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兩岸一家親、促進兩岸文化交流、推動兩岸和平統一，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愿望。因此，中國大陸幾乎每一個城市都設有臺聯（臺胞臺屬聯誼會）組織，很多城市建有臺灣會館。目前大多數城市的臺灣會館，都是改革開放以來新建的。

歷史上早已有之的臺灣會館，只有福州臺灣會館和北京臺灣會館，僅此二家，別無分店。究其緣由，乃是清代科舉制度下的產物，清代臺灣會館，就是清代臺灣科舉史的見證和縮影。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統一臺灣，設立了臺灣府，隸屬福建省管轄。1687年，臺灣科舉納入全國科舉體系，臺灣生員開始渡海到福建省城福州參加科舉鄉試。

臺灣雖隸屬于福建，但畢竟是邊遠之地，因此科舉考試對臺灣籍考生另行編號，以區別于福建其他州府地區考生，此舉為保障臺灣籍考生擁有固定的錄取名額。

臺灣籍生員有幸考中舉人者，意味著他們要進京趕考，參加全國會試，其中的優者更要進一步參加殿試。

由此可見，臺灣考生若全程參加科舉考試，需要經歷福州、北京兩關，他們在這兩個城市備考、候考、居住的時間都不會短，個中艱辛顯而易見。但由于條件所限，他們不得不忍受。

直到光緒1883年，分巡臺灣道劉璈倡建了福州臺灣會館,用于臺灣士子來榕參加福建鄉試、進京會試時棲息之所。1893年，臺籍進士施士潔則在北京主持建立了北京臺灣會館，以方便臺灣籍舉人來京參加考試和聯絡感情。

福州臺灣會館、北京臺灣會館，本為方便臺灣科舉學子而建，但它們用于科舉服務的時間并不算長：1905年，晚清廢止科舉制度。至此臺灣會館不再是科舉考生的專用棲息所，轉而成為臺灣籍人士（含官員、商人等）聯絡感情的同鄉會館，因此有了更為寬廣的社會文化活動空間。

關于臺灣會館，此處不再贅述。讓我們的歷史視線重新回到臺灣科舉史海。

自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統一臺灣以來，福建閩南地區涌現移民潮，有大量居民遷移至臺灣生活、定居。其中有不少家庭，攜帶未成年子女漂洋過海討生活，后者長大以后參加科舉考試的比率很高。

如前所述，清政府對臺灣本土科舉是有保護措施的，保障較高的舉人錄取率。因此為了打擊可能出現的“科舉移民”（類似今天的省際高考移民），清政府規定：只有在臺灣出生的考生，才被視為臺灣籍生員（擁有優待資格），否則按原籍考生處理。

不得不說，在大陸出生、長大，之后移民臺灣，冒名臺灣籍考生參加鄉試、會試的學子，數量不在少數，但凡被查實發現，難免被處以“冒籍”違規論處，輕則取消考試成績、重則剝奪科舉資格。但也有不少人蒙混過關，享受到了臺籍考生的優待。

當然了，以上都是清咸豐九年（1859）以前的規定。就在這一年，原籍福建晉江的遷臺商賈黃毓抱，聯合其他有名望的來臺士紳，向臺灣地方政府奏請，要求解除“大陸渡臺人士不可參加科舉會試”的禁令。

這些倡議人士，都是有聲望的人，且都舍得花錢做公益，因此他們的倡議得到了清政府的批準。從那以后，在大陸出生、在臺灣居住的學子，也能以臺籍學子身份參加科舉考試了。

其中一個叫黃登瀛的士子，正是前述倡議人黃毓抱之子，他天資聰穎、敏而好學，隨父移臺居住，繼續學業。大陸渡臺人士科舉禁令解除后，黃登瀛接連參加府試、鄉試、會試、殿試，一路過關，最終于光緒三年（1877）獲得了殿試三甲三十三名的成績，高中三甲進士及第（同進士）。

這塊由黃登瀛于光緒四年（1878）題寫的匾額【康強逢吉】，上款寫“恭祝 安川宗伯老大人 六旬榮壽 之慶”，下款明載“光緒四年歲次戊寅孟春 吉旦 丁丑科進士 宗侄登瀛 頓首 拜贈”，可知這是黃登瀛以三甲進士（同進士）身份慶賀宗伯黃安川六十大壽的題匾。

