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宏杰：全國教育科學規劃事業的開拓與奠基(1978—1985年)

教育科學研究是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教育科學研究進行規劃引導是黨領導教育科學工作的重要手段。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教育科學規劃工作，1956年制定了包括教育科學規劃在內的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提出了教育科學發展的遠景目標和任務。然而由于“左”的錯誤發展和政治運動的干擾，規劃未能得到貫徹，“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所確定的絕大部分研究任務都束之高閣”。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教育科學規劃工作隨之重新啟動。教育科學規劃的制訂與實施，有力推動了教育科研事業的發展，為我國教育事業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改革開放初期的教育科學規劃工作是當代中國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頁。那么，這一時期教育科學規劃制訂的緣起和過程是怎樣的，規劃的具體內容與實施情況如何，相關工作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又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對于這些，目前學界尚缺乏較為系統的探討。本文基于相關文獻，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討論。

一、舉行教育科學規劃座談會

教育科學是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初期的教育科學規劃工作，是伴隨著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與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制訂工作基本同步進行的。

早在改革開放前夕，1978年1月11日，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就召開制訂科研計劃和規劃動員會。院長胡喬木在講話中詳細闡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三年計劃和八年設想，包括要設立的研究機構，要建立、恢復和充實的學科，應該研究的重要課題和需要編著的基礎性著作、工具書，以及科研隊伍建設和后備隊伍培養等，還要求各研究所要把三年計劃和八年規劃與全國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規劃工作配合起來，在本年內盡快舉行全國性的分學科規劃會議，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制訂工作做準備。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在會上強調，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應該是全面的、長期的，“一方面應該對各個門類的哲學、各個門類的經濟學，以及政治學、法學、軍事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理論、教育學、宗教學、道德學、語言學、民族學等都有所規劃；另一方面應該對要研究的課題，寫出的著作，編纂的工具書（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百科全書）以及建立研究機構和圖書資料中心，培養人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技術的現代化以及后勤工作等都要有所規劃”。此次規劃動員會召開之后，各個學科的規劃會議相繼召開。

1978年2月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劃辦公室先后四次在北京召開教育科學規劃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籌備處、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北京教育學院籌備組、北京景山學校等中小學、《人民教育》編輯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代表和在京部分教育科學工作者的代表。根據座談會上提出的意見，整理形成《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稿）（1978—1985）》（以下簡稱《草稿》），并征求部分師范院校意見，對《草稿》進行了修改。

《草稿》主要分為五個部分。《草稿》在闡述加強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提出教育科學研究的任務和要求后，列出了教育科學研究的主要門類和重點項目，包括教育理論、兒童心理和教育心理、幼兒教育、教材教法、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現代化教育手段、學校體育和衛生、教育史、外國教育9個門類，每一門類下列出重點研究項目、主要著作、教科書及相關資料。

《草稿》在“研究機構和學會”部分提出重建教育科學研究所，爭取在5年內建立以教育科學院為中心的門類齊全、布局合理、專業研究機構和群眾性學會相結合的教育科學研究體系。教育科學院“是我國教育科學研究的中心，它還擔負協調全國教育科學研究規劃的任務”，其下設教育理論、教育心理、幼兒教育、教材教法、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教育工具、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史、外國教育、農村教育10個研究所，另設教育書刊編輯部、教育圖書館和教育書刊出版社。教育科學院由教育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領導，科研業務主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指導。同時，各地區、各部門、各高等院校可設立相應的教育研究機構，并迅速成立教育學會，吸收專業和業余的教育科學研究人員與教育工作者。《草稿》對教育科研隊伍建設提出了相應措施，并對規劃實施提出若干具體建議，最后附“各門類一般研究項目和一般著作一覽表”。可以說，《草稿》為教育科學研究的八年規劃搭建起了一個基本框架。

在教育科學規劃綱要制訂的同時，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重建工作也在進行。1977年7月，董純才（“文化大革命”前曾任教育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兼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時任教育部顧問）向教育部核心領導小組提出恢復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1978年6月，教育部辦公會議原則上通過了董純才提交的《關于建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請示報告（草稿）》，并決定成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籌備處辦公室，由董純才負責。

