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學信
(聊城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山東 聊城)
摘 要:作為中古時期著名的科舉仕宦家族,唐代博州武水樂安孫氏家族聯姻對象的選擇基本上是門當戶對的世家大族,注重門第,體現出對門閥婚姻的重視,也反映出當時“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的時代特征。這種主要以名門望族為聯姻對象的婚姻形態,不僅密切了樂安孫氏家族與世家大族之間的聯系與交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擴大和強化了其家族的社會關系和影響,為其家族政治勢力的發展和擴充提供了廣泛的社會資源和政治資源。而其家族姻親對象所體現出來的良好文化素養,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樂安孫氏家族發展和繁榮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樂安孫氏家族;姻親網絡;唐代;博州武水
一、引言
唐代博州武水(今山東聊城西南)樂安孫氏家族,是中古時期較為顯赫的仕宦文化家族之一,其得姓始祖為齊大夫田書,因其“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1]卷73下:宰相世系表,2945。孫書受封樂安后,即率家人遷居此地,樂安孫姓家族由此不斷繁衍發展,至唐代達到興盛。唐代樂安孫氏家族歷經了9代,其中第3代孫嘉之為其家族的一個關鍵人物。這不僅僅因為他是唐代樂安孫氏家族進士及第的第一人,且“弱冠以文章著稱”[2]卷313,3182,有較高的文學修養。更重要的是從孫嘉之開始,樂安孫氏家族改變了以前“四世而傳一子,故五服之內,無近屬”[2]卷313,3182的狀況,此后家族不僅人丁繁盛,而且其族人通過科舉、門蔭和薦舉等途徑入朝為官者代以繼之,科第蟬聯,冠冕繼耀,簪纓鼎盛,人數眾多。僅據筆者掌握的文獻史料統計,有唐一代,樂安孫氏家族先后有24人或通過“待非常之才”[1]卷44:選舉志上,1159的制舉科、或通過“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3]卷29:選舉志考,275的進士科、或通過旨在選拔通曉經學人才的明經科取得了科舉功名。在朝中任職的大小官員有90余人,其中不乏節度使、刺史、中書舍人、各部尚書等類的中高級官員。令人矚目的是官至“奉使典州,督察郡國”[3]卷61:職官考,553的刺史就有17人之多,還有6人出任過“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3]卷51:職官考,465的中書舍人一職。而狀元及第的第7代族人孫偓官至宰相,更是把唐代樂安孫氏家族推向前所未有的榮光時期,當時其家族就有所謂的“皆擅重名,或壘取高科,其官業行實,爆發于天下”[4]2213之美譽。
一般來說,簪纓相繼的仕宦家族既是古代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體,也是文化上的主體,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社會中皆有著重要影響。唐代樂安孫氏家族作為著名的衣冠望族,同樣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世家望族。然而學界有關樂安孫氏家族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且主要側重于樂安孫氏族人孫逖及其詩文的創作成就,另有少量論文對孫逖家世以及家族科舉入仕的基本情況進行了研究,而對于樂安孫氏家族婚姻關系則無涉獵。有鑒于此,本文擬對唐代博州武水樂安孫氏家族的婚姻關系進行探論,以期從姻親關系層面反映其家族的內部狀況及其對樂安孫氏家族發展的影響。
二、唐代樂安孫氏家族姻親關系概觀
唐代樂安孫氏家族聯姻對象的選擇基本上是門當戶對的世家大族,與范陽盧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隴西李氏、河南于氏、長樂馮氏、京兆杜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家族以及武氏等高門大族的聯姻,就是這一婚姻特征的反映。
(一)與范陽盧氏的聯姻
