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2年5月15日傍晚，東京的夜色還未完全降臨，首相官邸卻迎來了一群不速之客。

一群由海軍青年軍官古賀清志、江上卓等人領頭的武裝分子，光明正大地闖入了犬養毅的官邸。

這些年輕人不過二十多歲，眼神中卻燃燒著狂熱的火焰，他們的背后還有陸軍士官生和右翼團體“愛鄉塾”的農民敢死隊支持。

時任日本首相的犬養毅發現闖入者后，試圖與他們對話，他的聲音低沉而冷靜：“話せば分かる（聽我解釋）。”

然而，回應他的卻是暴徒冷酷的喊聲：“問答無用、撃て！（毋須贅言，下手！）”

槍聲響起，犬養毅的腹部和頭部各中一槍，倒在了血泊之中，送醫后不治身亡。

這一夜，刺殺行動并未止步于首相官邸，暴徒們還向內大臣牧野伸顯的宅邸、警視廳、政友會總部、三菱銀行等地投擲了手榴彈，試圖制造更大的混亂。

他們的計劃甚至包括刺殺正在日本訪問的著名諧星查理·卓別林，幸好卓別林當時正在與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觀看相撲比賽，逃過一劫。

這群政變者的目標明確：通過暴力清除“國賊”，推翻政黨政治，建立一個由軍部主導的法西斯政權。

然而，由于政變規模有限，缺乏具體的建政計劃，刺殺者們在行動后選擇了向憲兵隊自首。

表面上看，政變似乎失敗了，但它的深遠影響卻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如果說五一五事件的刺殺行動令人震驚，那么日本民眾對這一事件的反應則更加令人瞠目結舌。

犬養毅的死訊傳出后，日本社會非但沒有陷入悲痛，反而爆發出一片歡呼聲。

普通民眾將刺殺者視為“英雄”，認為他們清除了“阻礙圣戰”的國賊。

在東京街頭，人們手舞足蹈，宛如過年一般慶祝。

根據日本法務省檔案，刺殺發生后的幾天內，東京地方裁判所收到了超過10萬封請愿書，其中許多是血書，要求立即釋放兇手古賀清志等人。

大阪青年團體愛國勞動黨成員柴田三郎在難波車站前當眾切斷左手小指，連同請愿書寄往法庭，這一極端行為迅速被效仿，斷指請愿成為一種“潮流”。

與此同時，主張嚴懲兇手的法務大臣鈴木喜三郎成為了眾矢之的，他的住宅被憤怒的民眾包圍，玻璃被砸得粉碎，死亡威脅信如雪片般飛來。

鈴木喜三郎在恐懼中被迫辭職，而古賀清志在獄中卻成為了“明星”，每天收到堆積如山的慰問品，包括食物、清酒和鮮花，監獄幾乎被這些禮物塞滿。

獄卒們對古賀清志崇拜得五體投地，甚至有人在監獄外聚集，只為一睹這位“英雄”的風采。

在審判過程中，古賀清志當庭宣稱：“刺殺阻撓圣戰的首相是清除國賊！”

旁聽席上的民眾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而法庭外，數萬日本人集會，高喊釋放兇手的口號。

最終，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法庭對古賀清志等人的判決輕得離譜：刺殺首相的罪行僅被判處4年監禁，判決書中甚至寫道：“被告動機出于憂國，情狀可憫。”

這場審判與其說是對兇手的懲罰，不如說是對他們“愛國行為”的變相肯定。

五一五事件并非孤立的暴力行為，而是日本社會集體瘋狂的縮影。

在犬養毅被刺殺后，日本社會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舉國一致”體制。

所謂“舉國一致”，指的是軍部與民眾的意志徹底合流，任何主張對華克制的聲音都被視為“國賊”，必須被清除。

1936年的二二六事變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年輕軍官再次發動政變，刺殺了內大臣齋藤實、藏相高橋是清等高官，喊出的口號是：

“誅殺蠹賊，徹底解決**問題！”

與五一五事件如出一轍，日本民眾再次以狂熱的支持回應了叛軍。

大阪市民通過報紙捐款熱線迅速籌集巨款，注明用途是“支援清君側義士”；東京小商人團體在兩天內向叛軍運送了2.3噸飯團、味噌和清酒；婦女團體制作了數千個“愛國飯團”，由中學生送到叛軍手中；甚至連吉原的**團體都籌集巨款，宣稱“愿為將士暖榻酬國”。

這些行為背后，是日本民眾對侵華戰爭的狂熱支持。

根據1936年日本內務省的民意調查，76.8%的民眾支持對華全面開戰；陸軍省的另一項調查顯示，93.5%的民眾表示愿意為“圣戰”參戰；更有97%的民眾認為刺殺首相的行為合法，因為這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意志”。