1978年7月，國務院批示同意重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董純才任所長。同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劃辦公室梅益向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臨時辦公會議成員王鐵轉達了胡喬木的指示：“要幫助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把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工作搞好，教育科學是一個大門類，很重要。”隨后，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批準，成立由董純才負責的教育科學規劃小組，小組成員有陳道、李正文、戴伯韜、陳元暉、劉佛年、肖巖，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1972年1月—1980年8月的名稱）等單位。小組下設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負責具體工作，人員從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和幾個師范院校抽調組成，由王鐵負責。

至此，原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劃辦公室主持的教育科學規劃工作，便交給教育科學規劃小組及辦公室來承擔。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的召開也提上日程。

二、組織六大區二十個省市自治區調研

1978年9月11日至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預備會。胡喬木在講話中對社會科學的重要作用作了深入闡述，提出了十項社會科學規劃應該達到的目標。這實際上為各門學科發展規劃的制訂提供了指導原則和方法。會議明確了制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指導思想，以及規劃中的重大項目和主要措施，還討論了《哲學社會科學八年（1978—1985）發展規劃的初步設想》。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揚講話強調：“我們的科學文化事業能否發展和繁榮起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執行得如何。”于光遠在會議總結中要求會后要根據會議精神，繼續制訂或修訂各學科、各地方、各高等院校的發展規劃，同時要盡快建立研究機構、學會、研究會，開展各種學術活動、創辦學術刊物，以活躍學術空氣。

在預備會之后，教育科學規劃的制訂工作加速進行。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籌備工作辦公室根據會議精神，兩次舉行座談會征求意見，形成了《關于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1978—1985）（草稿）的補充意見》（以下簡稱《補充意見》）。《補充意見》對《草稿》內容進行了充實，對結構也提出了修改建議。同年11月16日至17日，教育科學規劃小組在教育部召開第一次會議。董純才在總結中提出，對于《草稿》和《補充意見》，要開展調查研究后再作修改，調查研究要深入各級各類學校的第一線，以師范院校為重點，他還提出各單位要初步確定自身承擔的科研項目。

從1978年11月底至1979年1月中旬，教育科學規劃小組派出5個調查組，分赴華東、中南、西南、西北、東北、華北六區二十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進行調研。調查組攜帶《草稿》和《補充意見》，一方面征求修改意見、協商承擔的研究任務，另一方面了解各地的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情況，實際上對全國教育科研狀況作了一次全面的摸底。

調查組在所到之處，與各級教育干部、教育科學研究人員、教學人員和廣大一線的教師進行了廣泛交流。例如，東北調查組于1978年11月30日抵達長春，在8天內召開了8次座談會，與吉林師范大學（1980年改組為東北師范大學）、吉林省教育學院、吉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以及吉林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籌備工作負責人、出席省重點學校領導干部會議的部分同志進行了交流。12月1日至6日，華東調查組在南京與當地部分中小學校、師范院校、教研單位的相關人員座談，還開展了個別訪談。華北調查組于12月7日至15日參加了在保定召開的中國心理學會第二屆年會，征求意見并落實了全國教育科學規劃中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部分項目的承擔單位，并對參加年會的40多所高等師范院校的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的科研隊伍狀況作了初步調查。華北調查組還于12月中下旬分別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北京師范學院教育學教研室、河北師范大學教育系召開座談會，聽取有關人員對規劃稿的意見。

從調查所了解到的情況看，各地反響熱烈。在南京，有的同志認為“教育科學的春天已經到來”。南京師范學院老教授羅炳之說，愿意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當一名空城計里打掃街道的老軍”。大家都迫切希望把教育科學研究搞起來，勇于承擔研究任務。但是，各地教育科研機構還處于剛剛恢復或新建的階段，相當一部分師范院校和教育學院的教育系、教育研究室還處于恢復期。而且，教育科研人員流失嚴重，“教師數量少，年紀大，后繼無人，急需培養和充實”，而科研人員歸隊政策尚難落實，有受訪者發出了“調回一人真比登天還難”的感慨。總體而言，各地的教育科研力量非常薄弱，研究工作尚未開展，這些情況不能不被納入規劃制訂的考慮之中。