在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的姻親關系中,與范陽盧氏聯姻的有第5代族人孫成,其夫人“范陽盧氏,旻(盧旻)之孫,宗(盧宗)之女,齊姜冠族,才淑宜室,星霜一紀”[4]1856;第7代族人孫公乂次女“適范陽盧氏”[4]2290;第8代族人孫讜,“娶范陽盧氏,姻聯名族,謂推良匹”[4]2548。
范陽盧氏是中古時期典型的世家大族,魏晉時期,范陽盧氏已發展成為顯赫的名門望族,與當時位列四姓望族(崔盧王鄭)之首的清河崔氏家族并稱為“崔盧”。到唐代范陽盧氏家族雖然有所衰微,但其家族仍沿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輝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仕宦不斷,名臣公卿輩出。有唐一代,范陽盧氏家族仕宦人數眾多,八品以上的官員代不乏人,而令世人羨慕的是產生了8位宰相,其中大多是才學和才干突出的名相。除了8位宰相外,范陽盧氏家族成員中官至刺史、中書舍人、監察御史、御史中丞、員外郎、尚書仆射以及縣令、縣丞等各類官職更是代不乏人。其二,得中進士者眾多。范陽盧氏家族稱得上是唐代有名的科舉家族,宋人王讜曾這樣說過:“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5]卷4,382—383科舉考試在沒有范陽盧氏族人擔任主考官的情形下,其家族成員還能有116人在90年中進士及第。
(二)與京兆韋氏的聯姻
在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的姻親關系中,與京兆韋氏聯姻的有第4代族人、亳州長史孫遘次女孫娩。從對孫娩墓志銘的記載中可知,孫娩15歲時,嫁于同州長史京兆韋君[4]1977。第7代族人孫嗣初娶京兆韋氏,據《唐河南府洛陽縣尉孫嗣初妻京兆韋夫人墓志銘并序》記載,韋氏為京兆杜陵人,17歲時嫁于孫嗣初,其曾祖父韋咸官至尚書司勛郎中,祖父韋覃為長安縣令、廬楚等州刺史,父親韋本仁為越州錄事參軍、潤州延陵縣令[4]2376。孫嗣初之弟孫奭在為孫嗣初撰寫的墓志銘中則稱孫嗣初“先娶于京兆韋氏,故南康王皋(韋皋)之姪孫”[4]2418。
京兆韋氏是唐代的世家大族,《新唐書》卷74上《宰相世系表》對唐代京兆韋氏9房的仕宦情況進行了大致載錄,從載錄中可以看到,9房中官至翰林學士、翰林承旨學士、各部尚書、各部侍郎、各類郎中、員外郎、各州刺史、驃騎將軍、左羽林大將軍、節度使、給事中、監察御史、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各級各類官職者俯拾即是,其中官至宰相一職的更是多達 16人,而為時人所稱羨的是小逍遙公房的韋思謙與其子韋承慶、韋嗣立父子三人皆官至宰相,可謂“有唐已來,莫與為比”[6]卷88:韋嗣立傳,1945,或稱“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逾于韋氏”[6]卷102:韋述傳,2157。京兆韋氏顯赫的家族背景,無疑擴大了姻親樂安孫氏家族的社會地位。
(三)與河東裴氏的聯姻
在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的姻親關系中,與河東裴氏聯姻的有第5代族人孫起,繼室娶河東裴氏。從《唐故滑州白馬縣令贈尚書刑部郎中樂安孫府君繼夫人河東縣太君裴氏墓志銘》記載可知,孫起繼室裴氏,于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嫁于孫起,其再從父裴遵慶,唐代宗時官至丞相,父親裴繇之官至茂州剌史[4]2219。第6代族人孫景商、孫公器,娶河東裴氏[4]2321,2378。第7代孫公乂之女嫁于河東裴氏[4]2289。
早在魏晉時期,河東裴氏就已發展成為衣冠望族,進入唐朝,河東裴氏達到鼎盛時代。期間,河東裴氏家族先后有17人為相,出任各州節度使、刺史、觀察使、都督、御史中丞、各部侍郎、各部尚書、中書舍人等各級各類官員者不計其數。其中著名者如裴度,先后于唐德宗貞元年間登進士科和博學宏辭科,而后應考制舉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憲宗元和十年(815),擢升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后,朝廷又詔其為弘文館大學士,并封其為晉國公。他歷官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四朝,出將入相長達20多年,正道直行,事君以忠,被史臣譽為“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6]卷170,3019。