這些數字冷冰冰地揭示了一個事實：日本的侵略并非少數軍國主義者的陰謀，而是整個民族的集體選擇。

這種全民狂熱并非五一五事件獨有，而是貫穿了日本近代史的始終。

02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后，完成了從一個封建社會向資本社會的過渡，不僅擺脫了民族危機，奪回了國家主權，還快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道路。

當時的日本也成為亞洲范圍內，唯一還能保持民族獨立的國家。

盡管當時日本已經擺脫了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但對于普通的日本民眾而言，他們在心理上仍然有很大的恐慌，即再次淪為殖民地的可能。

與此同時，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在日本社會大行其道，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形成了全民共識。

福澤諭吉的理論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在亞洲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主的“東亞大帝國”，這也契合了歷史上日本對中國的想法。

畢竟，日本在歷史上就對中國有野心，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民間有出戲劇相當出名，叫《國姓爺合戰》，描繪的是明朝滅亡以后，國姓爺鄭成功在日本的幫助下，成功恢復了大明江山。

當然實際上這個所謂的“大明江山”已經是一個“和藤內”所代表的日本的江山了。

毫無疑問，福澤諭吉的理論在當時成功迎合了日本民眾，這也令本身就矛盾重重的日本社會成功轉移了目標。

日本的民眾普遍認為，只有占領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將之置于日本的統治之下，日本才能獲得徹底的安全。

甚至于在福澤諭吉所寫的鼓吹侵華的文章中，把日本“文明開化”的近代化與侵略中國聯系起來，公開標榜侵略合理合法。他提出的侵占朝鮮、吞并臺灣、再占領東北三省并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中國京城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和實施方略。

這個侵略構想后來也成為日本全民共識。

1894年甲午海戰期前后，日本國內的狂熱令人難以想象。

從工人到農民，從老人到孩子，日本社會對侵略鄰居，逞武揚威于外域而“個個興高彩烈，人心歡騰”。

大阪的工人團體“報國社”集體賣血籌款，向陸軍省捐獻了1.2萬日元；長野縣農婦山本千代賣掉祖傳田地，捐出400日元用于建造吉野號巡洋艦；**團體成立“婦人愛國會”，將賣身所得全數捐給軍隊，總計8.7萬日元。

日本民眾的捐款總額高達740萬日元，剩余的資金通過認購戰爭國債籌集，最終達到2.3億日元，支撐了整個甲午戰爭的軍費。

在取得甲午戰爭勝利后，日本舉國歡慶，大街小巷的孩子們，三五成群，向“清國留日學生”們挑釁，譏笑謾罵，嘲笑他們是窩囊無能的中國來的人。慶祝游行甚至因為過于擁擠導致231人踩踏致死。

日本民眾的“軍國主義心理”，由此而養成。

這部由天皇、財閥、平民共同打造的戰爭絞肉機，不僅是給中國，而是給整個亞洲，給全世界也帶來深重災難

在這部機器中，每個人都是螺絲釘，嚴絲合縫地咬合在一起，將整個民族的生存意志壓鑄成一把屠刀。

到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以后，日本民眾的狂熱達到了新的高潮。

東京爆發百萬民眾大游行，逼迫政府全面征服中國；平民在4小時內向陸軍省捐贈了2.3萬日元的恤兵金；北平淪陷前十天，軍用機捐款達到299萬日元，甚至99歲的老人石塚松子都參與其中。

東京小學生上街募捐，硬幣裝滿230個竹筒；京都女學生寄送寫有“圣戰已開始，凱歌皆屬我”的慰問袋。

當上海淪陷時，50萬民眾在上野公園集會，護送陣亡軍官的骨灰至靖國神社；南京淪陷后，日本主婦將慶祝勝利的糯米糕塞進孩子的飯盒，舉國上下只有一個目標：殺光、燒光、搶光，將中國變成“大和民族的新牧場”。

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為激勵丈夫出征中國而自殺，遺書稱“以死盡責”，被媒體捧為軍人妻子的典范；士兵東史郎出征前，母親贈送家傳短刀，叮囑他“殺光所有人”。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任何猶豫或反對的聲音都會被視為背叛，政府若敢稍有克制，暴民的子彈就會毫不猶豫地射向首相的胸膛。

日本的島國環境——火山、地震、海嘯、資源匱乏——孕育了這種極端的生存哲學。

明治維新將這種哲學升級為國家戰略，少女賣身南洋換來戰艦鋼板，青年涌入軍營只為吃上一碗白米飯，整個民族的上升階梯浸透了鄰國的血肉。

在日本士兵的眼中，中國人不是人，而是必須鏟除的“雜草”，是必須騰空的生存空間。

這種全民皆兵的瘋狂，讓日本成為了一個將獸性鍛造成國家意志的戰爭文明。

03

犬養毅的死，在這種情況下，也就說得過去了。

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表面上似乎迎來了“大正民主”的短暫繁榮，但實際上，社會的裂痕正在不斷擴大。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日本短暫成為“世界列強”之一，出口業一度蓬勃發展，然而好景不長。

