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丹江口水庫碧波萬頃,景色宜人,沒多少人知道,在水面之下還沉睡著一座曾被譽為“鄂西北小延安”的小鎮,草店。
草店聽起來雖然土里土氣,但在抗戰最艱難的歲月里,成為鄂西北抗日救亡運動的心臟,匯聚了無數熱血青年與進步力量,點燃了大后方的紅色火種。
然而,隨著1968年丹江口水庫蓄水,這座小鎮連同它的輝煌歷史,一同沉入水底,只留下地圖上一個名為“草店碼頭”的標記。
今天,咱們就打撈這段被淹沒的歷史,說說當年山河破碎時,草店為何成為“紅色燈塔”。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鄂西北成為抗戰大后方。此時,第五戰區司令部遷至襄樊,但襄樊地處前線,局勢不穩。而位于武當山北麓、漢水南岸的草店鎮,憑借其“山大而險要”的地理優勢和眾多可作辦公、住宿的道教宮觀(如遇真宮、周府庵等),迅速成為理想的后方基地。
更重要的是,中共湖北省委早已將目光投向這里。早在1938年夏,鄂北工委就在《鄂北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均縣武當山為我們游擊根據地”,并強調要“學習冀察晉邊區的榜樣,創造新的抗日根據地”。
武漢失守后,省委更一度計劃“以均縣為中心”,將草店作為戰略支點,為未來可能的全面淪陷做準備。
于是,從1938年11月起,一批批中共黨員、干部和他們領導的抗日團體,如潮水般涌向草店。
在短短半年間,草店匯聚了令人驚嘆的紅色力量,成立了不少團體組織。
例如由中共黨員趙石領導的湖北省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服務團,在武當小學開展農村動員。
由著名民主人士羅叔章任院長的均縣戰時兒童保育院,收容了500多名難童,在遇真宮內堅持教育與抗日宣傳。
還有設立書報閱覽室的草店文化工作站,陳列著《新華日報》《群眾》等進步刊物,組織兒童劇團在火星廟古戲樓演出,連李宗仁都曾親臨觀看并題詞嘉獎。
其他包括戰時教育工作促進會、婦女救亡促進會等各種團體,也在草店如火如荼地開展識字班、募捐、縫制軍袋等活動。
更令人吃驚的是,國民黨77軍副軍長何基灃在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率部駐扎在草店北5華里的周府庵,在軍中建立中共秘密工委。第五戰區干訓團也在此開辦,1500余名學員中不乏進步青年,政治教官包括鄭紹文、石潭秋等中共黨員。
草店雖小,卻在這一時間段群星璀璨。國共合作、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難童、地方鄉紳……各方力量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一心,整個山鎮充滿了“延安式”的蓬勃朝氣。
然而,好景不長。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限共、防共、溶共”方針,政治風向驟變。軍統特務滲入五戰區,在草店開辦訓練班,監視、搜捕共產黨人。同年春夏,各抗日團體被迫解散或轉移,“保育院”遷往重慶,文化站、服務團相繼停辦。6月,留守黨員王述宏被捕,標志著“小延安”時代的終結。
1939年5月,隨棗戰役爆發,成功粉碎了日軍侵占襄樊的計劃,整個鄂西北并未成為敵后戰場,無法滿足建立武當山區抗日根據地的條件,鄂西北區委將重心轉向鄂中,草店的戰略地位從此下降。
1968年丹江口水庫蓄水,均州古城與草店鎮永沉水底。草店這個曾經的“鄂西北小延安”逐漸被人淡忘,但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北黨組織為此付出的努力、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精神遺產深遠綿長:
它是鄂西北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播下的火種燃遍鄂豫陜邊區。
它是國共合作的典范,在李宗仁相對開明的治理下,實現了大后方難得的團結抗戰局面。
它是干部的搖籃,趙石、鄭紹文、林滔、江仲華等大批骨干后來奔赴鄂中,成為新四軍第五師和鄂豫邊區的重要力量。
它更是武當山腹地革命斗爭的策源地,即便在“小延安”衰落后,均縣南區黨組織仍堅持斗爭至1942年。
今天,當我們享受南水北調帶來的甘泉時,很少人知道丹江口水庫藏著一座“小延安”,草店。
如果你有緣看到這篇文章,請記住,歷史即便被水淹沒,革命精神不該被遺忘。
在民族存亡之際,丹江口草店這一座偏僻山鎮,因信仰與行動而光芒萬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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