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僅僅經過30來年就明顯退潮了，雖然沒有徹底逆轉或消失，但已經放緩、重塑，甚至在某些領域出現倒退。

世界經濟全球化有很大的合理性，各國發揮各自的優勢、資源，可以使各國獲得超過全球化以前的經濟價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第一次提出了勞動分工的觀點，并系統全面地闡述了勞動分工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進國民財富的巨大作用。

亞當·斯密最早提出了分工論，在當時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分工可以提高效率。20世紀初亨利·福特汽車公司把生產一輛車分成了8772個工時，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生產一輛汽車的工時、成本大為下降。分工論成為企業管理的主要模式，后來的專業分工、管理職能分工、社會分工等理論，都與亞當?斯密的這一學說有著“血緣關系”。

世界各國有各自不同的經濟優勢，發達國家具有技術、品牌、資金優勢，發展中國家有制造、供應鏈、材料等優勢，經濟落后國家有原料、人工成本低的特點，把不同國家的經濟優勢組合起來，取得的勞動生產率、生產利潤要遠遠高于各國各自發展。

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巨大的整體財富增長，但其收益分配卻極不均衡。資本所有者、高技能勞動者和全球化城市成為贏家，而發達國家傳統制造業地區的藍領工人、中產階級則成為“被遺忘的群體”，面臨失業和收入停滯。

這種失衡導致了發達國家內部嚴重的政治分裂，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人民要求政府將關注點從全球合作轉向國內問題，保護本國產業和就業。這直接催生了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英國的“脫歐”等事件。

全球化在一些國家之間出現了地緣政治競爭與信任崩塌。全球化建立在國家間一定程度的互信與合作基礎上，但這種信任在近年來嚴重受損。由于世界經濟組織，如WTO、歐盟、東南亞共同體等，大多基于共同利益，缺少共同的價值取向，很容易因利益沖突、地緣政治、戰略導向等問題，出現分裂。

中美關系從起初的“接觸”轉向“競爭”是全球化退潮的核心地緣政治因素。美國與中國互相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在貿易、科技、金融等領域，展開全面競爭和“脫鉤”或“去風險”行動。這直接撕裂了全球化的核心鏈條。

如WTO的原則是平等互利，給予一會員國的最惠國待遇，必須給到所有的會員國。但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實行一國一制，相互差別極大，與WTO的普惠制相去甚遠，使WTO名存實亡，多年沒有就會員國貿易沖突實施裁判。

世界經濟的安全邏輯壓倒經濟邏輯：“經濟相互依賴會促進和平”的信念動搖。各國現在更擔心經濟依賴會變成戰略脆弱性（如芯片、能源、關鍵礦產的供應鏈安全）。“效率優先”的全球化原則，正在被“安全優先”和“韌性優先”的原則所取代。

全球沖突、戰爭、疫情等突發事件使供應鏈脆弱性充分暴露。新冠疫情是一次巨大的外部沖擊，它像一次全球性的“壓力測試”，暴露了極致效率化全球供應鏈的致命弱點。

世界出現供應鏈中斷，全球停工停產、物流中斷讓各國和企業深刻認識到，將關鍵產品的生產過度，集中于個別國家風險極高。

企業開始從追求零庫存的“準時制”生產模式，轉向增加庫存、多元化布局的“防備式”模式。這自然會導致生產活動的區域化、近岸化或友岸化，全球化的緊密程度下降，也增加了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了生產效率。

一些國家為進出口貿易平衡，減少貿易逆差造成的外匯流失，搞了市場保護主義，對進入市場的產品實行高關稅。也有的國家對貿易實行不對等，利用別國市場傾銷產品，取得了貿易優勢，卻不對別國開放市場。凡之種種，不一而足。

WTO等多邊機構功能弱化，難以達成新的全球性規則。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區域性貿易協定（如CPTPP、USMCA、RCEP等），世界正形成幾個不同的經濟圈，呈現出“板塊化”趨勢。

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和問題，使各國對世界貿易有了新的認識。未來的全球化可能會呈現以下新特征：

供應鏈將更多地在地緣政治友好的鄰近國家之間重組，形成北美、歐洲、亞洲等區域性經濟圈。

各國不會與全球市場完全切斷聯系，但會在涉及國家安全和核心技術的“敏感領域”進行嚴格管控和剝離。

增加價值觀導向的貿易：貿易協定將更多地嵌入勞工、環境、人權等價值觀條款。世界貿易趨勢正在向著建立具有共同價值觀的組織發展，以減少貿易沖突。

貿易數字化和服務化： 貨物貿易全球化放緩，但數字服務、數據流、知識產權交易等無形資產的全球化將繼續深化。

全球化經濟并未終結，而是在進化和重構。全球化浪潮的退潮，是經濟邏輯、政治邏輯和安全邏輯之間的一次重大再平衡。一個更復雜、更脆弱、但也可能更具韌性的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形成之中。

2025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