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紅樓夢》是不是悼明之作的討論火了起來。我看有人分析得頭頭是道，至于《紅樓夢》是不是在悼明，見仁見智吧，畢竟“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這個現象也引出了一個話題，就是“明粉”們對明朝過于美化的問題。“明粉”的初代鼻祖還要追溯到當年明月老師寫的那本《明朝那些事兒》，帶動了網絡上的明史熱。正是當年明月老師對明朝的吹捧，造就了“明粉”這一群體，而“明粉”的增長又加劇了不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

即使在中國歷史上漢族建立的王朝中，明朝的腐敗和專制都幾乎是登峰造極的。比如，明朝中后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黑暗的特務政治、宦官專權、君主的怠政、腐朽的八股取士，以及閉關政策的開始。

清朝，只是那個延續了歷史慣性、對古代中國完成了最后一擊的對手而已。清朝的歷史罪責，在于它沒有終止“秦制兩千年”中國的專制制度，沒有扭轉近代中國落后的大趨勢，而清朝本身并不是造成近代中國落后的始作俑者，而只是壓倒華夏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朝這個朝代本身就有點兒生不逢時。就好比你吃了10個餃子吃飽了，但你不能說你吃飽了是因為最后那個餃子。

“皇漢”“明粉”們把近代中國落后的歷史責任全部推給清朝，但明朝的同時代，西方在干什么？在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大航海，爆發了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當歐洲已經進入資本主義體系時，明朝還是官本主義體系。至于我們都很驕傲的鄭和下西洋，它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與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的大航海對西方歷史的影響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明朝錯過了整個全球大航海時代的機遇，那么，明朝有沒有歷史責任？

甚至中國落后于西方也并不是從明朝才開始的。兩千多年前，中國處于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時代時，西方的古希臘已經實行了代議制民主，古羅馬已經實行了共和體制。當然，春秋戰國時期在中國古代史上，已經是思想最活躍、最自由、最有活力的一個時期了。我說過，中華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先秦是中華民族最為神采飛揚、嫵媚動人的童年時代。但是，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也大多是為統治階層服務的。在東西方古典文明時代，當東方的儒家以“禮”確定了統治與社會生活秩序的時候，古希臘哲學家就通過理性擬定了現實社會的最高原則，不得不說，比我們要更勝一籌。即使像孟子這樣的偉大先賢也提出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這在兩千多年前已經難能可貴了。但民本思想與民主思想仍然有著本質不同。民本，就是以人民為本錢；而民主，則是以人民為主人。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與同時代西方的古希臘的差距。

而明朝則是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開始呈明顯擴大趨勢的一個時代。而“明粉”們卻陶醉于明朝“清場式遙遙領先”的幻覺中，沉浸在“西方科技都是從《永樂大典》中抄來的”的迷失中，實際上是把現實中的狹隘民族主義投射到歷史中的一種表現。很多“明粉”和“西方偽史論”信奉者有著很大的重合度。

當然，客觀地說，明朝和清朝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是各有優劣的。完全美化或徹底否定明清兩朝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歷史態度。比如，明朝有宦官專權，而清朝沒有，這一點清朝就比明朝好。而清朝有后宮干政，而明朝沒有，這一點明朝又比清朝好。從皇帝的個人能力和文化素質來看，清朝又是遠遠優于明朝的。而大明王朝直到滅亡，都沒有簽訂過任何城下之盟，就像明朝愛好者們所說的，做到了“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與清朝跟列強簽訂的一個個屈辱條約相比，又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

而在皇族的特權問題上，明朝則比清朝做得過分得多、糟糕得多。清朝的愛新覺羅皇族，爵位的世襲罔替是逐代遞減的。比如，某一個愛新覺羅氏是親王，他生了10個兒子，但只有其中一個能夠世襲親王爵位，其他9個兒子最多只能當郡王。而其中的某一個郡王，如果也生了10個兒子，那么也只有其中一個能夠世襲郡王爵位，其他9個兒子最多只能當貝勒。而其中的某一個貝勒，如果也生了10個兒子，那么也只有其中一個能夠世襲貝勒爵位，其他9個兒子最多只能當貝子。這樣幾代人傳下去，絕大多數皇族宗室成員，就成了“閑散宗室”，手里并沒有過多的特權，其生活境遇跟普通平民沒有多大差別。比如，清朝末年出生的大書法家啟功先生，他也是乾隆皇帝的正宗嫡系后代，但在他出生的那個年代，他的生活境遇已經與北京普通平民無異了。

但反觀明朝，也許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小時候窮怕了，所以他的子孫后代可以不用從事任何生產勞動，就能世世代代享有世襲的特權，享有高額的朝廷俸祿。這樣二百多年下去，朱元璋的子孫傳至明末，整個國家就多了上百萬不事勞作卻專門享受優厚特權俸祿的龐大“寄生蟲”群體。這就對國家財政開支造成了巨大的負擔，也使土地兼并的問題急劇惡化，這也是造成明末官逼民反、導致明朝迅速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清朝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有很大罪過的。除了剛入關時慘絕人寰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和野蠻的“剃發易服”之外，尤其是在清朝鼎盛時期以“文字獄”為代表的文化專制主義，造就了人們的奴性，扼殺了整個民族的創造性和創新能力，窒息了自由的空氣，使中國無論在政治制度還是經濟科技等方面都遠遠地落后于西方，遺害深遠。應該說，是明清兩朝接力造成了中國近代的落后。

公眾號“黑噪音”作者倪刃老師在《為什么突然有這么多人開始悼明？》一文中寫道：“即便滿清沒有入關，近代的中國也照樣會落后。只要沒有經歷文化上的啟蒙與近現代化的科學與文明洗禮，大明就算再持續個三四百年，也啥用都沒有。”

所以說，不是明朝比清朝好，而是明朝亡得太早。所以很多人把中國近代落后的歷史責任全都推給了清朝，把中國近代落后的鍋全都扣到了清朝的頭上。如果大明不亡于大清，而是二百年后直接面對全盛的大英，也好不到哪里去。無論是蒙古貴族統治下的元朝，或是漢族建立的明朝，還是滿洲貴族統治下的清朝，其實質不過都是中國皇朝專制統治的一個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如無強大的外力驅動，這些專制皇朝都難以自覺地發展成資本主義的近代文明。只要皇權專制的體制不改，舊有的統治邏輯不發生變化，不管統治階級是以哪個民族的精英為主，走向落后挨打都是歷史的必然結果。這跟漢人當權，還是滿人當權，沒有太大關系。不管是明朝還是清朝，無論從文化上還是制度上，其統治邏輯都與現代文明無關。所以，既不必當“清粉”，也不要當“明粉”，而要當“文明粉”。只有當自由、平等、法治這些人類共同的現代文明價值觀普照進每一個人心靈的時候，我們方為現代化了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