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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專注收藏三十多年，匾額收藏始終是一大項。我之所以喜歡中華傳統歷史匾額，其中一大因由，是看重匾額的歷史文化承載功能。

在我的匾額藏品中，清代福建封疆大吏（總督、巡撫等）的題詞匾存量可觀，幾乎涵蓋了清代的絕大部分閩省大吏，若把全省學政、布政使等題詞匾一并計入，總數幾百片是少不了的。

以上閩省大吏題詞匾，用今天的官職等級為參照的話，每個題匾人都相當于省部級及以上官員或中央巡視員，如前述級別最低的布政使，也相當于今天的省級官員。也就是說，我收藏的清代福建封疆大吏匾額（其他省份封疆大吏匾也為數不少），堪稱清代閩省近乎完整的省級政治檔案！

以上是感慨之言。為了切題，此處隨手出示一片福建封疆大吏題詞匾，供有興趣的讀者觀摩。這里一并記錄下我的觀匾心得。

此匾【品行可風】題寫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時任閩浙總督兼代理巡撫鐘音、福建布政使錢琦、提督學院（即提督學政）沈初，以及泉州府、安溪縣兩級地方官員，多人署名聯合題寫。

前述題匾人中，布政使錢琦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任巡臺御史，詳見《臺灣觀察 || 清朝中央巡視員——巡臺那些事兒》一文，此處不述。

本文著重說一說落款為“兵部尚書 閩浙總督 署理巡撫印務”的第一題匾人鐘音。

在我的家鄉福建武平縣，鐘姓是第一大姓，古有“鐘半縣”的說法。因此很多人看到上匾落款時，大發好奇心：這位乾隆年間的鐘姓閩浙總督是誰？

實際上這是個天大的誤會。閩浙總督鐘音原并不姓鐘，他是滿洲鑲藍旗人，姓氏為覺羅禪。這也難怪，在清代早中期能位居封疆大吏高位的，漢人可謂鳳毛麟角，總體以滿人居多。

為什么鐘音在匾額落款中，省略姓氏，落筆為“鐘”呢？這并不奇怪，滿清統治者向來主張滿漢文化融合，所以很多滿洲籍高官在行文落款中都不寫原來的姓氏。就像今天的一線巨星吳京，作為滿族子弟，并不以原姓氏示人。

鐘音的封疆大吏生涯（巡撫以上），其中近一半是在福建度過的。從乾隆十九年（1754）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鐘音當了四年的福建巡撫；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鐘音做了六年的閩浙總督兼福建巡撫。不消說，鐘音對清代福建的影響十分深遠。

鐘音之所以能在清代福建政壇長期屹立不倒，跟乾隆對他的器重和支持是分不開的。鐘音的五世祖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心腹大將，為后金五大臣之一。這種君臣關系傳續到乾隆年間，鐘音自然是乾隆很倚重的封疆大吏。

眾所周知，乾隆皇帝喜歡寫詩，一生作詩兩萬多首，但膾炙人口的詩作幾乎難尋。令人想不到的是，鐘音在做閩浙總督期間，有一次進京述職后，乾隆竟然親自賦詩為他送行返回福建，足見乾隆對鐘音的器重。

該詩題為《賜閩浙總督鐘音之任》：“海江保障寄儀刑，弗動色聲措輯寧。述職咨詢近前席，歸轅荏苒別明廷。兩疆所部連康歲，一路應知是福星。勖爾莫渝終始志，昭昭原不若惺惺。”

乾隆的詩作大多遣詞晦澀、拗口，這里就不一一解析了。前詩主要表達了乾隆對鐘音寄予厚望，其中“一路應知是福星”，此句倒十分應景鐘音赴任福建封疆大吏。有福之省、有福之州，福建福州歡迎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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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音前后作為福建巡撫、閩浙總督，分別在福建執政了四年、六年，總計十年光陰，無疑在福建做了很多大事。這里就不一一陳述了。期間鐘音最重視的軍政事務，是涉琉球（今日本沖繩）和臺灣事務。這或許正是他深受乾隆器重的政治密碼。

乾隆二十一年（1756），鐘音在任福建巡撫。

這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講全魁為正使、翰林院侍講周煌為副使，率領清朝使團赴琉球國，冊封新的琉球國王。使團后勤人員包括領隊、兵丁、水手、工匠、廚師等，總計四百余人，分坐兩條大船，浩浩蕩蕩地從福州海面出發，護送正副使奔赴琉球。

