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裕舜（Brian Wong）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羅德學者

中國的經濟面臨的壓力已經影響其全球貿易伙伴，尤其是歐洲。就中國貿易前景而言，它的“反內卷”能告訴世界什么？

學者黃宗智和杜贊奇首次將“內卷”概念引入中國研究領域時，他們分別用它來解釋家庭農業的主導地位，并描述鄉村政府的稅收實踐——這些實踐反過來刺激了部分地區的過度、極端和低效競爭。

2010年代后期，“內卷”一詞迅速流行于網絡討論，成為就業市場惡性競爭的代名詞。作為一名與眾多優秀中國青年共事的教育工作者，我聽到過不少關于“內卷”是否“有用”的故事。正如著名學者項飚所言，那些對就業前景感到焦慮的大學畢業生，只能從“不斷自我加壓的死循環”視角，來看待自己的就業機會。

四年過去了，“內卷”問題已成為官方討論的焦點。去年12月，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廳常務副主任韓文秀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部分行業“內卷式”競爭問題加劇，產品價格下跌，導致企業經營困難，行業陷入困境。

今年5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羅文誓言將嚴厲打擊外賣企業之間的內卷式競爭。最近幾個月，外賣企業的利潤率大幅下降。事實上，部分科技巨頭8月份公布的業績令人失望，表明采取補救措施刻不容緩。

7月1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直言不諱地批評“低價無序競爭”。企業之間無休止地競相提高產品質量，同時降低利潤率，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最終導致了兩個極其有害的后果。首先，壓力導致價格上漲被嚴重拖延，從而抑制了國內消費，以至于領導層將通貨緊縮視為明顯的風險。其次，資源過度集中在收益遞減日益明顯的行業。

許多觀察中國人士認為，通貨緊縮、收益遞減以及（或許最令人擔憂的）這種完全不可持續的運作方式可能影響私營部門和企業家的信心，是當前圍繞修改《價格法》的各類討論的背后原因。修改后的《價格法》可能對免費贈送之類的燒錢行為做出更嚴格規定，并對違法行為施以更嚴厲的處罰。

如果一家公司選擇降價，同時提供同等（甚至更優質）的產品，所有其他公司都不得不效仿，以免市場份額被競爭對手搶走。只有政府這個聲音響亮、引人注目的執法者才能終結這種低效的惡性循環。

“反內卷”與外交政策有何關系？

純粹從國內經濟和產業角度來看待“反內卷”很容易，但那是錯誤的。事實上，如果希望全面解讀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就必須考慮影響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大外交因素。

中國在先進制造業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和明顯優勢，尤其是在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鋰電池這“新三板”領域，但在某些外國市場引發強烈擔憂。中國制造業巨頭提供的平價耐用產品讓歐盟消費者和家庭獲益匪淺。但是，優質廉價的可再生能源產品大量涌入，激怒了市場上許多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本國龍頭企業和競爭對手。

▲7月7日，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稱，歐盟將重新平衡與中國的經濟關系。

鑒于目前中歐關系緊張的現狀（其根源并非所謂中國制造“產能過?！保钪匾囊蛩厥浅掷m不斷的俄烏戰爭），中國將工業和貿易政策視為少數能尋求雙方妥協的領域之一。事實上，中國在控制生產方面的示好并沒有被忽視。今年7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一次講話中，用非常含蓄的措辭勉強伸出橄欖枝。她承認“中國國內正就過度生產和無序壓價進行嚴肅辯論”，并且中國“（知道）國內挑戰不能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來解決”。

避免激怒歐盟和其他貿易伙伴可能不是中國領導層推行“反內卷”治理的首要考慮，但它無疑為推動外交部和國家發改委釋放更多支持監管的言論和信號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的言論表明，中國要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進程中的負責任國家。事實上，新發布的“全球治理倡議”概念文件表明，中國希望將自己定位為“主權平等”的捍衛者。盡管全球治理倡議仍是一個內容模糊且尚不成熟的概念，但其意圖顯而易見。中國渴望糾正外界對中國的印象，即中國僅是一個強大、令人贊嘆且快速發展的國家。它希望樹立負責任利益攸關方的印象，盡管采取的方式可能與美國前副國務卿鮑勃·佐利克設想的不同。

從這個角度看，對中國低價出口品激增且可能取代本國產品越來越警惕的東盟各國政府，也對這種遠離“內卷”的重新定位表示歡迎。東南亞經濟體與中國供應鏈的聯系日益緊密，但當地制造商仍對自身中長期競爭力感到擔憂，政府也擔心當地人的就業前景，因為中國同行表現卓越，面且它們有大量員工是中國人。

毫無疑問，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也抱有同樣的擔憂，盡管程度較輕，其中包括中國渴望看到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多邊組織（如“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因此，要獲得這些國家的更多支持，就需要證明推動對華貿易不一定意味著加大戰略進口依賴，尤其是在這個充斥著工具主義和不信任的地緣政治時代。中國企業，乃至中國政府，必須更加積極地為外國企業留出發展空間，使其在國內市場占據一席之地。建立合資企業和合作伙伴關系，更加平等地共享技術和人員培訓，或許是這方面最理想的運作方式。

這對于海外批評言論有何啟示？

中國政府并非一直反對使用“產能過剩”一詞。事實上，該詞在國務院2013年10月發布的《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中占據了顯著位置。該文件承諾在“產業升級運動”中大力推行供給側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吨袊請蟆贩Q贊這一運動是政府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強硬舉措”。

▲6月17日，在合肥派河港鐵路物流基地等待出口的汽車。

十年之后，中國媒體稱，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完全站不住腳?？紤]到中國政府為遏制2010年代中后期激增的過剩產能——包括化工、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如鋼鐵）的中端制造——而采取的重大舉措，這種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自從“產能過剩”進入中歐關系（以及中美關系少數領域）的詞典以來，在中國看來，它已成為“抹黑”中國的代名詞，旨在抹黑中國在未來關鍵產業取得的顯著進步。該問題提出的頻率越高，就越不可能就此取得突破和合理的妥協，因為中國官員會將任何讓步視為投降。

另一方面，這一事件也為理解中國政策制定的本質提供了兩個深刻教訓。首先，對于具體的政治經濟政策在內政外交方面的政策依據，人們有著明確的認可和認知。

其次，那些主張中國應該反思本國產業政策（如果中國確實這么做）的人，與其在道德層面用尖銳且不合時宜的言辭闡述“經濟再平衡”的理由，不如呼吁并承認（或許私下）中國政府的利益。事實上，他們應該進一步解釋為什么打擊“內卷”也符合政府的利益。畢竟，說服的目的是啟發而非否認對方的利益。

中國對外國企業家的響應和開放程度，顯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但一定程度上，它會受向相關言辭的影響。

總而言之，如果中國政府解決“內卷”的決定能夠長期堅持下去，那么無論對中國私營企業家還是全世界企業家來說，它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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