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莫：以慢的方式書寫

多年以前李健吾先生曾在《關于魯迅》一文中指出，真正的文學工作者具有“豐盈的自覺”。惟其如此，我們“才能體會一己的狹隘，希冀遠大的造詣，不聲不響，積聚精神的糇糧，時刻準備萬里長征，要在足之所至，留下碑亭一樣不朽的遺念。”這是一種彌散著悲劇式的勇氣和努力，一種在開闊與寂靜中營造出來的豐盈之態(tài)。猶如古希臘蘇格拉底與其他智者在散步之中娓娓展開的對話，在時間的回廊里縝密地賦予“文字”以質感的書寫品格。陳鵬主編的“大益文學”書系也正是在“豐盈的自覺”與“對話”中編織著深入我們靈魂的文字。他越過既定的速度框架和時代車馬喧囂，以“慢”的方式召喚書寫的節(jié)奏和質感。開篇《慢的名義》引用《詩經(jīng)》中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與時代的車水馬龍形成背道而馳的視覺開闊，一種向傳統(tǒng)文化高原眺望的回溯之流把我們引向更加廣闊的空曠境地。他跳出了“快”的時代車轍而進入“慢”的通道。慢是萬物的通識，也是文字落到大地上的清脆之音，這門古老的手藝與快相反。

不久前重讀詩人朱湘的作品，那首名為《鳳求凰》中的“我像匠人/冶銅質成圓鏡”令我遐思不斷，久久不能釋懷。在傳統(tǒng)的文化語境中“匠人”是慢的名詞，他們經(jīng)過多道工序最終完成一件作品。沒有喧囂和沸騰，在城市某處偏隅捶打的撞擊聲隨時涌出。清脆的聲音穿過大城小巷，在夜空緩緩盤旋，遙遙回蕩。在一次次落在實處后，夜空歸于寧靜，作品得以完成。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匠人的內(nèi)心是孤獨的。同樣，當下身處時代“趁熱打鐵”的快速流弊中，陳鵬的內(nèi)心也如千年以前的某位匠人，面對內(nèi)心的孤獨。他的呼吁與匠人的捶打聲音一樣，滲透著汗水、時間和希冀。圍繞“慢”的召喚結集出了“大益文學”書系，而第一期的主題則是“慢”，“Man”翻譯為漢語即為“男人”，有意思的是這期的作者都是“Man”。倘若匠人的努力體現(xiàn)出一種力量，那么“大益文學”書系第一期則在物理意義和文學意義上彰顯出來了匠人的精神品格。

在卷首《慢的名義》中主編陳鵬作了很好的闡述，這篇洋溢激情與文學理想的“刊發(fā)詞”不斷提示我們重回常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文學在“慢”中讓詞語與句子落到實處，讓傳統(tǒng)之美的余韻重回當下。“大益文學”書系第一輯《慢》中的“Man”幾乎都是我們熟悉的作家，以“敘事圈套”而蜚聲文壇的馬原，以底層敘事構筑了“一半煤礦，一半鄉(xiāng)土”的劉慶邦，以詩歌而起兼具多種文本才能的于堅，以詩歌而幸運兼具翻譯才華的王家新等等。

馬原的童話《磚紅色屋頂》以兒童的視角重返“消逝的時光”，故事圍繞一只羊駝闖入“灣格花原”而展開敘述，層層剝離，灣格花原作為人名與地名的承載者在羊駝的猛然闖入中把我們引入圈套。熨帖的語言讓人不禁笑聲連連，特別是小男孩灣格花原與小狗馬力及羊駝的對話趣味盎然。劉慶邦的《河工》同樣以孩子的視角，延續(xù)著以往的底層敘事主題，這篇小說敘述的經(jīng)驗在某種意義契合了我兒時的記憶，也最能引起我內(nèi)心的共鳴。從一個側面展現(xiàn)了母親的隱忍耐苦、平凡質樸，在一個理想價值分崩離析的時代中，人們在土地上為食飽衣暖而苦苦掙扎，除了這些人們更期望著一個理性時代的到來。過去的種種不幸遭際在一個孩子的眼光中呈現(xiàn)出來的“非理性”是一種平和的內(nèi)在的傷痕。在以細節(jié)堪稱豐富之下，把個人與時代、個人與命運以及母親的偉大活生生的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于堅的《朝蘇記》有著更大的敘事“自覺”。在某種意義上這三位作家都以“慢”的方式返回，或回到童年，或回到以前更久遠的時代。他們在“自覺”中目光下沉，觸及童真和底層泥土。文字在起落回蕩中提供了一種豐盈的生命意識，一種流動在人物身上的生命氣息。“貼近人物來寫”作為汪曾祺轉述沈從文在西南聯(lián)大文學創(chuàng)作課上的一個細節(jié)，我想“貼近”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便富有“慢”意義的名詞，同樣它也就有了匠人的氣韻和內(nèi)容。由此，我們在慢中也發(fā)現(xiàn)了天地，這片天地大于我們的現(xiàn)實。

詩人王家新翻譯的詩作一直以來都是我關注的焦點。而大益文學第一輯《慢》中選刊的洛爾迦的詩作《洛爾迦詩選：死于黎明》則出自王家新翻譯的洛爾迦詩集《死于黎明：洛爾迦詩選》。作為一名詩人王家新自然諳熟詩歌語言的內(nèi)在門道，大抵出自他手翻譯的詩歌作品往往在詩歌圈內(nèi)很受歡迎。他的翻譯如 “冶銅質成圓鏡”。 毫無置疑，他是一位精通語言之間轉化秘密的匠人，就像《死于黎明》這首詩歌中寫到的“我透過我的身體/追尋你的唇痕”。

“慢”不僅僅是速度“快”的反義詞，時下興起的“慢閱讀、慢生活”等等，以“慢”限定的生活方式都成為一種很“時髦”的活法。而在“大益文學”主編陳鵬看來，慢本是萬物的通識。回到慢，是回歸一種常識，而不是一種創(chuàng)新。可悲之處也恰恰表現(xiàn)在人們在快中遺忘了“慢”，當回過頭重新拾起“慢”時，卻像發(fā)現(xiàn)一片新大陸一樣興奮。批評家張新穎通過在課堂上長年講述沈從文的經(jīng)驗中悟出了一種“慢”的玄妙，“深入其中，才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敞開著各個朝向的窗子，隱現(xiàn)著通達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張新穎《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從事文學，不論是名利，還是精神為之所趨，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至足處“留下碑亭一樣的遺念”，這個對一些人而言，我想他們會同意李健吾先生謂之的“豐盈的自覺”，不聲不響，積聚精神的糇糧，時刻準備萬里長征。而陳鵬及其他致力于改變書寫格局的志士都會贊同“豐盈的自覺”，也有著這種姿態(tài)。我們透過“慢”可參透事物，亦可抵達遠方遼闊的疆域。

“大益文學”書系從“慢”開始，也在“慢”中為我們精神塑形，“慢”是匠人的名詞，也是匠氣十足的精神概括，是精神的蘇醒，也是回歸常識的自覺。這種“豐盈的自覺”和“工匠精神”也是當下我們時代倡導的精神內(nèi)涵。

2016年寫于西安

來源：本文系全本，刪減版刊《北京青年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