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郭然而言，金融研究最迷人的回報，并非預設的結論或公式化的答案，而是探索本身帶來的純粹滿足——“只要沿著自己的好奇心，去尋找并得到一個新的結論，就肯定會有滿足感。”

這份源于少年時代、融合了縝密理性思維與對人類行為濃厚興趣的好奇心，如同一盞不滅的探燈，始終指引著他的學術航向。

本期“教授風采”，讓我們一起走進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高金/SAIF）金融學助理教授郭然的學術故事。

選擇金融的初心

郭然從小就在理科方面顯露天賦，積累了較為縝密的理性思維和邏輯框架。但和熱衷研究公式與定理的理科生不同，他對個人的行為模式更感興趣。

考大學時，他想的是“哪一門學科能把這兩個方面結合得最好？我覺得一定是金融學，它用理性的框架去研究個人行為和市場的參與者，同時再反饋到個人的決策上。”帶著人文與理科相結合的興趣，他踏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的大門。

然而本科階段的學習和他想的并不一樣。“當時的課程設置其實是偏向于銀行學和宏觀金融。”這似乎難以滿足他探索對人的行為模式的渴望，但他并未因此擱置內心的熱愛。

當他讀到一篇關于噪聲交易者風險的經典論文“Noise Trader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s”，對金融學最初的熱忱被重新點燃。

這篇1990年發表于經濟學頂級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論文，憑借“噪音交易者”的創新概念，構建了一個能夠解釋金融市場不完全有效性的理論模型，不僅揭示了噪音交易者在價格形成中的關鍵作用，還為多個金融異常現象提供了解釋。

這讓郭然感覺到，金融研究最迷人之處，在于人們會依據不同預期調整行為模式，而這種行為又會反過來影響他人預期。這種互相影響的策略性模式才是經濟金融領域最富魅力的風景。

帶著這份認知，他在金融學領域持續深耕，最終在2020年獲得了蘭卡斯特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

批判性思維驅動的學術突破

讀博士期間，導師Sudipto Dasgupta教授對郭然的影響最大。他從1993年開始教授金融學，始終以批判性視角審視習以為常的理論范式。

“當所有人都對經典理論深信不疑時，Dasgupta教授仍在追問邏輯漏洞。并且他也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研究能力。”這種治學態度和培養理念也激勵著郭然從博士第一年開始就致力于開拓非常規的研究方向。

當時讓郭然印象比較深的大事件是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2017年特朗普的當選，西方社會政治極化與公民政治意識形態對立加劇。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內部出現一個矛盾現象：CEO與董事會的政治一致性反而越來越高。很多文章都討論了這個現象，卻都沒能提供站得住腳的理論闡釋。

學界對公司治理的討論還聚焦于董事會獨立性，普遍認為獨立董事會能夠強化對CEO的監管效率。但郭然對此有不同的想法：“過度獨立的董事會也可能引發新問題——當業績未達預期時，CEO可能隱瞞負面信息，導致風險累積直至‘暴雷’。”

郭然與合作者想到要考察CEO與獨立董事政治同質性的研究：若CEO與獨立董事的政治意識形態趨同，是否能促進負面信息共享，降低股價崩盤風險？但當時的這個想法最大的挑戰就是怎樣衡量CEO和董事會的友好性？

他與研究團隊創新性地以2000年到2019年間2.6萬余家美國公司為樣本，通過CEO與獨立董事的政治獻金數據構建“政治同質性指標”。

研究結果顯示：政治觀點相似性顯著促進CEO向董事會披露負面信息，這類企業的股價崩盤風險更低，且更易剝離不良資產。

該成果以“Similarity Breeds Trust: Political Homophily and CEO-Board Communication”（相似孕育信任：政治同質性與CEO-董事會溝通）為題進行發表，不僅解釋了企業政治一致性上升的動因，更因契合西方社會極化背景，被美國金融協會年會（AFA）、金融中介研究協會年會（FIRS）、中國金融國際年會（CICF）等國際重要學術會議收錄，引發學界廣泛關注。

另一項研究則顛覆了傳統認知。當業界普遍將薪酬激勵視為CEO管理的核心手段時，郭然與合作者提出質疑：“理想的激勵機制應聚焦CEO個人努力，而非外部環境紅利。但相對性薪酬設計是否會誘使CEO過度參與不必要的市場競爭，損害股東利益？”

為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們想到了以美國航空業為研究場景——寡頭壟斷格局下，幾家巨頭運營標準化產品，CEO決策對市場競爭格局影響可控。

在“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相對績效評估與戰略競爭）這篇文章中，他與合作者通過搭建動態模型得到證實結果：相對績效評估（RPE）雖能激勵企業積極競爭，卻會放大成本效率差異，削弱低效企業競爭力。

這一發現也為董事會設計高管激勵機制提供了全新理論依據，并入選了歐洲金融協會年會（EFA）和CICF等重要國際學術會議。

一路走來，批判性思維推動他不斷深化學術探索。同時，他覺得金融學的研究過程就像園藝勞作，既需要迸發創造性靈感，又要有培育植物般的耐心與堅守，更離不開日復一日的持續投入與悉心耕耘。

教學方法不止步于“公式化”

2019年起，郭然先后在斯德哥爾摩商學院和鹿特丹管理學院任教。這段經歷讓他體會到不同文化與教育體系的差異。

“瑞典模式是公共服務與精英私立并存，通過選拔機制實現學生分流，這種分層體系使不同學校里的學生的背景與需求呈現差異化。荷蘭教育則是另一種圖景：教育資源相對比較平均，在本科教育普及化的同時，同一機構內學生的教育需求和職業目標就會參差不齊。”他觀察到，瑞典學生因就業壓力較小，對知識本身的探索欲更為純粹；荷蘭學生則更傾向將教育與職業發展緊密掛鉤。

基于這樣的觀察，面對多元背景的學生群體，郭然在教學中特別強調“去公式化”。每次課前，他都會主動了解學生的知識儲備與興趣點。“他們掌握了什么？真正想學什么？”以此來調整教學方法。

對于以知識學習為核心訴求的學生，他會盡可能拓展內容的廣度與深度，充分滿足他們的求知欲；而針對以求職為目標的學生，他則著重夯實其基礎知識體系，確保內容的完整性與準確性，為他們的職業發展筑牢根基。

在歐洲多年，郭然的研究也始終關注著中國的金融體系。他注意到，中國的金融發展從不孤立，而是緊密服務于實體經濟，其豐富的投資實踐與市場發展案例蘊含著深層研究的價值。

為深入中國金融研究，他一直等待回國契機。2025年，郭然選擇加入高金。

“我希望進入中國金融研究的最前沿陣地，高金是當之無愧的首選，它能夠最大程度鼓勵獨立和原創性的學術研究。”

加入高金后，郭然將繼續深耕微觀金融、金融市場與個人行為的互動研究，包括他正在進行中的董事會“忙碌”是否損害股東價值、金融約束與行業競爭的溢出效應等課題。

在高金這片沃土上，他將把對教學的熱忱與對中國金融的深刻洞察，轉化為更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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