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作為正常的中國人，因為無法理解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和思維方式，也就不容易理解日本的一些戰略騷操作。比如，當年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發動戰爭，襲擊珍珠港，這樣的軍事冒險根本不會有勝算，還讓日本處在與中日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加速了日本的失敗。現在，日本又有了軍事干預中國統一進程的野心，要跟當今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家為敵。

不認真反思歷史，也就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就很有可能讓歷史的教訓再發生一次。

因為島國的地理和資源條件，日本人特別喜歡賭國運。近代以來，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到太平洋戰爭，日本賭了一次又一次。甲午戰爭大勝，日俄戰爭慘勝，侵華戰爭失敗，太平洋戰爭慘敗。但日本并沒有因發動戰爭而付出嚴重代價，還在戰后成為了發達國家。所以，日本對這幾次軍事賭博進行歷史總結時，更容易得出賭博整體盈利大于綜合成本的結論，同時感覺日本的賭運不錯，會產生日本還可以繼續賭下去的共同意識。日本右翼勢力越來越強，一個重要原因就與很多日本人就是這么計算歷史賬本有關，導致日本內部缺乏動力去反思歷史總結教訓，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再短暫消沉之后復現的歷史原因。

因為不反思歷史，日本的政治光譜就會越來越右，極右勢力對政治的掌控力會越來越強，強強到一定程度，日本是一定要搞點事情出來的。到了高市早苗這兒，就接近了臨界點。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是2021年安倍晉三卸任首相后在一次國際論壇這樣的非正式場合，用帶有一定模糊性的表達方式說出來的。僅僅時隔四年之后，到高市早苗這里，就敢在非常正式的國會質詢場合，采用非常清晰的表述方式，說出臺海如果發生軍事沖突或封鎖，日本就要考慮軍事介入。

雖然日本也有頭腦比較清醒的人對高市早苗的說法提出批評，但這種聲音遠不足以壓制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極右勢力，高市早苗的國內支持率還因此而上升。國內民意的支持給了高市早苗更多的底氣，面對來自外部的壓力，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面對被主持人就薛.劍關于“砍掉骯臟腦袋”的表態，提問“對我們的朋友，不能這樣威脅吧”，特朗普回答：“很多盟國也不能算是朋友。我與中國保持著良好關系。”讓日本政客心里沒底，開始由高市早苗和官房長官出來辯稱那只是“假設性回答”，今后會避免類似具體表述，日本對臺政策沒有改變等等，但高市早苗本人依然拒絕撤回涉臺的激進言論。

高市早苗能夠成為日本首相，本身就是日本社會極端右翼化發展到相當嚴重程度的標志性事件。高達82%的支持率，說明她的對臺軍事干預言論在日本的政治門閥、經濟財閥和民間都有著強大的基本盤。對照歷史，日本從政壇到民間的政治極端化已經接近或達到一百年前的狀態了，具備了再次賭國運的內部政治條件。

隨著中國的產業升級已經和日本最后的優勢產業形成直接的競爭，日本未來的經濟前景會更加暗淡。日本政府負債率接近250%，在發達國家中高居第一，如果再失去汽車和半導體等最后的產業屏障，日本就有可能從發達國家行列中掉隊。經濟上競爭不過中國，日本對使用經濟之外，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手段就有了更強烈的內在沖動，成為日本可能再次以我們為目標賭國運的經濟因素。

現在西太的地緣政治形勢和軍事力量對比也發展到一個特殊的階段：一方面，我們距離民族復興的目標越來越近，今后日本與中國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差距也會越拉越大，美日同盟在西太的軍事優勢已經或正在消失。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實力逆轉過程也還沒有完成，中國在亞太地區還沒有恢復到歷史的高位，日本近代史形成的對華優越感也讓他們無法接受中國的再次崛起，所以，日本對借助美國的力量再次打斷中國的發展過程，還有著相當大的幻想，成為日本未來有可能進行軍事冒險的地緣政治因素。

