了張家口，顧老師接收日偽照相館后，更加懂得了怎么保存底片、怎么沖洗底片、怎么裝相冊。”

在顧棣太原的家中，有一個特別設計的底片柜，每個抽屜里，每張底片都裝在單獨的抽屜里，外面標注得清清楚楚，這里珍藏著他一生拍攝的近八萬張照片底片。“這是我老爸自己找人設計的，他可能是受到賣中藥的啟發(fā)。”顧小棣輕輕拉開抽屜。

暮年老人堅持出版抗戰(zhàn)攝影史錄

老人晚年依然每天整理自己拍攝的個人作品底片，不讓任何人插手。

2007年，司蘇實去見剛做完心臟搭橋手術的顧棣，聽顧小棣說，父親在病榻上對他發(fā)火，是那種從來沒有過的生氣。“我說你還不知道老爺子為啥發(fā)火嗎？他是著急，他有沒做完的事。”司蘇實深知顧棣的心結，他有事沒做完，冥冥之中沙飛把這些東西都交給他了，要讓他保存好，發(fā)揚光大。

顧棣身體好點兒后，便匆忙開始了整理圖片分類出版的工作，兩年后，《中國紅色攝影史錄》出版，這部巨著分為敘事篇、影像篇和檔案篇，120余萬字，1600余幅歷史照片，系統(tǒng)梳理了抗日戰(zhàn)爭至新中國成立期間解放區(qū)攝影事業(yè)的發(fā)展歷程。

書剛出版，顧棣就急著要進北京。“他有好多老戰(zhàn)友還健在，要親自捧著自己的書去給老領導、戰(zhàn)友。”司蘇實回憶老戰(zhàn)友收到顧棣贈書的場景“顧棣你太棒了！老編輯們拿著書，都很激動”。“他能夠把這么平凡的事情做到這種程度，做一輩子，太難了。”

顧棣這輩子只做了兩件事——把硝煙中的光影鎖進鐵皮箱，再把箱子里的記憶寫進歷史書。

當油布裹著底片在彈雨中穿行，他把自己活成了移動的暗房；當白發(fā)伏案整理泛黃的筆記，他在為沒有照片的烈士顯影立傳。

顧棣去世后，司蘇實寫下悼詞：“顧老師走了。他的一生很完美，畫下了一個天底下最完美的句號。”“他用他的一生，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不足掛齒’的使命，是真真正正的死而無憾。”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仿佛一陣清香的涼風吹動著我們，頓時，大家像漁人得到珍珠般地快樂起來。”在1945年8月的日記里，顧棣記錄著得知日本投降時的喜悅。顧小棣翻閱著父親的日記，輕聲讀著那些充滿希望的句子：“如何建立科學的暗房、筑高樓，顯影罐、游歷江南、西湖、廬山、蘇州、杭州……”

■ 記者手記

嚴謹又幽默的學者 把人生活成一座“檔案館”

顧棣先生生前的居所，處處鐫刻著歲月沉淀的痕跡。簡樸而整潔的家居環(huán)境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間不足十平方米的書房。三面墻整齊碼放著廢舊包裝箱與老式鐵皮柜，每個文件包上都貼著顧老用毛筆工整書寫的標簽，宛如一座微型檔案館。一生的工作習慣，讓顧老變成了一個“收納狂人”，將廣告?zhèn)鲉螝w入“牛皮癬大典”、把無關邀約收進“請柬邀函（莫名其妙者多）”的獨特分類法，既有著學者特有的嚴謹，又透露出孩童般的幽默智慧。

即便年近百歲，他仍堅持親自登著梯子上下忙碌，將畢生積累的“寶貝”打理得井井有條。這種近乎執(zhí)拗的堅持，在學生司蘇實參與《中國紅色攝影史錄》編纂時得到完美印證，顧先生總能精準定位所需文獻，仿佛在記憶中構建了立體的文獻坐標系。

顧棣先生用一生踐行著“治學即治事”的信條，其看似“怪癖”的收納習慣，實則是將學術嚴謹融入了生活的細節(jié)。這種將瑣碎事務升華為系統(tǒng)工程的智慧，既是對職業(yè)尊嚴的堅守，更是對知識傳承的儀式化致敬。當“莫名其妙者多”的戲謔與“紅色史錄”的莊嚴在同一個空間交織，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人的工作哲學，更是一位文化守護者用生命丈量出的學術境界。

值班編輯 古麗 實習生 張婷

來源：新京報

實習編輯：李嫣然 雷軼童

編輯：張立強

審校：周津皓

審核：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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