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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宜家家居曾做過這樣一場活動：椅子幾乎是成年人齊脖高，很難爬上去，桌子更有兩米多高，看起來仿佛都是巨人使用的。為什么要讓人體驗這個？原來，這是為了讓那些為人父母的感受一下，對小孩子來說，家里的桌椅用起來是多么不方便。

在歌手鄭智化痛斥深圳機場對待殘障人士的做法“沒人性”的爭論中，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這一活動。網(wǎng)上群情洶洶地罵鄭智化，無非是替深圳機場辯護，認為它做得已經(jīng)夠好了，然而這說到底還是站在健全人的角度，沒能代入對方的處境，體會那有多么不適和屈辱。

就像成年人很少會想到自己用慣了的桌椅對小孩子而言意味著什么，健全人的視角也難免存在這樣的盲點——因為我們的公共設(shè)施基本上都是服務于主流人群的，一般人平日里習以為常，也就無所察覺，如果不是自己墮入那樣的境地，很多人根本無從設(shè)想國內(nèi)的無障礙設(shè)施用起來多么不方便。

我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赫然意識到這一點。以前哪怕提著行李爬樓梯，我也沒太在意，但推著嬰兒車帶娃出行，必須得走無障礙通道，這時候才發(fā)現(xiàn)形形色色的怪現(xiàn)狀——繞遠路還屬于小事，難受的是繞遠路過去發(fā)現(xiàn)無障礙設(shè)施根本沒法用，有時居然是被鎖起來了，又或者要進電梯居然也得上幾級臺階。這也罷了，推著嬰兒車過馬路，哪怕明明是直行綠燈，右轉(zhuǎn)車輛也很少有禮讓的，素質(zhì)更差者甚至開過時還會唾出一句國罵。

有位朋友去年因事故兩腿受傷，幾個月才痊愈，期間坐輪椅想出去透透氣，然后就“深深感受了一下這個城市設(shè)施對殘疾人的漠視”，他說：“要是沒個人在后面推著我，連個人行道都走不成。后來有次心血來潮想走走盲道，結(jié)果很悲慘，連路口之間的短距離都走不了，到處是障礙物。都別說腿受傷，就算還健康，搬家時小推車也會遇到各種障礙進不去。”

正如時評人張豐所言，我們生活在一個“強者友好的社會”：社會默認每個人都應該能自己搞定，我們現(xiàn)在的公共服務設(shè)施，對女性、老人、兒童、殘障人士等非主流群體考慮不足，他們要么忍受，要么忍無可忍了抱怨兩句，隨后又可能被視為“麻煩”和“難伺候”，到頭來問題還是沒解決。

這個問題之所以常被無視，是因為它恰好落在普通人的盲區(qū)：國內(nèi)城市的公共服務設(shè)施，基本上都是以健全人為標準來建設(shè)的，別看也有盲道和無障礙廁所，在現(xiàn)實中往往淪為擺設(shè)。也就是說，這樣一個設(shè)計默認的是服務于主流人群，而那些弱勢群體只能盡力去適應。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弱勢群體”。比如說身為女性，在醫(yī)生眼里也可能是“殘缺的男性”——男性的身體才是人體的代表。《看不見的女性》一書以詳盡的數(shù)據(jù)和無數(shù)例證有力地證明，這種以成年男性為“標準”的做法非常有利于男性，卻讓女性被迫適應對自己不利的條件。

《看不見的女性》

[英]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 著

詹涓| 譯

新星出版社

2022 年 8 月

在汽車碰撞測試假人實驗中，最常見的假人身高1.77米，體重76公斤，明顯高于女性平均身高和體重；在醫(yī)學上，“典型的70公斤人類”這種說法隨處可見，超出這個標準的都被視為“非典型”乃至“不正常”的。可想而知，這意味著，汽車碰撞承受的沖撞力、藥品劑量都以這樣一個男性為標準，但它對女性卻極有可能是不適用的。

男性的上半身力量平均比女性高50%，而男女下半身力量平均差距約為25%。當背包按男性上半身力量來設(shè)計時，女性負重時就會感到吃力，為了彌補力量差距，就不由自主地縮小步幅、伸長脖子、肩膀前傾，積累下來，會導致肌肉受傷。

這本書取名《看不見的女性》，正是為了說明這樣一個問題：當成年男性被默認為“標準人類”時，非主流群體必然會被忽視乃至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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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何止女性如此？當一個人老去，也會逐漸滑落到社會邊緣位置，可能會發(fā)現(xiàn)社會變得對他們來說越來越難以適應。

法國哲學家波伏娃在其名著《老年》中旁征博引，指出老年人的問題其實不是老年人自己的問題，而是社會如何對待老年人的問題。在不同時代的人類社會，人一旦老去，往往就被看作是單純消耗資源的拖累，被放逐或放棄，甚或被妖魔化為怪物，但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既不是過度的照料，當然也不是恐懼或崇拜，而是有尊嚴的自主生活。

《老年》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著

孟玉秋|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 年 8 月

她因此說：“如果文化是實用而且活生生的，如果文化能讓一個人與其所處環(huán)境產(chǎn)生聯(lián)結(jié)，并在隨后的歲月中完善更新，那么一個人不管到哪個年紀都會是個活躍的有用的公民。如果他沒有從童年時起就超級原子化，封閉孤立于其他眾多原子之中，如果他積極參與集體生活，這集體生活與個人生活一樣日日不可或缺，那么他就永遠不會感覺被放逐。”

確實如此。當我們以自己為標準，將那些弱勢群體一概視作需要加以特殊照顧的另類時，那“感同身受”也就無從談起了，因為此時，對方說到底只是一個與你處境迥異的他者，哪怕是朝夕相處的親人都難以體會其處境——想想看，小孩子對桌椅的感受，有多少成年人能體會？如果人與人之間缺乏聯(lián)結(jié)，彼此又難以交流和理解，那么同理心也就失去了根基。

在這種情況下，弱勢群體即便喊破嗓子，也難以撼動那堵橫亙在彼此之間的誤解之墻，因為只有那些能共情他們處境的人，才能理解、支持他們，而能做到這一點的，卻往往本身就是同為弱者的另一些人。對那些無法共情他們的主流群體來說，他們的憤怒要么顯得夸大（“難道真有你們說的那么糟？”），要么嫌他們太情緒化，又或是覺得“這些人也太難伺候了”，到頭來，問題沒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倒是被當成了問題本身。

在科幻電影《第九區(qū)》中，一群奇形怪狀的外星生物在地球迫降，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貧民窟，管理他們的官員威庫斯對他們肆意凌辱，毫無同情心，直到有一天，他不慎感染了外星人的體液，慢慢地發(fā)現(xiàn)自己身體在一點點變化，最終他也變成了外星人的形狀，才苦澀地體會到了那種處境是什么滋味。

當然，現(xiàn)實中成年男性不太可能變成女性，但我們都曾是孩子，也會變老，推著嬰兒車、生病或腿腳不便時也像殘障人士一樣需要無障礙通道。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2011年世界殘障報告》，人的一生中平均有11%的時間處于殘障狀態(tài)：即便你幸運地從未病倒，衰老也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階段——無障礙設(shè)施從來就不只是給殘障人士專用的，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一階段需要它。從這一意義上說，那些弱勢群體其實也是在為我們吶喊，而關(guān)懷他人也就是關(guān)懷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