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摧毀了東京和橫濱的大片區域，經濟遭受重創；1927年的金融危機讓無數企業破產；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更是雪上加霜。

普通日本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失業率飆升，物價飛漲，農民和工人階層的生活變得異常艱難。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顯得軟弱無力，民眾的不滿情緒如干柴般堆積，只待一根火柴點燃。

軍部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們以“拯救日本”為口號，煽動基層官兵和普通民眾的不滿情緒，宣稱只有通過對外擴張才能解決日本的困境。

尤其是在中國東北，關東軍通過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三省，并扶植溥儀建立了偽滿洲國，這一系列動作不僅是為了經濟利益，也是為了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

然而，日本政府內部并非鐵板一塊，時任首相犬養毅主張對華克制，試圖通過談判和“和平”手段維護日本在中國的利益，這與軍部的激進政策產生了尖銳矛盾。

犬養毅的謹慎態度，在軍部看來，是對“統帥權”的侵犯，是對日本“國運”的背叛。

而這種矛盾，最終以最極端的方式爆發出來。

犬養毅，這個在日本政壇活躍了半個世紀的老牌政治家，是一個復雜的人物。他出生于1855年，年輕時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甚至為辛亥革命的惠州起義提供過軍火。

他曾兩次來到中國，試圖影響辛亥革命的進程，反對袁世凱上臺，展現出他對東亞局勢的野心和“大亞洲主義”的理念。

然而，這種理念并非出于對中國的尊重，而是希望通過拉攏中國革命力量，建立一個親日的政權，以維護和擴張日本在華利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犬養毅接替若槻禮次郎成為日本首相，他試圖在對華政策上采取“不擴大”方針，主張通過談判而非全面戰爭來解決中日問題。

他派密使萱野長知前往上海，與南京國民政府接觸，試圖在承認中國對東三省“宗主權”的基礎上，聯合建立新政權。

這一策略在今天看來或許有幾分“溫和”，但本質上仍然是為了維護日本的侵略利益，只是方式更加迂回。然而，這種謹慎的策略徹底激怒了軍部，尤其是關東軍和基層的激進軍官。

在他們眼中，犬養毅的“和平”主張是對日本“圣戰”意志的背叛，是對“國賊”的縱容。

軍部的憤怒很快傳導到了基層，年輕的海軍軍官和陸軍士官生們開始密謀采取“直接行動”，要用暴力清除這些“阻礙國家前途”的政客。

五·一五事件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其結果雖然不如后來的“二二六兵變”，但就其引發的深遠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

這也導致了日本在軍國主義發展的道路上，一去不回頭。

當然，與其說是順應民意，不如說是賭國運。

畢竟，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后，已經無數次的賭國運，而且幾乎每一次都賭贏了。

時隔多年后，美軍空軍軍官蒂貝茨，廣島原子彈的投擲者，在1955年接受采訪時毫不后悔：
“我從不后悔投下原子彈，一秒都沒有。”

2005年，他在二戰結束60周年時重申：

“若重來一次，我仍會執行任務，我們結束了戰爭，而非延長屠殺。”

蒂貝茨的理由很簡單：炸死10萬日本人，其中最多只有100人是無辜的。

日本直到戰爭末期仍拒絕投降，叫囂“一億玉碎”，如果不使用原子彈，盟軍登陸日本本土將付出至少一萬人的代價。

硫磺島戰役中，美軍與日軍的傷亡比已接近1:1，若登陸九州，雙方可能多死百萬人。

在蒂貝茨看來，原子彈的選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他每晚都能睡得安穩，因為他相信自己阻止了一場更大的屠殺。

然而，這種“無冤魂”的說法是否真的成立？

在日本的千萬民眾中，確實存在極少數的反戰者，他們或許愛好和平，或許對侵略戰爭心存疑慮。

但問題是，這0.01%的反戰者能代表日本嗎？

99.9%的日本民眾用行動表明了他們的選擇：從甲午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從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變，他們一次次用鮮血、捐款和狂熱支持了侵略戰爭。

原子彈下的10萬人，絕大多數都是這部戰爭機器的螺絲釘，他們的狂熱推動了日本的侵略，也最終將自己送上了毀滅的祭壇。

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少數人的陰謀，而是全體民眾的共同選擇。

從天皇到平民，從財閥到農婦，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為這場侵略戰爭添磚加瓦。

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必須記住：真相從來不溫柔，但它必須被直視。

只有正視真相，我們才能明白，所謂的“中日友好”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用鮮血和犧牲換來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