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噪聲奪走聽力，三次鑒定陷困局：一位鉚工的工傷維權之路

在長期處于高強度噪聲環境的工作場所中工作了八年后，湖北宜昌的宋萬春師傅被確診為“重度職業性噪聲聾”。然而，比失聰更讓他和家人感到無助的，是隨之而來的漫長而曲折的維權之路。從區級到省級，三次官方傷殘等級鑒定，結果從十級到八級，始終與家屬和部分專家認為的“七級”存在差距。這背后，涉及鑒定標準的理解差異、程序執行的疑問，以及一位普通工人在維權過程中遇到的現實困難。

一、噪聲八年，雙耳漸寂

2015年1月1日，宋萬春入職宜昌某機械制造企業，成為一名鉚工。此后的八年，他的工作日復一日地與高強度噪聲為伴。據其妻楊女士所述，宋萬春的聽力問題并非突然出現。早在2019年，他的一只耳朵就已基本失去聽覺，另一只耳朵則持續出現“嗡嗡”的耳鳴，這種情況持續了兩三年，直至2023年，雙耳聽力最終完全喪失。

2024年6月4日，宜昌市中醫醫院的診斷書給出了明確結論：重度職業性噪聲聾。同年7月2日，所在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受理了企業的工傷認定申請，并于8月22日正式下達《認定工傷決定書》，認定宋萬春所患為工傷。

二、曲折的鑒定路：十級、八級還是七級？

工傷認定只是第一步，直接關系到賠償數額的勞動能力傷殘等級鑒定，成了一場拉鋸戰的開始。

初次鑒定（區級）：十級與程序疑問

2024年9月27日，宋萬春在所在地指定醫院進行初次鑒定。楊女士回憶，鑒定過程持續較長時間，但結果遲遲未正式通知。“當時有非正式渠道暗示需要額外費用，我們未予回應，之后結果出具遇到延遲。”直至2024年10月15日，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才出具結論：傷殘十級。楊女士對此結果表示質疑，并與之前的溝通情況產生聯想。

再次鑒定（省級）：維持十級與程序簡化

在法定申訴期內，楊女士提交了初鑒結果及在另一家醫院的復查材料，申請了省級鑒定。她提到，2025年1月3日，省級鑒定委員會的醫生主要進行了問詢，未安排新的儀器檢查，便做出了維持十級的結論。事后，楊女士嘗試與省級相關部門溝通，詢問標準細節，但后續溝通未能有效繼續。“未進行實質性復查即得出結論”，這一情況讓家屬對鑒定程序的嚴謹性產生了疑問。

（圖片說明：相關溝通記錄與材料截圖）

復查鑒定（市級）：升至八級，但爭議未平

在多方反映和基層協調下，2025年10月27日，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組織了復查鑒定，結論提升至傷殘八級。然而，楊女士和家人仍難以完全認同。

三、核心爭議：標準適用與程序公正

1. 國家標準與鑒定結論的差異

根據《勞動能力鑒定 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等級》（GB/T 16180-2014）國家標準明確規定：雙耳聽力損失≥56dBHL，即符合七級傷殘標準。宋萬春提供的客觀聽力檢查報告（如ABR）顯示，其雙耳聽力損失數值均超過此閾值，左耳70dB方能引出V波，右耳也需60dB。家屬認為，現有八級乃至之前的十級結論，與標準規定存在出入。

2. 專業意見采納與程序規范問題

家屬曾自行委托具備資質的第三方鑒定機構進行鑒定，該機構出具了符合七級傷殘的專業意見。然而，此意見未獲市人社部門的采納，且未獲得詳細的書面說明。此外，針對傷殘等級認定的異議，家屬曾依據規定提出復核訴求，但未得到按預期程序的處理。這引發了對異議處理機制有效性的關注。

3. 客觀檢查與主觀測試的權重

家屬提供的ABR（聽覺腦干反應）檢查圖例顯示，其客觀聽力閾值與最終評級存在差距。楊女士強調：“相關專家曾指出，ABR這類客觀檢查結果在評級中應具有關鍵參考價值。”她擔憂，鑒定過程可能對存在主觀配合因素的檢查項目依賴度更高，而相對弱化了客觀醫學證據的作用。

4. 案例對比顯示標準執行差異

楊女士提及一個參照案例：本地另一企業的一名員工，與宋萬春在同一醫院檢查，由同一位專家診斷，其雙耳聽力損失為50dBHL，最終被鑒定為八級傷殘。 而宋萬春的聽力損失程度更重，結果卻被初定為十級，復查后為八級。“兩人情況相似，鑒定結果卻存在差異”， 這種情形讓家屬對鑒定標準執行的統一性產生了疑慮。

更令他們困惑的是，在同一家企業內，存在其他因噪聲導致聽力受損的員工。其中三名員工日常溝通影響相對較小，兩人被鑒定為九級傷殘，一人被鑒定為七級傷殘。相比之下，宋萬春已完全失聰，溝通嚴重受阻，其傷殘程度理應更為嚴重，但最終評級卻未能相應體現。 同一工作環境、適用同一標準，鑒定結果出現的顯著差異，讓家屬對鑒定過程的公平性提出質疑。

四、維權者的困境與期盼

今年58歲的宋萬春，其維權之路顯得尤為緊迫。楊女士擔心，隨著時間推移，相關賠償可能因規定而有所減少。同時，用人單位態度不夠積極，一份2021年的勞動合同中部分條款，也顯示出其在勞動保障方面可能存在提升空間。

楊女士表示，她唯一的訴求就是依據國家標準，為她丈夫爭取一個公正的、與傷情相匹配的鑒定等級。“他雙耳聽不見，這是用八年青春換來的代價，我們不能就這樣認了。”楊女士補充道，“我們堅信上級有關部門能夠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督促地方相關部門依法履職，讓工傷職工得到公正對待。懇請相關方面介入調查，依法依規處理此事，給我們一個公正的答復！”

宋萬春的遭遇，反映了個體勞動者在復雜體系下維護自身權益時所面臨的挑戰。他的聽力等級在鑒定文書上幾經變化，而他的人生則在無聲的世界里等待一個公正的回應。這起事件不僅是一個家庭的維權個案，也折射出職業病勞動者在工傷認定、傷殘鑒定等環節可能遇到的普遍性難題。他的七級之爭，爭的不僅是一次性的經濟補償，更是對制度公平、程序正義的深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