在《草稿》和《補充意見》的修改和落實上，調查組也收到了很多建議，這些建議集中體現為規劃要突出重點，抓關鍵，抓難點，抓重大理論問題、規律問題。例如，如何對毛澤東教育思想進行完整準確的闡述？教育的本質是什么？教育是不是上層建筑？教育與生產力的關系是什么？教育與生產勞動究竟怎樣結合？還有一些學校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如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問題、道德教育的規律等也應被列為重點研究項目。調查還顯示，編寫教育學科的教材被視作迫在眉睫的任務，教材問題得不到解決，就騰不出手來搞科研。關于教育實驗，受訪者普遍認為教育科學研究的重大發展必須建立在教育實驗的基礎上，要設置實驗基地。此外，還要求成立專業與非專業相結合的科研隊伍，要組建領導系統明確的全國教育科學研究網絡，等等。

針對調查中所反映的對民族教育重視不夠的問題，在1979年年初，調查組還赴蘭州西北民族學院、咸陽西藏民族學院、成都西南民族學院、昆明云南民族學院進行了專門調研。根據教育規劃小組安排，調查組給未走訪的9個省、自治區也發出通知并寄去規劃文件，征求相關人員的意見。在此基礎上，1979年1月，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精神，教育科學規劃小組辦公室對規劃稿作了進一步修改，提交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審議。

三、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

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教育界專家學者、優秀教師、學校領導干部，以及教育行政部門的負責人等，共計269人。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在開幕詞中說：“從教育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盛會在我國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它是我國教育科學發展史上的新篇章，是一大喜事。特別是，我們這次會是在全黨工作重心轉移的時候召開的，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標志著教育科學研究的春天光臨九州大地了！”

會議的主要任務有四項：學習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精神，進行教育科學學術交流；審議《全國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案）》；商定承擔全國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研究項目的單位和個人；討論籌備成立中國教育學會的相關事宜。會議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教育部黨組成員張健分別作了《關于教育科學體系問題》《教育科學必須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服務》的講話。教育部部長蔣南翔會見了大會主席團全體成員，并出席了閉幕式。

在大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元暉、人民教育出版社戴伯韜、教育部李正文分別以《發展教育科學的政策問題》《教育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解放思想問題》為題作了專題發言。大會秘書長王鐵對全國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發展綱要的編制情況作了說明。

在學術交流環節，代表們進行了專題和分學科的學術討論。教育理論組對教育與生產力的關系、蘇聯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外國教育組對外國教育研究的方針、基本任務、方法、途徑和布局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在教育心理專業的討論中，北京師范大學彭飛對1958年批判心理學的問題作了介紹，朱智賢以《兒童心理學與提高教學質量問題》為題作了發言。在教育史問題的討論中，代表們一致認為要在更廣泛的基礎上研究教育史，擴大教育史的研究范圍，大力搜集、整理、總結老解放區的教育資料，對過去的教育家的研究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開展，還要重新評價孔子、陶行知、杜威、凱洛夫等重要的教育家。此外，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對學前教育，民族教育，以及基礎教育中的中小學校分班、片面追求升學率、中學教育結構改革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

教育部副部長張承先在會議總結中指出，這次會議是我國教育科學界的一次盛況空前的大會，標志著教育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為在全國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礎。受教育部黨組委托，他鄭重宣布為過去對心理學的批判和所謂“母愛教育”問題批判徹底平反。

1979年4月12日，經與會代表討論醞釀，中國教育學會正式成立。名譽會長楊秀峰、成仿吾、陳鶴琴，董純才任會長。張健、戴伯韜、劉佛年等8人任副會長，陳元暉、顧明遠、斯霞等39人為常務理事，毛禮銳等65人任理事。

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不久舉行，人們認為“這是一次向教育科學進軍的動員大會”。在中國教育科學發展史上，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

四、《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案）（1978—1985）》的主要內容排

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的主要成果是審議通過了《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案）（1978—1985）》（以下簡稱《教育科學規劃》）這個八年規劃，為教育科學研究的恢復與發展勾畫了藍圖。

《教育科學規劃》明確提出，我國的教育科學研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總任務，“我們的指導原則是實事求是，‘理論和實踐統一’、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地發展和豐富教育科學”。隨后提出了七項主要任務，概括而言：一是系統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并將之完整地、準確地闡述出來；二是研究新中國成立三十年來的教育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三是研究教育發展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關系；四是研究教育制度改革的問題；五是研究教育行政和學校管理科學化的問題；六是研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現代化，以及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七是加強教育科學各門類基礎理論的研究，為編寫教育學、教育心理學、中外教育史、各科教材教法、幼兒教育學等學科的教材打下科學基礎。