(四)與隴西李氏的聯姻
唐代樂安孫氏與隴西李氏可謂世代聯姻,第4代族人孫造夫人李氏,祖先為隴西成紀人,出身于一個世代為官的仕宦家族,曾祖李元縡為密州長史,祖父李實為懷州司戶參軍,父親李肋為石州方山縣令[7]第3部第1冊,5616。第5代族人孫起,第二夫人為隴西李氏,其祖父李皓為博州司戶,父親李宣為宋州楚丘尉[7]第4部第1冊,9003。第6代族人孫向、孫微仲,夫人皆出自隴西李氏家族[4]2321,2431。第7代族人孫瑝“夫人隴西縣君李氏,丞相李□福之賢女,河東郡君裴夫人所出”[8]1103。第7代族人孫簡,第二夫人為“隴西李氏,諱宗衡,皇濠州刺史實□帝之近屬”[8]1111。在唐代樂安孫氏第7代族人中,另有孫公乂之女嫁于隴西李氏[4]2290。
隴西李氏是中古時期鼎盛于唐朝的世家大族。《新唐書》卷72上《宰相世系表》記載了唐代隴西李氏4房的入仕情況,其中官至各州刺史的成員最多,其他如官至兵部尚書、刑部尚書、各部郎中、殿中侍御史、給事中、侍御史、秘書監、觀察使、各部侍郎、節度使、尚書右丞、尚書左丞、監察御史等官職的成員亦不乏其人,另有李義琰、李揆、李昭德、李道廣、李元紘等10人官至宰相一職。有唐一代,隴西李氏家族累世高官輩出,中級以上官吏的仕宦人數比比皆是。
(五)與河南于氏的聯姻
在唐代樂安孫氏的姻親關系中,與河南于氏聯姻的有第6代族人孫景商,“夫人,河南于氏,穎川縣君、宣歙觀察使敖(于敖)之女”[4]2345;孫景商之子孫備,則娶于敖之子于珪之女。可見,孫景商、孫備父子之妻分別來自于敖、于珪同一個家族的上下兩代。
河南于氏是中古時期的名門望族,其家族興起于南北朝時期的北魏,是以武功起家的官宦家族。入唐以后,河南于氏家族得到了全面發展,“高門垂裕,積德流英。愗功官族,彰乎國史”[9]第5輯,314,家族名人輩出。像于志寧因其“有名于時”,深受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三朝皇帝的禮遇,仕途不斷升遷,唐高宗時先后擢任為光祿大夫、尚書左仆射、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太傅。孫景商岳父于敖,由進士及第,官至御史中丞。于敖4子(于球、于珪、于瓖、于琮)不僅皆取得進士功名,而且其中2子為狀元登科。于琮進士及第后官至宰相,于珪、于瓖,分別為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和大中七年(853)進士甲科第一人,狀元出身[10]卷22,812,819。于瓖官至湖南觀察使、袁州刺史等職,本人才華、節操兼具。
(六)與其他家族的聯姻
唐代樂安孫氏第5代族人孫成次女嫁于許州長葛縣尉鄭鏈。從《唐許州長葛縣尉鄭君(鏈)亡室樂安孫氏墓志銘并序》中的記載可知,鄭鏈出身于世代為官的高門大族,其家族自周至后魏,就已經發展成一個豪富權貴之家,至唐代,鄭氏家族中的“紱冕人物”尤為興盛,已成為“海內之華族”。僅就鄭鏈家族而言,鄭鏈祖父鄭暉為蘇州長史,其父鄭溆為深州下博縣令。孫成次女有著良好的禮儀修養、行為規范和詩書圖史才學,據史料記載,孫成次女孫氏5歲時歸于鄭家,“及長,遂端莊自持,勁遵禮法。方明柔婉,備賢婦之體范矣。組馴文繡之事,精能而不怠;詩書圖史之學,耽阮而有得。未嘗以疾聲忤色。”[9]第1輯,242。
唐代樂安孫氏第5代族人孫起原配夫人為趙郡李氏[4]1989。趙郡李氏是崛起于漢代、發展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名門望族,進入唐代,趙郡李氏家族的發展達到輝煌和巔峰狀態。《新唐書》卷72上《宰相世系表》載有趙郡李氏6個房派郡族,在這6房之中,有17人官至宰相一職,各州刺史、中書舍人、監察御史、節度使等中高級以上的官員代不乏人,文人雅士也是層出不窮。
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第6代族人孫公乂家族的聯姻對象皆為世家大族,前述孫公乂有3女分別嫁于范陽盧氏、隴西李氏、河東裴氏。除此之外,孫公乂還有2女分別嫁于長樂馮氏和京兆杜氏家族[4]2290。長樂馮氏是魏晉至唐代時期的著姓望族,文獻史料稱“冀州長樂郡之馮氏,為冀州著姓,自六朝逮唐,綿綿不絕,而子孫遷徙他地者,皆稱長樂”[11]701。唐代的長樂馮氏雖然還稱不上一流的世家大族,但其家族仕宦為官者代不乏人,并且官至刺史、將軍之類的官職甚多。京兆杜氏是唐代一個典型的仕宦家族。唐代集賢殿學士柳芳在其名作《氏族論》中,將京兆杜氏列為關中第一郡姓①,從中亦不難窺見京兆杜氏家族的社會地位和聲望。據《新唐書》卷72上《宰相世系表》載,有唐一代京兆杜氏先后有11人官至宰相,出任刺史、中書舍人、知制誥以及地方郡守等官宦者更是不乏其人。
