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即便是機會均等的一群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分化出“階層”。
比如，在一個班級里，總會慢慢分化出“學霸”、“學渣”和“中等生”。
放寬視野，在既定的時代背景下，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人是貧窮還是富足，一個族群是落后還是先進，一個國家是失敗還是成功，好像冥冥之中已經注定。
有的人即便是出身貧困，也能慢慢出人頭地；有的族群即便占盡天時地利，也長期處于貧困動蕩之中；有的地區資源豐富，老百姓卻長期缺吃少穿；有的國家哪怕地處海上孤島，也能苦盡甘來繁榮富強。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近讀美國著名學者索維爾的《財富、貧窮與政治》這本書，感觸頗多，感覺無論是個人、族群還是國家，好像都各有“天命”。這種宿命感其實具有積極意義，如果找到那些導致“永世不得翻身”的致命因素，不就有機會“逆天改命”了嗎？
索維爾在這本書中倒是提供了國家、族群以及個人逆天改命的思路。
關于是什么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成敗，有地理決定論，有文化決定論，有制度決定論。索維爾不認同任何一種“決定論”。
索維爾有一個基本觀點：在一個既定環境中，財富和繁榮首先要看“生產”而不是“分配”，“生產”決定了蛋糕有多大，而分配只是決定蛋糕怎么切。那些專注于生產創造的人，更容易變得富有。那些致力于社會變革、重新分配蛋糕的人，即便個人獲得了成就，也不能普惠大眾，甚至會在成全自己的同時帶來社會災難。因為他們沒有將蛋糕做大，甚至還縮小了蛋糕。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索維爾發現美國不同族裔的移民，發展狀況大不相同。比如華人初到美國時，是邊緣群體，一窮二白，受盡壓榨，九死一生，但他們以及他們的后代堅持打拼、積累財富，幾代人之后，華裔大多成為了中產。猶太人當初逃離歐洲時，也是一貧如洗，但很快就成了美國最富裕的族群。那些更專注于生產創造，重視儲蓄積累和教育的族裔，在美國都發展得較好。
相反，有一些族裔則顯得不思進取，自己不事生產，寧愿吃福利救濟，不喜歡身體力行，還把自己的不幸歸因于他人的剝削，他們熱衷于控訴、抱怨和抗議，喜歡搞族群對立，強調自己的獨特性，這些群體往往長期處于低收入階層。
放眼全球，那些長期處于動蕩和貧窮之中的國家和族群，也熱衷于把自身的落后歸因于他國、他族的壓迫，或沉湎于歷史恩怨，一次次上演對抗、屠殺、戰爭，最終陷入惡性循環，致使整個地區永遠看不到希望。比如，在非洲和中東一些地區，總是在仇恨中打打殺殺，無法自拔。
這種打打殺殺惡性循環的背后，往往有一些政客的操控。
那些政客總是熱衷于宣傳：落后不是我們的錯；落后是因為我們被打壓、剝削；我們雖然落后，但我們并不比別人差甚至很優秀。
這些說辭特別動聽，它輕易把自己當下不幸的原因甩給了他人，并掩蓋了自身的無能。
所以，落后群體很容易被鼓動仇視先進群體，也很樂意主張更多的政策照顧和福利。
然而，無論是把富人的財富重新分配，還是用先進群體創造的財富給落后群體提供更高的福利，都不能讓窮人群體變富。
那些政客熱衷于這么做不過是為了獲得選票和權力，他們并不真正關心窮人，相反多數人處于貧困反而有利于鞏固他們的統治。這就是一些國家長期落后的原因。
族群的情況也類似。如果總是沉湎于過去，將自己當下的不幸歸結為他人曾經的侵略、奴役、打壓，那就會陷入到無休止的對抗之中，而難以投入到學習、生產、創造之中，難以讓族群國家走上正軌。
一個國家只有認識到自己落后并積極向先進國家學習，努力提高生產率，才有可能走出落后。日本、英國、瑞士曾經都很落后，都通過這一路徑躋身發達國家之列。
落后貧困群體要想“逆天改命”，就要及時告別過去，盡量遠離現有的環境，努力靠近先進群體（地區）、富裕群體（地區）。
成功的國家，都是高生產率國家；那些合法成功者，都是“高生產率”群體。落后者應該學習他們的長處而不是仇視他們的財富，學習知識技能，專注于生產和創造，通過服務他人創造價值，盡可能讓后代接受優質教育。
如果你生活在貧民區，那首先要走出貧民區，如果你生活在窮鄉僻壤，首先要走出窮鄉僻壤，離開貧窮落后的“土壤”是擺脫貧窮落后的第一步。當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
逆天改命，本來就難。有了靠譜的思路，或許就不難了。
說到這里，想到很多年前我離開家鄉時，如何說服彷徨的自己：即便是乞丐，也是在人多的地方容易討到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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