《教育科學規劃》還強調，必須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領導教育科學研究的部門要依據科學發展的規律，防止用行政機關的領導方法管理教育科學研究，避免把教育科研人員當成行政秘書使用。教育科學研究要貫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要把基礎理論研究和實際問題研究辯證統一起來，提倡調查研究，運用教育統計法，開展科學實驗，把長遠研究課題同急需解決的問題適當結合，循序漸進。

在“主要門類和項目”部分《教育科學規劃》按照學科列出了11個門類：教育理論、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和學校管理、兒童心理和教育心理、幼兒教育、教材教法、現代化教學手段、學校體育和衛生、少數民族教育、教育史、外國教育。與《草案》相比，除“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分成“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和學校管理”，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教育”這一門類，而整個框架基本保持原樣。

以“教育理論”為例，所列重點項目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教育思想研究”“教育的本質的研究”等8個。在項目下還列出了研究要點，如“教育的本質的研究”要著重研究“教育與生產力、教育與經濟、教育與政治、教育與文化、教育與兒童發展的關系等內容；一般項目有“美育的研究”“兒童和少年的才能早期發現、扶植和培養教育的研究”等16項。要出版的主要著作和教科書有“馬克思恩格斯教育文選”“教育哲學”“高等師范院校教科書《教育學》”等13類。資料有“教育學專題資料”“教育方針政策法令匯編”“教育辭典”等8項。這一部分是整個規劃的核心部分。

在“主要措施和建議”部分，提出了建立教育科學研究體系、建立全國教育學會、建立協調教育科學規劃實施的專門機構和全國教育學會的常設辦事機構、辦好實驗學校、加強刊物出版工作、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等10項內容。

關于建立教育科學研究體系，《教育科學規劃》提出，到1985年，逐步建成全國教育科學研究中心和資料中心，建成門類齊全、布局合理的教育科學研究體系，具體包括專業研究機構、高師教育系或教研室、群眾性學會、研究會。《教育科學規劃》還對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人員設置、職能性質等作了統籌安排，提出到1980年，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要調入250—300人，以此為基礎，至1982年逐步擴建成中國教育科學院。中國教育科學院要成為“全國教育科學的研究中心和資料中心，并擔負協調教育科學規劃實施的任務”，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和將來的中國教育科學院由教育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領導，學術活動，科研業務指導，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主”。此外，有條件的教學和科研單位應積極建立綜合性的或學科性的教育科學研究所、室、組等機構。

《教育科學規劃》體現出恢復與發展并重的特點，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過渡時期的痕跡，但它對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教育科學研究事業進行了整體設計，明確了指導思想、研究方向、研究目標和具體任務，對規劃的實施也提出了具體建議，是一份重要的綱領性、指導性文件。

不過，當時國家正值百廢待興，規劃落實起來仍然困難重重。例如，《教育科學規劃》雖提出了諸多科研項目，而對于經費問題并未涉及。顧明遠曾回憶：“因為當時沒有教育科研經費，王鐵就說，這次規劃只能是‘誰烙餅誰吃’。這句話后來成為王鐵的名言。當時我申請了‘魯迅的教育思想與實踐’這一課題，并被列為重點。但既沒有經費，也沒有人檢查、鑒定，只好自己烙餅自己吃，課題成果于1981年在魯迅誕辰100周年的前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沒有經費支持，缺乏相應的制度規范要求，實踐中“形成各個單位各自為戰的局面”，教育科研仍處于自發狀態，規劃任務和質量要求實際很難落實到位。

另外，由于諸多原因，規劃中的中國教育科學院并未如期建成，其所擔負的協調教育科學規劃實施的任務也就無從談起。缺乏有力的領導和管理，直接影響了規劃目標任務的順利完成。

五、成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教育被確定為經濟建設的戰略重點之一。同年10月6日至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11月，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紀要》。中央在轉發紀要的通知中指出，各級黨委要充分認識到，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今后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要十分重視社會科學隊伍的建設，發現和培養社會科學人才；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批準了“六五計劃”，其中，“哲學社會科學”作為單章被列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計劃之中，其中“教育問題的研究”被列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12個重點之一。1983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部聯合發出通知，成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和上述重要舉措為教育科學規劃工作取得突破創造了有利條件。

