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中國疆域，或者某個地方，我們經常聽到“自古以來”這個詞語，以此主張領土主權。

但問題是：何謂“自古以來”，中國自古以來的依據何在，以色列拿著圣經主張迦南領土主權能不能叫“自古以來”？

其實，以色列對迦南領土主權的最多只有圣經中的“自古”（“自古”真不真不好說，因為只有圣經記載，以色列考古問題太多），卻沒有“以來”，但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自古以來”，其中基本既有“自古”、也有“以來”，是貨真價實的“自古以來”！

史前文化中國

筆者以前寫過中國史前發明陶器的文章，記得有網友評論說“當時沒有中國”，所以不能將這一發明歸于中國。這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孤立的看待問題，難道在“人”這個概念沒有出現之前古人不是“人”嗎，“吃飯”概念出現之前沒有“吃飯”？其實，在“政治中國”出現之前的是“文化上的中國”，就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文化中國是政治中國的基礎！

過去百年，中國通過考古實踐表明：史前文化上中國的疆域與今天的其實差不多。這一點或出乎大家意料，但事實卻是如此，學者韓建業的《周代以前文化上早期中國“邊疆”的形成》一文中有詳細考證，本文歸納其中幾點。

首先，距今一萬多年，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中東部地區的五大文化系統，彼此已有一定交流。距今8000多年時中原裴李崗文化（裴李崗遺址位于河南新鄭）異軍突起，并在其帶動之下，各個文化系統融合加速，初步形成一個相對的文化共同體，比如都“敬天法祖”、都天人合一等。

其次，距今大約7000年，中國進入仰韶文化階段（其中廟底溝-仰韶東莊類型影響力最大），并且仰韶文化迅速向外擴散，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其中，三星堆人主要是黃河流域農民與當地人的混合，以中原仰韶人群為主。

第三，距今8000年的遼西和內蒙東部，已在早期中國文化圈內。約距今6000年之后，在中原廟底溝（廟底溝遺址位于三門峽）期仰韶文化強烈影響下，吉林中西部和內蒙古東部呼倫貝爾地區成為文化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距今大約6500年，仰韶文化后岡類型和半坡類型人群向內蒙中南部擴散。距今6000年后，廟底溝文化類型突起，影響力擴散到了蒙古國南部、甘肅、青海東部。總之，在五帝時代之前，中國北疆范圍主要是在甘肅西北、內蒙中南部，與今天北疆大致相仿。

第五，距今5300年后，仰韶文化晚期，甘肅馬家窯文化人群向四川擴散，之后一路繼續向西南、到達西藏東南的昌都市等，一路繼續向南到達云南西部、廣西等地。其中，也有一些從湖南等地向廣西、云南擴散，與黃河流域的人群一起甚至擴散到了越南北部。

第六，距今4500年后，中原文化因素不斷在新疆出現，比如距今4000年、馬廠類型末期或者西城驛文化因素出現在哈密。在這其中，最典型的是彩陶和農作物黍，源自黃河上中游地區的彩陶文化大量出現在新疆，并與本地結合。總之，當時新疆天山南北地區已在早期中國文化圈內。

因此，在五帝時代的政治中國出現之前，文化上的中國范圍與今天中國疆域大致相當。當然，中國文化圈是分層次的，大致可分為核心區、主體區和邊緣區三個圈層，像上述其中的北疆、西疆、南疆等就位于邊緣區了，而中原就屬于核心區。上圖玉人像，源自湖北石家河文化遺址。

談到這里，或許有人會說：文化上的傳播，并不能作為疆域來看。事實的確如此，但文化上的認同是政治上認同的基礎，沒有這一基礎，政治上的認同就難以談起。

政治上的中國

文化上的中國只有一個且會持續發展，政治上的中國有些像三國演義所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說到底需要維護才能與文化中國的范圍合一。

政治上的中國，起源于何時，不同學者之間或有爭議，但大致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韓建業文章中認為是在五帝時代早期，距今4700余年。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中國之疆域，或比文化中國疆域大，或比其小，這取決于當時的國情。

上文談到的文化中國，在政治中國出現之后，一方面中國文化圈繼續鞏固和發展，一方面在政治中國的推動下得到進一步發展。

距今5300年前，中國進入“古國”階段，但從這時到夏朝之前，古國邦國范圍都不大，屬于區域內的政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石峁遺址、陶寺遺址等的人口，以本地為主，但也有遠方之人，比如陜西神木石峁遺址中就有來自南方的人，同時石峁遺址中還有良渚文明的文化因素等。

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廣域王朝，其中不少遺址中的人群來自五湖四海，比如二里頭遺址中有來自青海的人。到了商朝，這種情況就更明顯了，而且商朝疆域范圍更大，即北到遼寧、南到湖北、西到陜西、東到海濱。周朝疆域比商朝更大一些，向南越過長江抵達太湖、洞庭湖以南，向西越過六盤山，其中周朝諸侯燕國疆域包括內蒙東部、朝鮮北部。

秦漢時期，作為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其疆域大致與文化中國疆域相同：向西，轄地包括今新疆及哈薩克斯坦的巴爾喀什湖以南的部分地區；向北，秦長城在內蒙中南部，比如包頭就有秦長城，包頭九原區麻池古城是秦代九原郡九原縣故址，也是秦直道北端點；向東北，秦漢勢力已到吉林和朝鮮北部，比如吉林通化的南臺子古城址、秦漢長城防御體系的重要節點；向南，已經到達越南中北部等，同時將海南島納入管轄。

晉隋唐宋元明清時，中國疆域或大或小，但基本是在秦漢基礎上的變化，文化中國的邊緣地區陸續成為政治中國的一部分，比如黑龍江地區等等。其中，漢晉時期西藏象雄政權已與中原有密切的政治聯系，唐朝時進一步緊密，元朝時正式納入中央管轄，明廷建立烏斯藏都指揮使司統轄衛藏，實施“多封眾建”以分權制衡，活佛冊封需明廷認證等，清朝時在歷史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管轄。

總之，在文化中國疆域的基礎上，經過數千年的融合發展，秦漢時的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的疆域已經基本合一，后世在此基礎上有所變化，但總體變化不大。

因此，基于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連續性（其中政治中國即便丟掉某一地的主權，但時間往往并不長，又由后一個王朝接續，但此時文化中國卻并未中斷），因此我們才能理直氣壯的說“自古以來”。這個“自古以來”不是開玩笑，是幾千年來文化和政治中國的不斷演化的結果。

最后，談及中國疆域問題，一些人總會談到清朝，認為清朝奠定了中國疆域之類云云。但其實這種表述既不客觀也不負責，通過上文可知，應該說清朝在領土方面肯定有“鞏固”的貢獻，而不是“奠定”，更不是什么“嫁妝論”。如果認為清朝是“奠定”，那么就會出現很多問題，那不是蠢就是壞，比如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文章《柳歡 徐海霞：戈爾斯坦的西藏研究違背歷史事實》中就已說明。

參考資料：

《中國歷史研究院——柳歡 徐海霞：戈爾斯坦的西藏研究違背歷史事實》

《中國歷史研究院——韓建業：周代以前文化上早期中國“邊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