唐代樂安孫氏第7代族人孫簡,“前夫人沛國武氏,故宰相元衡(武元衡)之女” [8]1111。武元衡出身于官宦家族,曾祖父武載德、祖父武平一,分別官至湖州刺史、考功員外郎,父親武就,官至殿中侍御史。武元衡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進士,登科后歷任監察御史、華原縣令、比部員外郎、左司郎中、御史中丞等職。憲宗元和二年(807),武元衡升任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不僅是唐代政治家,還是著名詩人。他尤善于五言詩,所作詩文深受世人喜愛,被時人議為宦達詩人中的佼佼者,有所謂“議者謂唐世工詩宦達者,唯高適;宦達詩工者,唯元衡”[3]卷242:經籍考,1918之說。
唐代樂安孫氏第7代族人、官至河中少尹的孫正,娶清河崔氏為妻[9]第6輯,193。漢末魏晉以來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清河崔氏家族,在唐代的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期間“英賢間出,卿長相慚,清風激于百代,盛德流于四海”[12]207。如吏部侍郎崔倕有6子,皆在朝堂位居高官,且大部分由進士及第。其中崔邠,進士及第后官至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太常卿;崔郾,登進士科,累遷吏部員外郎、諫議大夫、給事中、翰林侍講學士、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虢州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崔鄯,進士及第,官至左金吾衛大將軍;崔鄲,進士及第后官至宰相。《新唐書》對此感嘆道:“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1]卷163:崔邠傳,5016—5019因此,清河崔氏家族無論是在仕宦還是科舉上都保持了較大的優勢,且許多人政績聲望和文化聲望兼具,家族的政治優勢和文化優勢不墜。
唐代樂安孫氏第3代孫嘉之,娶廣平宋氏為妻,宋氏為蒲州安邑縣令宋斌之孫,滑州司士參軍宋郁之女[2]卷313,3182。唐代樂安孫氏第6代族人孫士桀之妻張氏,為虢州刺史張少師曾孫女、左諫議張珦孫女、江陵節度巡官張玠之女。
三、唐代樂安孫氏家族姻親網絡的分析
(一)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的婚姻關系凸顯出鮮明的時代特點
唐代樂安孫氏家族3到8世的聯姻對象皆為官宦家族,而且大部分是名門望族。范陽盧氏、河東裴氏、京兆韋氏、河南于氏、隴西李氏、長樂馮氏、京兆杜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皆是享有盛名的著姓望族。尤其是從第4代開始,隨著其家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社會聲望的擴大,與名門望族的聯姻日趨普遍,而且有的是累世聯姻。從上文所述的聯姻關系看,樂安孫氏家族與隴西李氏家族之間的聯姻次數最多,第4代的孫造,第5代的孫起,第6代的孫向、孫微仲,第7代的孫瑝、孫簡以及孫公乂之女都與隴西李氏家族結為姻親。其次是河東裴氏家族,有4人與之聯姻。
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的婚姻關系,是與這一時期的門閥婚姻息息相關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文帝命定的九品官人法盛行,“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官有世胄,譜有世官”[2]卷372,3778。由此不僅使門閥士族成為社會的特權階層,而且使他們壟斷了官吏的銓選大權,使“公門有公,卿門有卿”[13]卷92:王沈傳,1590“以貴襲貴,以賤襲賤”[3]卷34:選舉考七,324成為社會現實。隋唐時代,雖然前代盛極一時的門閥制度有所衰落,但“尊世胄而賤孤寒”[3]卷34:選舉考七,324的門閥制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世家大族仍然是主導社會的特權階層。男婚女嫁的婚姻觀念還是注重家世門第的門閥婚姻,所謂“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14]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439。唐代樂安孫氏家族作為世家望族,其家族的婚姻關系凸顯出了鮮明的時代特點,為了維護和擴大其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家族聯姻對象的選擇也體現出對門閥婚姻的重視,注重門第,講究門當戶對。唐代樂安孫氏家族與上述高門大族的聯姻,就清晰地反映出這一婚姻特征。