有關黃登瀛的科舉事跡，可參看筆者前文《"高考"觀察 | 臺灣進士鄉愁錄：兩岸都是家》。黃登瀛取得進士三甲功名后，因身體原因及贍養母親的需要，未赴山西就任朝廷簽發的縣令職位，而是選擇了歸隱原籍地晉江，并于光緒九年（1883），因病早逝，年僅41歲。

值得一提的是，在黃登瀛的原籍地福建省晉江市深滬鎮南春大垵，以及他隨父遷臺的居住地臺南縣佳里鎮，均不約而同地把黃登瀛視為科舉榜樣，黃氏家族世代以其為榮——

今臺灣臺南黃氏祖厝“崇榮堂”，堂內懸掛的“進士”及“文魁”古匾二件，正是黃登瀛高中三甲進士及第后，光緒皇帝所賜的匾額。

而在福建晉江的黃氏祖厝“進士第”內，懸掛的“欽點即用知縣”、“欽加同知銜”等匾額，亦是黃登瀛科舉登頂的歷史見證。

一朝科舉功名，百年榮耀傳續，海峽兩岸黃氏家族，共同銘記黃登瀛的科舉之路，實在是令人感懷。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歷史上許許多多像黃登瀛這樣的大陸移臺士子，在他們的心目中，海峽兩岸都是不可割舍的永久家園，這不就是兩岸一家親的歷史明證嗎？

我們再看一塊題寫于清嘉慶十年（1805）的匾額【翰林】，上款寫“太子太傅 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翰林院掌院學士 教習管理武英殿 御書處加三級 朱珪 為”，可知這是嘉慶朝的一品高官、政壇大佬、嘉慶皇帝的恩師朱珪的手筆！

而下款寫“嘉慶十年 乙丑科會試中式 林望恩 立”,不由得再次令人眼前一亮：受匾人林望恩，是真正的臺灣原籍科舉士子?！独m修臺灣縣志》載：“嘉慶九年甲子：林望恩（府學會試，欽賜舉人。乙丑，欽賜翰林院檢討）”。

如前所述，嘉慶年間，清政府尚不允許大陸渡臺人士以臺灣籍身份參加科舉考試，因此林望恩是臺灣原籍考生無疑。歷史上由“純正”的臺灣籍科舉士子留下的匾額，實屬罕見，故此匾相當難得。

我視之為師友的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汪毅夫先生，曾撰文解讀上匾指出：林望恩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乙丑會試中式”者，清嘉慶十年乙丑科（1805）進士名錄里并無林望恩之名，嘉慶《續修臺灣縣志》則記有林望恩的學籍“（臺灣）府學”，并記林望恩系嘉慶九年甲子科（1804）鄉試“欽賜舉人”、嘉慶十年乙丑科（1805）會試“欽賜翰林院檢討”。

顯然，林望恩的科舉功名是“欽賜”而來的，并非考中而得。對此，汪毅夫先生進一步指出：《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有三類欽賜功名（舉人、進士、翰林）的事例，一為“學問優長”或“學問好”，二是“優遇大臣功勛子弟”，三是年老諸生“賞給舉人”、年老舉人“欽賜翰林”（按，一般是年近花甲之人）。

那么，林望恩被“欽賜”科舉功名，是屬于哪一種情況呢？顯然不屬于第一、第二種，因為他作為臺灣原籍考生，相對來說國學功底不如原籍大陸的士子，難屬“學問優長”一類人；其次原籍臺灣本土人士，也不可能是“優遇大臣功勛子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林望恩是老年考生。

前述推斷，還可從另一個角度得到印證。嘉慶十年時，貴為嘉慶皇帝恩師的朱珪，已居太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等高位，是朝中數一數二的重臣，如果林望恩是個年輕的、考不中功名的普通學子，根本不可能有機會進入朱珪的視野，后者更不可能為之題匾。

真正的原因是：乾隆四十五（178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朱珪曾出任福建學政，而林望恩作為一個屢敗屢試、鍥而不舍的福建臺灣籍考生，理應被朱珪注意到了。

朱珪作為前福建學政，對林望恩懷有特殊的情分，自在情理之中，因此在林望恩被“欽賜翰林”后，朱珪以體仁閣大學士、六部尚書之身份，為其題匾祝賀，著實稱得上是一段科舉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