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丘中郎將”及“摸金校尉”兩詞最早見于陳琳為袁紹檄豫州一文：“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fā)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圣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fā)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然而歷代史家對于曹操是否設置過這兩種官職的看法卻是莫衷一是。劉勰《文心雕龍·檄移》說“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yǎng)，章密太甚，發(fā)丘摸金，誣過其虐。”呂思勉對于此事曾言“其詆魏武或誣，然謂魏武軍中無是事，固不可也。”因此，對于曹操是否設立過發(fā)、摸二職還需進行一番探究。

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各率軍進行官渡之戰(zhàn)，袁紹為了拉攏劉備和冀州官民共討曹操，特命陳琳作檄文。檄文，是古代一種軍事性的文書，在征伐時起到聲討作用，具有“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的特點。雖然檄文為了強調自身的正義性，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但是它還要有一定真實性和說服力才能使大家信服。故當時廣為流傳的《陳琳為袁紹檄豫州》一文在內容上具有相當程度的真實性。

檄文中所述曹操設立發(fā)、摸二職雖然在其他史料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檄文中所記曹操的其他事跡則多有史料可與之印證。《檄豫州》載“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眥，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匿，不顧憲章。”關于此事《后漢書》載“時袁術僭亂，操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檄豫州》中又有九江太守邊讓因正義直言被曹操殺害的表達，此事在《后漢書》和《三國志》等典籍中均有記載。可見，對于曹操誣罪楊彪、族殺邊讓之事，《檄豫州》所述基本屬實，并無誣陷曹操之意。因此可以得出《檄豫州》內容大體真實，故曹操設發(fā)、摸二職之事蓋為不誣之詞。

而陳琳本人性情耿直，曾直言進諫。他作《檄豫州》一文時雖為曹操敵對一方，內容應當可信。《六臣注文選》載“后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fā)。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可見曹操在質問陳琳之時，僅僅質問陳琳為何要惡其父祖，而對于檄文之中提到的曹操挖掘梁王墓，設發(fā)、摸二職之事卻只字未提。陳琳謝罪的回答也只是強調自己之所以著此文章是形勢所迫。并未提到自己有誣陷不實之舉。從這一問一答的對話當中，似乎可以看見曹操對于盜墓發(fā)陵及設發(fā)、摸二職之事的默認的態(tài)度。

秦漢之時厚葬之風氣頗盛，帝王諸侯官僚的墓葬隨葬品也極為豐富，由此引發(fā)了東漢末年動蕩之時猖盛的盜墓風氣。《晉書》載索綝之言“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可知漢朝帝王陵寢里的寶物數(shù)量十分龐大。

從考古發(fā)掘情況來看，河北滿城漢墓共出土隨葬品兩千八百多件，其中包括“金縷玉衣”等大量制作工藝水平極高的器物。陪葬品之豐富、墓葬之豪華可見一斑。盜墓和厚葬又可謂一對孿生兄弟，總是相伴相隨。《史記·貨殖列傳》載中山之人“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可見當時盜墓之風已成地方習俗。盜墓行為的最基本的動機，由自劫奪財產(chǎn)的出發(fā)點，即“物利”的追求。這些都為曹操之盜墓行為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發(fā)生環(huán)境。

東漢末期時局動亂，混戰(zhàn)不已。皇家官僚墓葬之中的大量珍寶錢幣，對各方割據(jù)勢力產(chǎn)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墓葬之中的大量財寶成了軍隊供養(yǎng)的重要來源，隨之而來盜墓掘冢之行為也就愈演愈烈。可謂“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fā)掘。”《三國志》載董卓“焚燒洛陽宮室，悉發(fā)掘陵墓，取寶物。”及“吳人發(fā)長沙王吳芮冢，以其磚於臨湘為孫堅立廟。”《后漢書》中載“呂布發(fā)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可見東漢末年盜墓現(xiàn)象頻發(fā)。

而曹操作為當時一大割據(jù)勢力，也確實有過盜墓的行為。《太平御覽》記載“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磐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碧石滿瑩”。故曹操手下應有一批盜墓人員之存在。曹操為了獲取更多的墓葬財寶重視盜墓人員，并給盜墓人員設定如發(fā)丘中郎將及摸金校尉的官職也就不足為奇。

另外，曹操生前兩次頒布詔令強調節(jié)葬的問題，《三國志》載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guī)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及二十六年遺令曰“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曹操臨終遺令僅談到節(jié)葬之問題，一方面可以看到曹操重視節(jié)儉節(jié)葬，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測正是因為曹操早年也參與了挖掘陵寢的行為，深感動亂年代厚葬的結局無非是遭他人盜掘，使人死后也不得安生。因此才特別強調死后要節(jié)葬，不樹不封。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曹操有極大的可能性設立發(fā)丘中郎將及摸金校尉二官職。而據(jù)《三國志》載曹操“冬十二月，始起兵與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中平六年為公元189年。而陳琳《檄豫州》之文著于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據(jù)此可以推出，發(fā)、摸二職的設立時間為公元189年到公元200年之間。

古有曹操盜梁王墓之惡行，今有孫殿英發(fā)慈禧陵之劣跡。盜墓行為不僅從道德倫理上為千夫所指，而且會對正常的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帶來消極影響，更會導致大量珍貴文物和流失和破壞。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對于盜墓現(xiàn)象進行了嚴厲的打擊，盜墓現(xiàn)象有所收斂。我們研究盜墓行為的目的正是在于抵制和嚴打盜墓行為，保障正常考古研究，保護我國珍貴的文物資源。（節(jié)選自《才智》，2016年第2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