(二)姻親相助是維系和提高聯姻家族政治勢力與社會地位的條件和保障
在中國古代社會,婚姻關系絕不僅僅是男女兩性互為夫妻生活上的結合,也不單單是如《禮記·昏義》中所說的“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的傳宗接代。在很大程度上,婚姻關系往往映射出一種政治色彩,是將婚姻作為維系家族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重要考量。當然,像這種帶有政治色彩姻親關系的締結是以顯赫的家世門第為基礎,而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聯姻,通過姻親相助又會成為維系和提高聯姻家族顯赫家世門第以及政治勢力的條件與保障。
唐代樂安孫氏家族以顯赫的家世門第為依托,不斷擴大與世家大族的聯姻網絡。這種主要以名門望族為聯姻對象的婚姻形態,不僅密切了樂安孫氏家族與著姓望族之間的聯系與交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擴大和強化了其家族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影響,為其家族政治勢力的發展和擴充提供了廣泛的社會資源和政治資源。如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的孫讜因得到姻親范陽盧氏族人盧商的幫助、提拔而得以入仕,就是姻親相佐的最好例子和注解。孫讜,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第8代,據其墓志銘記載,孫讜“少以沖澹養素,恬漠自尚,名利之態,膠雔于胸襟間。洎于強仕,悟以緒冕為重,乃奪志以從役。時也,故相國盧公商出鎮梓潼,辟為從事,未及奏秩而罷府還京。盧公入剸劇曹,仍司邦計,復署巡官,奏試太祝。不旬歲,盧公秉執大政,歸于廟算,府君以相幕體例,合得優升,遂除太常寺協律郎”[4]2548。少時淡泊功名的孫讜,到40歲方悟得應以家族仕宦功名的發展為重,于是改變原有“沖澹養素,恬漠自尚”的志向,決心要赴任官事。不久,在“秉執大政”的姻親盧商的關照和提攜下,年過40的孫讜謀得太常寺協律郎一職。在這里,通過姻親相助以維系和提高聯姻家族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的作用得到了凸顯。
(三)姻親對象良好的品行和文化素養,亦成為樂安孫氏家族發展和繁榮的主要因素
在中國古代社會,那些出自名門望族的姻親對象,其家族不僅是仕宦家族,而且是典型的文化家族,家族成員大都表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修養。像孫景商岳父于敖,《新唐書》本傳稱其“修謹,家世用文學進”[1]卷104:于敖傳,4009。于敖祖父于休烈、父親于肅,二人皆以“儒行著聞”[6]卷149:于休烈傳,2723—2724。于休烈本人篤好古代典籍,其詩文也頗有文名,與當時著名詩人萬齊融、包融等“齊名一時”[6]卷149:于休烈傳,2723。于敖之子于琮、于瓖則是學問品行兼具,唐懿宗在《授于琮平章事制》的制書中稱于琮“識洞蓍蔡,文窮典謨,居然國華,蔚為人瑞。自策名筮仕,淑問益高。伏蒲彰正直之名,起草著經綸之績。由是道光獨立,業擅自強”[2]卷83,872。宣宗朝宰相劉鄴則將于瓖與晉代廉吏郄詵、東漢著名文學大家阮瑀相媲美,稱于瓖“自冠甲科,跡參戎幕,已擅郄詵之美,仍彰阮瑀之才。發詞苑之菁華,高標桂影;從士林之節操,憇歇棠陰”[15]卷85,1050。而孫備岳父于珪,慎獨、自律,頗具名節,對此,孫備在為其妻于氏撰寫的墓志銘中稱其岳父于珪“不欺暗室,韜踐名節,其聲自騰逸于士大夫”[9]第1輯,391。河東裴氏家族也是一個典型的文化家族,其族人裴休才學淵博,多才多藝,不僅精通儒學和佛學經典,而且工于詩文、書畫尤其是書法創作,其書法“自成筆法”[6]卷177:裴休傳,3127。