清代福建是清政府管理琉球國往來朝貢的樞紐，赴琉球使團，除了在外事政治上對乾隆皇帝負責，其往來事務則受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管轄。

因此，福建巡撫鐘音對使團的安全往返和使命完成負有管理和考核責任。他雖身處福州大后方，但無時無刻不在牽掛使團的情況。

不幸的是，冊封琉球國王使團的頭船，在即將抵達琉球島時遭遇臺風觸礁，船上全員只好棄船登上一個小島，正、副使全魁和周煌亦在其中。好在琉球國派來接應船，把他們全部接到了琉球國。

本著撫恤的精神，琉球國對遭遇船難的清朝使團后勤團隊全員，發放了一定額度的慰問金，平均每人三十六兩七錢銀子。但在后勤領隊陳國棟的唆使下，使團后勤全員不滿意琉球國的慰問力度，要求他們加錢。后勤團隊以全員罷工的形式，軟硬兼施，逼迫正、副使全魁和周煌向琉球國王提出追加恤賞金。全魁和周煌出于維護清廷的尊嚴考慮，始終沒有答應后勤組的無理要求。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瞞是瞞不住的，琉球國上下都知道了這件事。為了息事寧人，也為了保證琉球國新國王冊封儀式順利完成，在清朝使團后勤組三番五次取鬧下，琉球國主動追加了恤賞金二萬兩銀子，每個使團的成員都分到了超一百兩。此外，后來延遲趕到的另一條使船全員，也照此標準領到了一筆巨額恤賞金。

事已至此，清朝使團在琉球國丟盡了臉面，向來以禮儀之邦示人的清廷，被一群唯利是圖的烏合之眾傷到了國格。更要命的是，使團完成冊封使命，返回福州后，正、副使全魁和周煌為了掩飾自己對使團的管束無力，決定隱瞞恤賞金事件，他們以沉默的態度回到了北京。

這件事若就此石沉大海，清廷在琉球國人心目中的威望，必然大打折扣。琉球國王思來想去，最后還是以一紙訴狀向清廷的琉球事務管理機關——福建巡撫衙門，稟告了此事。

福建巡撫鐘音得知此事后，在閩浙總督的默許下，憑著自己是乾隆皇帝心腹大吏的底氣，毫不猶豫地向乾隆報告了恤賞金事件，并強烈建議嚴懲出使琉球使團，以維護清廷的尊嚴。

恤賞金事件曝光后，最終的處罰結果十分血腥，使團成員多人被斬首處決，細節不表。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封建朝廷的嚴酷無情令人咋舌；但從外交角度看，此舉無疑挽救了歷史上中琉兩國情真意切的宗藩關系。福建巡撫鐘音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具備大歷史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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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事務關系到清廷的威望和國格，因此歷任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無不小心翼翼地處理涉琉球事務，事無巨細必向朝廷中央匯報，自在情理之中——畢竟外交無小事。

但令人吃驚的是，在清代大部分時期，閩浙總督和福建巡撫等，對臺灣事務的處理也是謹慎有加、如履薄冰，這是為什么呢？清代臺灣只是隸屬于福建的一個府（同現代地級市概念）呀，涉臺大事小事也要悉數匯報嗎？

清代兩岸關系檔案《臺案匯錄乙集》，記錄了鐘音自乾隆三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任閩浙總督期間，就臺灣事務向乾隆皇帝奏報請示的種種內容。如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鐘音奏報請示調遣泉州城守營參將潘御龍任臺灣南路營參將；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鐘音奏報請示調遣金門鎮標左營守備魏大斌任臺灣水師右營守備；乾隆四十年七月三十日，鐘音奏報請示調遣福建水師提標中營守備楊起麟任福建臺灣水師中營守備；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可見，閩浙總督鐘音對臺灣軍中職務的任命，無論軍職高低，統統向乾隆皇帝匯報請示。值得注意的是，鐘音在奏報文書中一律加上這么一句“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這就說明了一件事：鐘音深知臺灣軍政事務的敏感性，即便是軍中基層人事變動，他也要把細節一一稟報讓乾隆皇帝知曉。這是因為，臺灣島孤懸于海外，需加十二萬分小心監護，以維護國家統一。這種家國思維，于今而言，確是一脈相承的。

綜上所述，作為乾隆時期的一位重要福建封疆大吏，閩浙總督兼福建巡撫鐘音，在政治上是有著高屋建瓴意識的，無論是對外交（琉球事務）還是內政（臺灣事務），他都有著足夠的敏感性，并持謹慎作風處理之。此等格局，放在今天，也不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