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說丨中華文化的絕世拯救 《永樂大典》的誕生和傳續

今日之中國，昂首闊步前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上。而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復興通途上必不可少的一次次歷史回眸和靈魂洗禮，更是一項功業千秋的宏大國策。

賡續中華五千年文脈，是古今中國人亙古不變的心愿，更是決策層必然考量與重視的春秋大業。今日決策層對保護和傳承中華文化的苦心孤詣，歷史前人也經歷過。早在明清兩代，《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編撰，便是古代決策層所能想到并實施的保護中華歷史文明之最大化努力舉措。

《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兩部百科全書式的古籍繁卷，中國人可謂耳熟能詳。于筆者而言，此古籍二項中，本人偏愛《永樂大典》。原因有二：

一是《永樂大典》在傳世古籍中最具神秘性，公認的說法是“僅存四百余冊”——當然，這是指嘉靖副本版本，當無疑義。至于正本以及其他副本的下落，顯然已是歷史性懸疑大案。作為一名收藏人，我自然更關注具有“稀缺性”色彩的《永樂大典》。

二是《永樂大典》在明代永樂年間編撰之時，采取的是“歸納性”編纂法，將世間所能搜羅到的源于上古文化的七八千種古籍內容，全部打散重新編撰，編輯價值突出，文庫體系煥然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永樂大典》在歸納編纂的同時，保留了古籍內容的原汁原味，絕不以明代“意識形態”認知為綱，而是抱以充分尊重歷史的原則，不對古籍內容的思想性進行“改造”。可以說，《永樂大典》的文化思想體系，是高度接近中華歷史文化原貌的。

而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固然也堅持儒家正統觀念，但卻認為“菁華已盡，糟粕可棄”，因此凡佛學、戲曲、小說等概不輯錄，對于有違滿清統治“意識形態”認知的言辭一概刪除，在此基礎上進行加工、再創作、打標簽。所以說，《四庫全書》對古籍內容的“改造”，痕跡多多，有諸多偏離中華歷史文化原貌之處。

如是觀之，《四庫全書》的文字體量雖數倍于《永樂大典》，但在我看來，后者的文化價值遠大于前者。倘要探究中華上古歷史的鏡像，還原中華文明的原貌，查閱《永樂大典》是更好的選擇。

而且，明代《大典》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決策層主導實施的超大型文化工程。而清代《全書》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清乾隆帝效仿明成祖朱棣的曠世文化決策而來。

從民國至今，針對《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各種研究學說十分全面，來龍去脈較為清晰。但也因為它們的歷史脈絡和研究信息過于浩繁、散亂，導致普通讀者、大眾對它們缺乏條理性的系統認識，知其名而不知其何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十分普遍。

有鑒于此，本人作為《永樂大典》粉絲，在此以史海拾貝的跳躍性概述方式，對《大典》的誕生與傳續，做一番碎片化梳理，使之歷史脈絡簡明而清晰，以期幫助有興趣的讀者加深對這部曠世奇書的了解。

《永樂大典》的誕生，創造了一種史無前例的大百科全書式的中華文化傳承方法。萬事源于念頭。編撰《大典》的最初設想，是由明代大臣、文學家解縉提出來的。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時，解縉就提出了建議：編撰一部便于檢閱且將歷代中華文化主要內容一起打包的曠世奇書。可惜明朝新立不久，百廢待興，明太祖心有余而力不足，此事作罷。

直到明成祖朱棣執政，時機成熟，已升任內閣首輔大臣的解縉再次上奏修大典，正中朱棣下懷。于是，便有了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永樂大典》編纂大戲。

解縉

主持纂修《永樂大典》的，正是解縉本人。而主要的編纂者，還有姚廣孝、鄭賜、劉季篪、蔣用文、趙同友、陳濟為等人，個個都是文化大家。這也注定了《永樂大典》的學術文化水準，具有天然的歷史高度。

當然了，大典第一版修成，明成祖并不滿意。直到任命姚廣孝為“總編輯”，第二次重修，才形成令朱棣滿意并賜名《永樂大典》的曠世巨著。

《永樂大典》有一條基本的編撰宗旨：“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也就是說，該百科全書要把能搜尋到的任何古書都編撰進去，不論何種領域內容，反正都是中華文化的結晶，不可不繼承。

這就帶來了一個難題：史海文書，浩瀚如云，一股腦兒塞進《永樂大典》，要翻閱的時候，如何才能快速查閱到特定主題的內容？別急，古人雖不興使用偏旁查字法，但明代文人整理出了一套“洪武正韻”編輯法。

《洪武正韻》是明代的官方韻書，還是明太祖朱元璋決策修訂的。宋元時期本有韻書，明初沿用，但朱元璋不滿意，他要新立語韻標準，他認為“韻學起于江左，殊失正音”。

“江左”，指的是古代的江東地區，按古時方位認知，東在左，“江東”與“江左”一回事，蓋指今天的安徽、江西、江蘇、上海、浙江等省的部分地區。朱元璋認為，這些地區的漢語發音不正統；他要求使用“中原雅音”為標準，對韻書進行改造。

于今人而言，有趣的一幕來了。所謂“中原雅音”，原指洛陽周邊的古韻古言。但用今天的標準去看，如今還保留“中原雅音”發音基礎的，除了河南和部分客家地區，就是閩南、潮汕、贛南、臺灣、浙北一帶了。如今都說閩南、潮汕等地說話地瓜腔，但在古代，這種腔調卻更接近“普通話”的基礎音。

