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媒介記憶的概念
媒介記憶（Mediating Memory），也叫做中介記憶，它是指：“媒介通過對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編輯、存貯、提取和傳播，形成一種以媒介為主導的人類一切記憶的平臺和核心，并以此影響人類的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 當下媒介記憶與個人記憶、集體記憶乃至社會記憶的關系，媒介記憶與多元媒介形態的互動，媒介記憶的編碼形式、存儲模式以及檢索方式等均成為本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
國外媒介記憶研究首先發起于西方學界，主要從感情記憶與共享事實、媒介形式的多樣化與多變性、信息技術的更新換代等角度展開。
卡羅琳·凱奇最早提出媒介記憶概念，認為媒介記憶是媒介與社會其他領域互動的過程。
媒介記憶研究的緣起與發展
（1）人類對記憶的探索始于心理學領域，19世紀末20世紀初轉向社會學，集體記憶的概念由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他強調記憶的社會框架和集體性。哈布瓦赫在《記憶的社會框架》和《論集體記憶》中，系統闡述了集體記憶的概念，并探討了家庭、宗教與時空對集體記憶的影響。
（2）20世紀80年代以來，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熱點。保羅·康納頓的社會記憶理論進一步劃分了個人記憶、認知記憶和社會—習慣記憶，強調社會習慣記憶的社會傳承功能。國內學者王明珂則劃分了社會記憶、集體記憶和歷史記憶三個不同范疇。
媒介記憶研究的發展脈絡
學界關于媒介記憶的研究較為寬泛和駁雜，概言之，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研究脈絡：
一是將媒介自身視為記憶的對象，從文化史的角度進行媒介傳記研究；
二是延續大眾傳播范式重內容輕形式的傳統，將媒體生產的 文本內容視為研究對象，考察大眾媒體的記憶生產機制；
三是借鑒媒介生態學理論，重形式輕內容，關注新 媒介技術對記憶模式的影響。
（1）媒介傳記：游離于媒介理論之外的記憶再現
早期的媒介傳記研究主要關注不同媒介使用時代和群體對媒介使用的記憶，比如研究人們對黑白電視、 錄像機、廣播、互聯網等不同傳播媒介的體驗與記憶方 式。媒介不僅能夠承載人的記憶，媒介技術自身的 發展與演進也凝聚著過往，構成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對于技術的懷舊也成為維系共同體的一種文化和情感紐帶。媒介傳記研究將媒介技術、媒體行業及媒體人作為記憶的對象，涉及媒介歷史和個體傳記，研究旨在挖掘媒介之于個體或群體的意義，是一種文化傳記研究。
（2）媒體記憶：聚焦于文本內容的記憶研究
與前述媒介傳記研究將媒介自身視為記憶的對象不同，媒體記憶研究將媒體所生產的文本符號作為記憶研究的對象，媒體記憶研究關注新聞媒體等大眾傳播媒介如何進行集體記憶的生產與傳播。大眾媒介通過對日常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報道等活動，形成以大眾媒體為主導的社會記憶機制。在具體的新聞生產過程中，媒體可以通過選擇性報道的方式來凸顯某些歷史事件，進而形塑民眾對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
（3）新媒介記憶：倚重于技術形式的記憶研究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新媒介技術如何改變人們的記憶模式。新媒介記憶研究一方面側重于對媒介技術形式的分析，探討技術形式與記憶實踐之間的關系，同時其也關注人們如何借助新媒介來講述集體的過去。
有關技術與記憶之間關系的探討最具代表性的是數字記憶研究，包括數字時代的記憶生產與傳播、數字時代的遺忘與記憶危機，及記憶數據的爭奪與協商等。數字化和新媒介技術對記憶的生產、存貯和傳播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新媒介的連接性改變了傳統的單向信息傳受，更多的記憶主體參與到記憶的生產和傳播中來，記憶的多元化取代了一元化。
媒介記憶的三重視聽裝置
（1）激活裝置：博物館等實體空間通過展陳文物和視聽裝置激活歷史記憶，連接個體與集體記憶。數字化建設如“云游博物館”進一步增強了博物館的記憶激活功能。
（2）移情裝置：影視作品通過音響、畫面、臺詞等要素激發觀眾的情感共鳴，形成假肢記憶，建構共同歷史記憶。新主流影視作品如《人世間》《山海情》等通過個體命運與國家發展同構的敘事方式，增強觀眾的共同體意識。
（3）互動裝置：短視頻等社交媒介強調用戶個體的參與價值，形成互動記憶實踐模式。網民通過“打卡”等互動活動參與到地方或歷史記憶的再生產過程中，增強了記憶的多樣性和真實性。
新聞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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