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普希金曾寫詩為沙皇鎮壓波蘭起義辯護，既然托爾斯泰曾是帝國殖民軍隊的一員，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無可救藥的沙文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既然連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這樣的蘇聯異見者都憎恨烏克蘭的獨立”，那么在戰火中的烏克蘭，俄羅斯文學大可以被全面取消嗎？＂
斌按：以上便是我們所說過的＂問題意識＂，亦即作者是先將此疑問作為他必須追問的一個＂問題＂來予以考察與研究。
說起來這的確是一個蠻大的問題：烏克蘭與俄羅斯首先同為東斯拉夫人，又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光里被迫性地與俄羅斯同屬了一段現已從地圖上消失的＂蘇聯＂，更甭說再早期與沙俄帝國扯不清的糾纏紛爭之關系。因此不僅血緣上，文化與歷史彼此間亦有著互屬性的因緣，但烏克蘭其實又一直是個有著自身獨立文化屬性的民族，而從沙俄，一直到前蘇聯又都妄抹去他們獨立的民族身份。
所以現下獨立的烏克蘭人該如何看待沙俄與前蘇聯時期的這幾大文豪的確成了一嚴峻的政治問題，他們能以超越的國際主義眼光看待他們嗎？
我尚未閱讀正文，但作者的此一命題已然在強烈吸引我。

我承認，有許多打引號嘩眾取寵的藝術家以創新之名其實在沽名釣譽——比如宋莊就蟄伏著一砣砣此類偽藝術家人物，所以他們跪拜二貨川也就順理成章，藝術騙子嘛，但真正的藝術創新又的確時常不被他所在的時代所容。
真正的創新通俗地說就是進步主義的，一如歐美的＂白左＂，他們前衛且先鋒者，故而會受到因循守舊者的謾罵與詛咒，乃至攻擊，而我恰恰認為這是對進步主義藝術家最大的褒獎。
視頻中的各位創新者好像除幸運的畢加索，其多變的創新風格總能迎來一片掌聲與歡呼，其余者則相繼經歷了一段不被承認的灰暗歲月，比如莫奈、杜尚，達達主義藝術家與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最慘的自然是梵高了，其悲劇性的命運令人唏噓。

在學明兄的倡導下，我們仨（學明、志題與我）弄了個短視頻＂文化佛跳墻＂，首開就戰績頗棒，竟然像病毒似的到處播散，主要是意外地撞上了一個正待＂熱門＂的話題。
我們兩袖清風地白手起身，沒有任何＂資本＂。
前幾天，又意外結識了清華的哲學博士后曲經緯，他幫人管理著一文化空間，我們受邀去聊天，又忽發奇想，我們背后有這么多＂哲學系＂的中國頂尖學者，為何不張羅一個能＂走＂入民間的哲學閑談呢？從而打破哲學這座貌似高冷的危墻，讓它回到人間，重染人間煙火氣——當年古希臘哲人不就身在民間嗎，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跟路人聊天，孔丘不也是與弟子們于聊天中有了哲思的冥想嗎？哲學就是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悄然誕生，只是后人賦予了它哲學的高深名號，它本來不過就是出于好奇的冥想與閑聊。
那么，為什么我們不能重返哲學的原始故鄉，且以他們式的聊天方式？
一開始我的想先以兩人談的形式開聊，就我與志同道合的尚杰兄，找上一好話題。尚杰說，最好還是三人行。接著，又有幾個極棒的中年哲學學者表示愿意隨后加入。
沒人談錢，因為我們都心懷理想。但我們又是奔著市場目標去的，想往著向大眾普及哲學，讓哲學回返人間，從而打破學院式的話術、腔調與壟斷，把深奧的哲學變成人間易懂的人生哲學。
三人談，另一人該擔什么角色？顯然舉足輕重，類似至關重要的主持人。找誰？我們沒錢，請不起傳媒界有經驗有名望的人物。
結果奇跡在幾天前意外出現了，令我沒想到，我僅提了一嘴，而且申明沒錢，人家竟然慨然應允。緊接著經緯又告我北京其實有許多現成的，且專為這種活動設計的空間，倘若愿意，他們肯定歡迎我們去。
我們沒錢，我說。
他們不要錢，他們反而歡迎你們，而且空間自帶觀眾，王老師，你不是就喜歡現場感嗎？經緯說。
太好了，我說。
這一切有點太順利了，順利得讓我覺得是否還有＂意外＂？但無論如何這個＂節目＂我們是要做下去了。

笑死我了。我想將哲學三人談之廣告謂詞命名為＂哲學酒吧＂，結果人學明兄語重心長地留言道：酒吧之稱不好。
我聽了有些愣，為啥子不好？
人學明又說了，酒吧低俗，去的人也低俗。
嗯，我干脆糊涂了，去酒吧的人咋整的就低俗了涅？
于是我跟學明兄說，作為帝都最早的一批＂吧蟲＂之我，對酒吧怎么看的，及當年它誕生時作為城市符號的另類、反叛之形象，以及當時的吧蟲們皆是搖滾圈、流行音樂界、電影圈之人,當然更多的還有老外。
學明繼續說，酒吧有陪酒女，很低俗。說他辦企業時常有日本客戶需要接待，有一次總經理告他日本人吃完飯還要有節目，喝酒。他跟著一塊去了八號公館，見有陪酒女，心里大為不快，遂找一借口早早地顛了。
從此我再也不去酒吧了，學明頗有點義憤填膺地說。
我聽著偷樂。哎，學明，你說的不是酒吧好不好，是夜店，酒吧沒陪酒女。我說。
那八號公館是什么？學明問
八號公館沒酒吧，只有夜店。典型的酒吧如三里屯，一般都是個人獨自往，或結伴三五成群，從來沒有陪酒女。
我說。
顯然，學明兄是我們這個操蛋的時代的好男人，身為當時辦企業的大老板，潔身自好，特立獨行，一身正氣，他甚至拒絕與省市領導吃飯，更甭說行賄送禮了，估計在若大之中國也就獨此一家了。
向學明童鞋學習，向學明童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