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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的精神成長史都有鮮明的共同的印記。這個印記就是各種“熱”。
“熱”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1980年代第一次在中文語境中出現。在沒有社交媒體的年代，人們和今天一樣狂熱。只不過那時候追逐風潮，不是靠一塊手機屏幕，不是靠社交媒體以及美圖秀秀的濾鏡，而是靠書籍、廣播、電視和電影。
美學熱、詩歌熱、小說熱、港臺熱、韓流……1980年代以降，社會熱點（Social Fever）接踵而至，烙印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印記。但有一些天生叛逆的孩子，腦袋上長了塊反骨，越是流行的東西就越討厭。他們不為熱點所惑，獨自迷茫地探索自我。
侯思源就是叛逆者。
談到沉潛數年后又出作品的王朔，侯思源說，“我突然關注王朔了，坦率地講，作為70后，我在王朔最火的80年代都沒把他當回事，因為我不喜歡痞子那些東西。”這種審美上的邊緣人格是獨立和自由的一部分。
當痞子文學熱退潮，人們的欲望水漲船高，不再因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誰”而興奮。王朔想在這個時代跟人比“流氓”，心有余而力不足。
王朔標志性的平頭開始花白，肉嘟嘟的娃娃臉也有了皺紋。侯思源發現，“這人有意思，他那種到處說實話，太可愛了，還有他那種認真，但六親不認，跟我特像，不合謀，不同謀，不合群，通常不說，一說就到處得罪人，也煩人。”
此前是太流行不喜歡，現在是冷門才喜歡。侯思源分享的這段個體精神變遷史，讓我想到了杜拉斯那句“和年輕時的你比起來，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
1980和1990年代的社會熱點往往伴隨著社會思潮。現在，熱點只會變成熱搜。熱點轉換太快，熱搜排成榜單。人們早就沒有思考的耐心，更何談思潮。
詩歌也一樣。只有熱點，沒有思潮。文本短平快還要有點刺激才能吸引一點點關注。詩歌或多或少被流行趣味綁架了。
侯思源的主題是“陽臺上的女詩人”。這個題目畫面感很強，有點茫茫黑夜漫游的況味。陽臺上的女詩人在思考，談到AI，侯思源說，“我在2005年就從事智能交通，對物聯網，智能城市和人工智能都很敏感。這是一個小躍遷，有點智能平權的意思。我很好奇人類未來的可能性，也會思考作為個體何去何從。”
講述：侯思源
整理：桉予
//開放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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