不管怎樣，在明代大儒樂韶鳳、宋濂等人的努力下，以“地瓜腔”為標準的洪武正韻制訂完成了，并投入使用，最終成為《永樂大典》的編纂、檢閱基礎標準。

這里說兩句趣談。如今在民間層面，閩粵贛地區對《永樂大典》興趣濃厚者大有人在，甚于其他地方。我設想是不是有這樣一種可能：閩粵贛部分地區的語言發音接近于古代“中原雅音”，這讓當地的文化人士對古漢語文化有一種天然的親和感？

言歸正傳。《永樂大典》前后兩版，動用朝野上下共2196人編寫。但令人稱奇的是，不同的編撰、抄寫者，盡管筆法、筆跡有別，但他們抄錄的篇章，都呈現方正、整潔、粗細相仿的特點，一眼望去，常使現代人誤以為是“印刷體”。

在我看來，這種書法現象是《永樂大典》最具藝術性之處。因為，《大典》全卷本，全部使用明代官場書法體【臺閣體】編撰、書寫。臺閣體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提倡促成的書法風格，用于明朝官場書寫，其特點是字體方正、光潔、烏黑，大小一律，橫平豎直、整整齊齊，寫得像木版印刷體一樣。

所以，今人若有幸看到《永樂大典》存世頁卷，在驚嘆于臺閣體書法的精妙、標準之時，切不可誤以為這是印刷文字。

1408年，《永樂大典》正式修成。全書共22877卷，目錄60卷，成書11095冊。這就是所謂的“永樂正本”。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怕大典有損，明世宗朱厚熜下令重錄了一部，這就是“嘉靖副本”。

從明代到清代，《永樂大典》經歷了歲月的洗禮。中間有過太多的風云際會，火災、毀損、遺失等，個中細節沒有人能說得清。反正到了清初，“永樂正本”已然消失不見，去向不明；而“傳承”至清代皇室的“嘉靖副本”，也僅剩8000冊許。

清代雍正年間，大學者全祖望和李紱等人有幸接觸深藏皇宮的《永樂大典》“嘉靖副本”，忍不住驚呼“宇宙之鴻寶”。常人或許不識《大典》之妙，但全祖望、李紱這種級別的文化大家，卻深知其珍。

二人自發開展輯錄工作，即從《永樂大典》中抄錄世間難得一見或已遺失的古籍內容。這項工作，全祖望、李紱及其團隊只堅持了一年許，抄錄大典或有百余卷，占大典總體量不過九牛一毛。

但全祖望和李紱的努力，成功地引起了朝中高層文官學人的注意，他們紛紛覺得，要想辦法從《永樂大典》中盡可能多地搶救古籍內容，以防大典遺失或毀損后諸多中華文化湮滅于歷史塵埃。

也是巧了，崇尚漢文化的滿族帝王乾隆，通過《永樂大典》深得啟發——他也想搞一部類似的百科全書！不，最好文字體量規模要比大典還浩大，才配得上凡事喜歡多的乾隆之威。（相關鏈接：乾隆寫福字之多）

當乾隆完成組建《四庫全書》編纂班子后，著名學者朱筠向乾隆上奏：“中秘所貯《永樂大典》，裒集至富，但分析篇次，以四聲韻字為部居，割裂破碎，與散佚無異。請旨敕下儒臣，采輯討論，以還舊觀，可得人間未見書數百種。”奏文大意無非是說，《永樂大典》內容珍貴，為防遺失，請《四庫》班子從中輯錄世間所沒有的古籍。

于是，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了大量世間已遺失的古籍。總計385種古籍之內容，被收入《四庫全書》。

不但如此，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館還發起了校勘《永樂大典》工程，調動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39人，對《永樂大典》進行了系統性的校對勘誤。

由此可見，乾隆不因《四庫全書》而廢《永樂大典》，反而不遺余力地保護前朝文庫。作為滿清封建帝王，乾隆對漢語文化、中華文化，抱有較深的敬畏心，足見其文化胸懷還是比較寬廣的。

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館對《永樂大典》的多次輯錄和校勘，對大典的傳世影響，難以估量。筆者估計情形有二：一是輯錄成文和勘誤重抄，相當于留下了大量《永樂大典》副本（嘉靖版）的“副本”（乾隆版）；二是嘉靖版部分《永樂大典》經局部校勘（無需重抄），冊頁上必有校勘痕跡，涂改、劃錯等難免。

以上僅限于對四庫全書館官方的輯錄與校勘“成果”推測，我認為此外還存有另一種可能：這么多的學者、館員經年累月接觸《永樂大典》，不排除還有人私下抄錄甚至調換《永樂大典》，并流出宮廷。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乾隆時期，明代嘉靖版《永樂大典》尚存8000余冊，而當今經公開統計僅“存世”四百余冊，二者數量懸殊、差額巨大，“遺失”部分哪里去了？

以宮廷學人對《永樂大典》的珍視，有意或無意毀損的可能性極小，有關人士私藏的可能性大。加上清代多次輯錄與校勘重抄、私抄，《永樂大典》副本（嘉靖版）的“副本”，不知凡幾。

由上推之，本人的觀點是：關于《永樂大典》存世，姑且不論莫名消失的“永樂正本”，僅嘉靖版副本而言，真正的存世量遠不止四百余冊，公開存世統計數不等于實際存世量；而在嘉靖版副本之外，必有大量副本的“副本”（清代版）存世。甚至，副本的副本的“副本”，也有可能在清末民初已大量形成。有朝一日，它們必將以令人驚喜的方式亮相，驚艷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