1983年5月24日至3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第二次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會議總結了全國第一次教育科學規劃會議以來的科研工作，進一步明確了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針任務，討論了“六五”計劃期間教育科學研究的國家重點項目，并討論了有關“當代中國”叢書教育卷和《中國人名錄》（教育部分）的編纂工作。教育部部長何東昌在會議開始時作了《開創我國教育事業新局面，必須大力加強教育科學研究》的報告。閉幕大會上，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曾德林講話，何東昌作了會議總結。

會議期間，黨和國家領導人王震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代表。1983年5月28日，胡喬木同志與何東昌談話，就教育本質、教育方針、全面發展、毛澤東思想等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了看法。會上傳達了這一重要談話，與會代表深受鼓舞。

鑒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基礎薄弱、力量分散，為適應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形勢，會議期間還成立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蔣南翔任會長。廈門大學潘懋元在成立大會上作了籌備工作報告。中國教育學會理事會也進行了調整，成立第二屆理事會，張承先任會長。

根據黨的十二大精神和教育戰線的形勢與任務，會議提出我國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研究我國教育事業發展與改革過程中的理論問題與重大現實問題為中心，逐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為充分調動各方面開展教育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從“全國一盤棋”著眼，會議提出了分層次制定科研規劃、分級進行管理的原則，除重點項目外，還要有一般項目；除國家計劃以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有關部門和基層單位還要有自己的研究計劃。

會議提出，應建立中央與地方相協調、專業隊伍與群眾團體相結合的教育科研體制。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立，負責組織協調全國的教育科學研究工作。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視工作需要也可成立本地區的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要積極創造條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若干個研究中心，逐步形成從中央、地方到基層的教育科學研究網絡。會議還對教育科研隊伍的建設，教育科研經費的管理以及籌建全國教育科學圖書資料情報中心等工作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確立教育科研的領導和管理體制是這次會議的一大成果。1983年9月26日，教育部批準成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小組。該小組成員由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有關負責人和全國教育科學研究領域知名學者14人組成，何東昌任組長，彭云、張健任副組長。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受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和教育部雙重領導，負責全國教育科研的組織協調工作，確定和管理國家教育科研重點項目，組織專家評議鑒定，評選及獎勵優秀科研成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設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科研規劃處，負責處理日常工作。1986年，領導小組下面又設立了學科規劃組，組織更加完善。

在這次會議前后，各地上報教育科研項目共計400多項。經會議討論研究，提出教育科學“六五”計劃期間全國重點項目共35個課題（后增加為36個）。經審定，“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等17個課題被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準下達；“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的研究”等19個課題被列入教育部重點科研項目，由教育部批準下達。未列入國家和部級全國重點項目的課題，則建議各地區、各單位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條件，列入地區或單位的計劃。這批“六五”規劃中列入國家和教育部的重點科研項目，開始獲得了經費資助，資助課題的經費達51.9萬元，雖然數額不多，卻無疑是雪中送炭。

六、教育科學規劃工作的成就與經驗

伴隨改革開放的步伐，教育科學規劃工作經歷了從規劃的研究、制訂起步，到召開兩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的過程。教育科學研究者以規劃為抓手，統一思想、統整隊伍，明確研究的方向、任務和重點，全面推動了教育科學研究各項工作的展開，如春風化雨般滋潤了我國教育科研事業的恢復、發展。

這一時期教育科學規劃工作所產生的影響，首先表現為教育科學研究重新得到了重視，推動了教育學科的恢復與研究隊伍的壯大。全國教育科學研究機構有了較快恢復和發展。到1982年年底，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已有專職科研人員120多人；有16個省、直轄市和37所大學（主要是師范院校及少數綜合大學）建立了教育科學研究機構，專職研究人員約為1200人；有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教育學會；成立了全國性的學科專業研究會15個（正在籌辦的尚有8個），共有會員5萬多人，其中約有12000人是水平較高的兼職研究人員。全國還有200多所理、工、農、醫、政法、財經等高等院校和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高等教育學會（或籌備組）。各省區市也先后召開了教育科學規劃會議，制定了地區教育科學規劃。1979年4月，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教育理論學術刊物《教育研究》創刊（初為雙月刊，1981年起改為月刊）；次年4月，教育科學出版社成立，著重出版教育理論方面的著作。

