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了在長津湖戰役中，志愿軍第20軍89師在整個戰役前后的表現。

當時，20軍89師因為師長余光茂、政委王直的努力，全師因凍傷減員最少，后來更是在社倉里地區超常發揮，打出了光輝戰績。

89師在戰后寫的《咸鏡南道戰役（長津湖戰役）總結》曾明確提到，就是全師在挺進朝鮮過程之中，極其重視后勤工作，特地把全師炮兵團用來拉炮的騾馬隊改為運輸隊，并組織了專門的運輸隊伍：

“從國內運到糧食61720斤，實物21113斤，牲口運的21120斤，全團共運140000斤，轉運傷員304名，給了我們前方糧彈部分的供應。”

也正因為如此，89師才在后來長津湖戰役中有上佳表現。

那么，客觀來看，假如九兵團全體在長津湖之戰中，如果都采取89師的辦法，即重視后勤工作，會不會減少非戰斗減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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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整個長津湖戰役，就從戰略上來講，九兵團是達成了戰役目標的，不管是在宣傳中還是在戰史中，我們對長津湖戰役都是持肯定態度。

唯一遺憾的是，這個代價有些大。

時任九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的宋時輪在戰后給軍委以及志司的報告中，都主動承擔了責任，坦承指揮層面出了問題。

對于是哪些指揮層面出了問題，宋時輪后來列了六點，比如對戰場環境不熟悉、實戰訓練不足、后勤規劃缺陷、戰前偵察不足、兵團協作脫節、調度失誤。

宋時輪所列的指揮層面的問題，其實還是很客觀的。

不過，這里也要明白，宋時輪本身是一個戰將，以上所列的六點問題，盡管他能夠在戰后想得到，但實際操作中，有些卻并非是他的長處。

九兵團在入朝時，整個兵團指揮部就有缺編的情況，比如宋時輪自己兼任兵團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就只有一個陶勇。

之前我們還聊過一個故事，說是陶勇調九兵團任副司令員的時候，一度還不愿意去，他認為宋時輪脾氣比較大，他自己脾氣也不好，兩人在一起難于相處，后來還是宋時輪親自去杭州，才把陶勇請出來。

可問題就是，宋時輪和陶勇一樣，兩人都是屬于戰將，打起仗來沒什么問題，但對其他一些細致工作，則可能是他們的短板。

比如后勤問題。

1950年11月，在九兵團入朝作戰之前，宋時輪和陶勇曾經商量過工作分工，當時兩人說定，宋時輪負責前線指揮，而陶勇負責后勤。

宋時輪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因為當時他已經意識到了九兵團入朝太匆忙，加上中央的命令幾次變更，致使九兵團沒有領取到足夠數額的補給，基本的冬裝也是不足數的。

可問題就是，陶勇自己沒有主管過后勤工作，對這一類的工作缺乏經驗。

2

1950年11月19日，九兵團在入朝后召開第一次作戰會議，陶勇就在會上強調：

“在打仗朝鮮不同于國內，我們沒有根據地，部隊的供給將是一個大問題；尤其是糧食供應將直接決定部隊的戰斗力，以及戰斗能不能打下去和能打多久，因此，各軍的首腦要親自抓糧食供應。”

嚴格意義上講，陶勇這番話說的沒錯，可他并沒有提出一個解決辦法。

當時九兵團入朝，按照規定每人要攜帶七到十天的口糧，然而在進入朝鮮以后才發現，九兵團各部隊在執行的時候悄悄打了折扣，有些部隊竟然只攜帶了三天的口糧。

結果就是，部隊到了朝鮮以后，還沒幾天功夫就斷了炊。

要知道，20軍89師從輯安入朝時，帶著的是七天的口糧，但抵達長津湖地區后就斷了糧，更不要說其他只攜帶了三天口糧的部隊。

1950年11月29日拂曉，新興里血戰了兩天的27軍80師撤了下來，陶勇到前線去視察的時候，才知道80師是頂著餓了兩天的肚子打的這一仗，而且彈藥也沒有了。

陶勇急的給志司打去電話，要求志司后勤趕緊給九兵團調糧調彈，可遠水是不解近渴。

在整個長津湖戰役中，身為副司令員的陶勇沒有就部隊指揮下過一道命令，而是一直在不停的催糧催彈。從這個角度看，陶勇確實盡到了他能夠盡的工作責任，但他對后勤上的作用也就僅此而已。

九兵團在入朝之前，就沒想到入朝作戰是不同于國內的，因為在國內作戰，部隊能就地補給，周圍都是老百姓支持，而入朝作戰情況不一樣，因為志愿軍有紀律，不能把手伸向朝鮮地方的老百姓，補給只能從國內獲取。

可實際上，因為九兵團后來遭到了史無前例的困難，確實曾從朝鮮地方百姓手中獲取補給，但因為朝鮮地方百姓自己還十分困難，對九兵團的支持很有限。

從11月19日，九兵團召開第一次作戰會議就能看出來，當時九兵團是入朝以后，才意識到這一點。

從89師戰后總結就能看出來，志愿軍后勤并不是準備不充分，而是運輸上存在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從邊境運輸到一線的這段距離。