因為日本借助信息繭房對民眾的洗腦和催眠效果相當成功，很多日本人對中日力量對比的印象甚至還停留在甲午戰爭的歷史階段，時不時就有人叫囂要跟中國再來一戰。現在還有日本媒體認為中國軍隊缺乏實戰經驗，暗示我們軍事裝備的宣傳成分大于實際效用，有不少人堅持認為，日本的海空實力與中國相比并不處于下風。即使有一些日本人已經沒辦法無視中國的五代機、六代機、航母、新型驅逐艦等先進裝備的存在，但也傾向于認為日本軍事裝備的落后只是因為政治受限于和平憲法的防衛條款，只要日本人認為需要，他們就能迅速突破憲法限制，很快就能超越中國。這種話語權的催眠作用不但能影響民眾，也會影響到日本的政客，成為日本未來有可能進行軍事冒險的輿論條件。

日本人對日美同盟關系也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日本政客敢提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很大程度是因為日本人認為“日本有事就是美國有事”，“美國有事就是整個美西方有事”。他們相信如果日本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美國不會放棄日本，會為了日本與中國一戰。美國參戰，整個美西方都會加入。他們會在這個“信念”之上差生這樣的想法：為了一個臺灣美國可能不愿意冒軍事風險，但如果再加上一個日本，美國就沒有了其他選擇。這種想法也會進一步強化日本軍事干預臺海的想法，日本的軍事冒險沖動也建立在這樣的外部條件想象之上。

因為存在這么多主客觀條件，日本針對我們進行軍事冒險的概率不能低估，需要料敵從寬，做好最充分的準備。

歷史事件中某些現象也會重復出現。一戰中，德國東西兩線作戰，失敗。二戰中，德國再一次作出東西兩線作戰的戰略選擇，再次失敗。二戰中，日本挑戰過最強的工業國家，現在，日本又有可能再次作出這樣的決定。

作為二戰另一主要發起國的德國，和日本一起，最近幾年也是蠢蠢欲動。

2021年3月，德日簽訂《情報保護協定》。

2021年4月，德日舉行外長和防長“2+2”會談。

2021年11月，德國護衛艦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在太平洋進行聯合訓練。

2024年1月，德日簽訂《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

2025年8月18日，德日就推進“安全保障領域的協作”達成一致。

2025年10月14日，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在演講中，抨擊中俄“試圖改寫以國際法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提出德日應聯合應對地緣政治風險。

2025年11月7日，德國聯合行動司令部司令索爾弗蘭克聲稱已做好與俄羅斯開戰的準備。

二戰兩大軸心國開始聯動，說明國際政治秩序到了大變革的前夜。日本和德國從國際地緣政治的沖突中，看到了再次搞事情的機會。

二戰之前，美國給了德國和日本很大的經濟和軍事支持，美國對日本的支持也是日本敢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條件，這樣的支持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才真正停止。現在，日本和德國分別是美國在亞洲和歐洲部署最多兵力的國家，軍事早就和美國緊密捆綁，經濟和政治也被美國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

美國、日本和德國，工業產值分別排名世界第二、三、四名，作為歷史上的世界主要戰爭發源地，他們的背后還有G7、五眼聯盟、印太戰略......歐盟和北約也在臺灣問題上，在紅線邊緣瘋狂試探。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外部主要挑戰。這些國家大都不愿意看到我們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更不甘心中國回到世界的C位。

日本有那么多有可能進行軍事冒險的主客觀條件，再加上有這么多協同的力量，日本再次軍事冒險的可能性，就更不能低估。

抗日戰爭結束了，又好像沒有結束。因為站在中國人的角度，抗日戰爭是我們贏了，日本是戰敗國，但因為日本沒有付出與罪惡相當的代價，大多數日本人只愿意承認自己在太平洋戰爭中敗給了美國，部分承認日本在東北的關東軍也敗給了蘇聯，但承認日本敗給中國的少之又少。

如果歷史再給我們一次機會，我們一定要把握住，讓日本學會做一個合格的戰敗國，補上歷史缺失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