其次，有力促進了教育戰線的思想解放和對教育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研究。結合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研究者以《教育研究》為重要平臺，對教育理論中許多基本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如教育的本質問題，人的全面發展，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發展學生智力、培養能力問題，等等。這些討論對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突破禁區、更新觀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教育經濟學、高等教育學等若干新興交叉和分支學科興起，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學、教育統計學等一批曾經中斷的學科得以恢復。不少國外教育思想和理論被介紹引進，對孔子、杜威、凱洛夫等人的教育思想也重新進行評價，學制改革、教學改革等一些教育實驗重新開展。

最后，這一時期眾多教育學教材、著作和資料得以出版。據統計，從1979年至1981年，就有11本（種）教育學教材正式出版。一大批教育理論、教育史學術著作及教育資料、教育教學經驗書籍出版，呈現空前的繁榮景象。多種形式的教育學術交流和科普活動也蓬勃開展。據統計，截至1984年年底，中國教育學會所屬各專業（學科）研究會共召開年會40多次，專題學術討論會20余次，各種報告會、座談會、講習班、自制教具展評會等20多次。各省區市教育學會也分別召開了年會、專題討論會和報告會等。中外教育科研交流活動也相當活躍。

改革開放初期的教育科學規劃工作，值得總結的重要經驗，可歸納為以下幾條。

一是堅持正確的指導方針。教育科學規劃工作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倡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地繼承中外教育歷史遺產，吸收有用的教育經驗。在當時來說，這是在思想上、理論上對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是推動教育科學研究發展的前提條件，同時是對教育科學研究活動規律的正確認識。

二是服務國家發展需求。改革開放初期，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教育發展也轉移到為建設“四個現代化”服務的軌道。教育科學研究要為這個轉變提供規律性認識，以研究我國教育事業發展與改革過程中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為中心。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工作抓住了這個中心，對研究的主要任務作出了合理安排。

三是進行充分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作為一種對未來的設計，規劃具有前瞻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等特點，規劃的制訂必須以周密的調查研究為前提。《教育科學規劃》是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的，這使其中所研究的問題、任務和措施等更加明確，有的放矢、符合實際。

四是重視體系隊伍建設。科研人才是科研工作的根本。改革開放初期，教育科學研究處于恢復階段，研究力量極為薄弱。規劃工作把建立全國教育科學研究體系、培養研究隊伍擺在突出位置，一手抓專業科研隊伍，一手抓群眾性科研隊伍，由此逐漸形成以教育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中小學校、社會團體等為主的教育科學研究大軍，為教育科研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撐。

五是加強組織經費保障。規劃制定后能否有效執行，領導和管理至關重要。全國第二次教育科學規劃會議召開后，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成立，為教育科學規劃工作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各級教育科學規劃項目的分層制定、分級管理，標志著“我國教育科研打破了過去那種‘自己烙餅自己吃’的個體書齋式的研究模式，初步形成了正規化的帶有全局性的教育科研規模”。領導組織管理及經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加強，對教育科學研究規劃的順利實施，可謂影響深遠。

規劃是為達到某種目標，對規劃對象未來發展變化狀況的設想、謀劃、部署或具體安排。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習借鑒蘇聯經驗，走上了體現執政黨的意志、由國家主導開展規模巨大的科研項目的“規劃科學”模式之路，并由此實現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力量的整合，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建立并不斷完善教育科學規劃體制機制，實際上是對1956年教育科學規劃工作的接續和真正重啟，具有開拓與奠基的意義，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后教育科學事業的恢復與發展。

近代以來，知識生產從作坊式科研發展為集眾式的大科學，組織化、體制化成為顯著的特點，“有組織的科研”越來越成為一種常態。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發展，世界正步入智能時代，知識生產具有協同、跨界、綜合、集成的特征。“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導對基礎研究產出的影響越來越大。”國際科技競爭也要求科研組織模式和研究范式的進一步變革。

在建設教育強國的歷史新征程中，如何充分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加強有組織科研，構建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是新時代提出的重大命題。教育科學規劃工作如何進一步聚焦國家戰略需要、改進組織與評價、強化人才綜合支持，發揮好教育科研對教育改革發展的支撐、驅動和引領作用，推動教育高質量發展，責任重大。重溫改革開放初期的教育科學規劃工作的歷程及經驗，或許不無啟示。

來源 | 《中國教育科學》2025年9月
作者 | 姚宏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