余光茂、王直兩個師級指揮官能夠想到用部隊拉炮的騾馬臨時充做運輸隊，來彌補最后一段運輸上的不足。

如果九兵團能夠事先想到，組建九兵團的運輸隊，哪怕是在入朝以后不久就組織運輸隊，部隊因凍傷造成的非戰斗減員，興許會小得多。

根據26軍在1951年1月18日形成的《咸鏡南道戰役后勤工作初步檢討》記載：

負責26軍、27軍兩個軍的后勤二分部，整體上只能保障一個軍的后勤運輸，兩個軍就稍顯吃力，而且九兵團兵團部在協調后勤與一線上也存在問題，結果是給26軍運送的武器彈藥較多，而給27軍運送的糧食比較多。

可以看出，當時整個九兵團存在后勤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

從這一點上看，宋時輪、陶勇都缺乏后勤的經驗，如果能有一名專管后勤工作的兵團副司令員（或者副參謀長）在，他們兩人就能把更多精力放在一線作戰上，而不至于手忙腳亂。

3

這里我還看到一個小故事，值得與眾位分享。

1994年宋時輪將軍病逝后，原九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謝有法寫了一篇紀念老戰友的文章，后來收錄到了《謝有法將軍文輯》，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個故事。

長津湖戰役以后，九兵團整個的士氣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宋時輪非常擔心部隊的狀態，于是在和謝有法商量后，兩人分別到20軍、27軍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借此來提振部隊士氣。

結果宋時輪到了20軍以后，出現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問題，他在臺上講得口干舌燥，臺下干部戰士卻基本上沒什么反應，有的甚至打起了瞌睡。

顯然，政治工作非宋時輪的專長。

在長津湖戰役前后，九兵團的指揮部一共就四個人，宋時輪是兵團司令員兼政委、陶勇是副司令員，覃健是參謀長，謝有法是政治部主任。

從職務上也不難看出分工，宋時輪是兵團軍事政治上負總責的那個人，陶勇、覃健都是加強宋時輪軍事上工作的幫手，謝有法是宋時輪政治工作上的幫手。

毫無疑問，宋時輪將軍在軍事上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陶勇、覃健兩人軍事上能力也很出眾。

在長津湖戰役期間，陶勇是在兵團司令部，后來又到了前線，專門負責后勤工作的。覃健作為參謀長，他的工作是幫助兵團指揮部及時掌握一線情況的，他組織了司令部參謀人員到各軍、師、團了解情況，使司令部及時掌握了前線情況，為戰略決策提供了準確的依據。

總的來看，宋時輪在長津湖戰役軍事層面指揮，雖然也有疏忽（比如對環境估計不足等），但畢竟是完成了戰役目標。

不過，在政治工作上，宋時輪就差強人意（大體上還讓人滿意），只能說是在及格線上，距離優秀還有些距離。

作為宋時輪政治工作上的幫手，謝有法雖然沒有多說什么，但從他紀念老戰友的文章中，也不難看出，他在這件事情上是持有保留態度的。

對比我軍之中的優秀政工干部，就不難發現問題。

一次戰役尚未開打的情況下，政治工作就要做到頭里，特別是組織上下協調工作，這個尤其關鍵。

之前我們在聊長津湖戰役后26軍的后勤工作總結，提到過后勤二分部運輸能力不夠的情況，這其中還有個事故。

1950年12月7日，26軍向后勤二分部提出后勤補給時，二分部派出了八輛汽車往前運，但讓人沒想到的是，二分部該股運輸兵力為了避免美軍飛機轟炸，竟未按照事先約定的送到葛田里，只送到德實里便要求交接給二十六軍。

即便是在二分部隨隊軍械處監運員與26軍干部再三動員，運輸人員都不同意把彈藥物資卸于德實里，反而強行開車回國。

26軍后來在戰勤檢討分析中就曾指出，二分部本來是負責他們軍的后勤運輸，但在一開始卻對他們不管，理由是26軍是預備隊，后來雖然經過溝通，但是效果不大。

誠然，志愿軍后勤二分部在運輸上也力有不逮，九兵團26軍、27軍各軍、各師、各團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問題（雙方在戰后總結中均有指責對方的描述），但雙方缺乏必要的組織溝通，是配合出現問題的原因之一。

僅一個事例就足以說明，九兵團入朝參戰，政治工作并沒有做到家。

比如同屬華野的唐亮，就極擅長做組織協調工作，打仗之前就把部隊的上下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并能做到及時調整。

總結來看，九兵團在入朝參戰后，在指揮機構上沒有高配，特別是當時九兵團才剛入朝，沒有同志司取得很好聯系的情況下。

比如兵團指揮部應該專配一名政委，負責政治組織工作，并至少配備兩名兵團副司令員，而且兩人中至少要有一個專職負責后勤，負責抽調各軍、各師、各團全部后勤運力來保障后勤，特別是從邊界線到一線這段距離。

總而言之，九兵團在長津湖戰役期間，在兵團領導層級上存在薄弱環節，以至于埋下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