而隴西李氏族人多數都在文學創作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就,并且許多人在當時就享有較高的聲譽。像李益,擅長詩歌創作,與當時被譽為“鬼才”詩人的李賀齊名,他創作的詩歌作品,有的被“好事者畫為屏障”,有的為世人廣為傳唱,以至于“天下以為歌詞”[6]卷137:李益傳,2565,而他的一些邊塞七言絕句,不僅可與李白相媲美,甚至還可以與在七言絕句方面頗有建樹的王昌齡爭勝[16]卷10:評彚六,102。唐代京兆韋氏家族作為一個集仕宦和文化于一體的衣冠望族,許多族人在經學、詞學、音律、禮儀、史學等方面表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舊唐書》稱:“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逾于韋氏。其孝友詞學,承慶、嗣立為最;明于音律,則萬石為最;達于禮儀,則叔夏為最;史才博識,以述為最。”[6]卷102:韋述傳,2157豈止《舊唐書》所列舉的上述幾位,在經學、史學、文學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京兆韋氏族人俯拾即是,舉不勝舉。像官至工部侍郎的韋述,“貫穿經史”,愛好廣泛,不僅喜歡譜學和詞學,更喜愛史學,被譽為“雅有良史之才”[6]卷102:韋述傳,2156,2157。再如文宗朝宰相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瞻逸”,其所修《德宗實錄》50卷,“時稱信史”[6]卷159:韋處厚傳,2847。
受家族優秀家學家風的熏染,唐代樂安孫氏家族的姻親對象皆有著良好的品行和文化素養。如孫起繼室裴氏,一生謹守禮儀禮法,出嫁之前,在父家“自髫丱以至于初笄,子之道無違者”;出嫁之后,在夫家“自授室至于未亡,婦之禮無違者”[4]2219。孫嗣初妻韋氏嫁于孫家時,不僅“凡所資裝,靡不贍備”,而且在夫家“事以上敬,撫下以慈,動循儀矩,盡合禮經,和睦溫謙”[4]2376,始終恪守道德規范。孫成之妻盧氏嫁于孫家后,則是“必勤于力而達其敬,事先姑柔聲怡色,先后夙夜。佐府君樂諧陰和,警戒齋栗,推其禮以周于長上,均其愛以浹于幼孺”[4]1944—1945。孫備妻于氏不僅聰慧機敏,“下筆成詩”,而且品行高尚,“謙淑怡邃,仁而嗜施”[9]第1輯,391。其他如“悅懌圖史”[7]第3部第1冊,5616的孫造之妻李氏,“淑哲稱于家”[4]2345的孫景商夫人于氏,都表現出良好的文化素質和品行修養。高素養的姻親對象和姻親家世,對于家族子孫文化修養的提高和通婚之家家學、家風的優化,無疑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無形力量和無形資產。唐代樂安孫氏家族子孫所表現出來的諸如“幼以仁育,長以順傳,于公廉稱,在家孝聞”[4]2504“年甫童丱,能自修整,恭儉禮讓,本于生知”[4]2218“性聰敏而志高上,學該百氏,文擅周雅,仲尼四教而常行之以仁德,修其心以慈順”[4]2431之類的修為與品行,無疑與其姻親對象良好的文化素養密不可分。誠如孫逖在為其父孫嘉之撰寫的墓志銘中所說:孫嘉之夫人廣平宋氏,“淑德賢行,深慈至柔。有子四人,皆著名于詞學;有女六人,俱涉跡于圖史。非獨府君之善訓,亦有夫人之內則焉。”[2]卷313,3182指出其兄妹之所以有著良好的文史修養,不僅僅是父親孫嘉之善于訓導之結果,同時亦與其母親宋氏良好德行之熏染緊密相連。可以說,唐代樂安孫氏家族姻親對象良好的文化素養,也成為樂安孫氏家族發展和繁榮的主要因素。
歸而言之,唐代博州武氏樂安孫氏家族能長久榮盛不衰,與其家族所構筑的姻親網絡亦不無關系。
注釋:
①柳芳在《氏族論》中稱:“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見歐陽修,宋祁.柳沖傳[M]//新唐書:卷199.北京:中華書局,1975: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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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5-29
作者簡介:郭學信(1961-),男,山東招遠人,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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