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愚見，20世紀的中國，論大學問家，確實得首推陳寅恪與錢鍾書。但要說“大思想家”，又著實連一個都沒，可恥地交白卷。當下社會風氣，動輒“民國大師”，也熱衷制造“思想家”，有甚者南大那群教授把張之洞詹天佑都捧成了“思想家”，也真是夠離譜。

20世紀的本土，何以不出“大思想家”，細思原因也是怪，按理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承前啟后只等東風了，研究學問厲害的也真是一波又一波涌，可愣是沒冒出一個哪怕半個“大思想家”。過去有人議論說，那是因為本土讀書人慣有的“油滑的犬儒人生態度與賣弄淵博的儒家文人心態”影響了思想的發揮與創造，似乎也有點道理。要我“爆論”，文化積淀太淺與文明底蘊太深厚的地方，似乎都很難出品“大思想家”。太淺是因為沒有依憑，“思想”是得有積累與連續的，不可能憑空而生出來一個“巨子”，非洲人搞燒烤在行，但不大可能有人會去研究“夢的解析”；可要是傳統過于深厚，深厚到讓人透不過氣來，幾輩子讀不完的典籍，向天再借五百年也理不清的文化遺產，以及那種掉書袋式的詮釋型學問體系，也確實會成為壓垮創造型心智的最大負擔，只怕還真不如一個500G的U盤頂用。中西都一樣，歷史上出過很多那種“無所不知”的人.中世紀詩人約翰.高爾（John Gower）說尤里西斯“此個人無所不知”，到了十七世紀耶穌會士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又被稱作“最后一位無所不知的人”，隨后中國的沈曾植在世時也不只一次受人如此稱揚，但他們的“思想”貢獻幾乎都很小，近乎付諸闕如。Peter Burke如此寄慨遙深過，“博學是要付出代價的，博學家最難避免‘半瓶醋’，有時那代價便是失之淺薄”（《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麥田2022年版，頁55）。

魯迅偏激號召“少看或不看中國書”、“把線裝書扔入廁所去”，根本焦慮也在這里，覺得不如此徹底就無法再造“新人”，四書五經祖傳藥膏牛皮癬沒有出路。正如當年馮友蘭感慨過的，現代人汲古越多越勤奮，可能是一種副作用，“思想原創”往往就越難了。弗洛伊德、韋伯、羅素、羅爾斯們要比博學與閱讀量，不大可能贏過陳寅恪與錢鍾書，就維特根斯坦那種吊兒郎當的作派與若有若無“學識”，擱我們這大概率連211大學碩論都通不過，更不可能去發C刊。可見“學識”不等于“思想”，彼得.柏克口中的那類“博學家”也不會自動升格為“思想家”。當今學界明星諸如張一兵王子今陳平原們，擁躉再怎么捧，也應該只能叫“論文學家”、“著述學家”，亦或者是“C刊學家”，而不可能是“思想家”，盡管現在的輿論評價系統已經寬容到沒邊了。前日我讀徐泓那本《燕東園左鄰右舍》，直覺這是2024年最好的一本書，可唯一扎眼的一處，就是作者徐泓都把謝冕捧為“大師”了，徐女士出身名門，自己也是堂堂北大教授，不知何以會這么缺乏判斷力。再說的不客氣一點，現在是妖孽迭出的時代，尤其是所謂學術界，擠滿了浪得虛名又自我膨脹的角。已故“冷嘲家”何滿子老先生說這是“文閣遺風”，蓋彼時以戴高帽為催辱人之具，今則以戴高帽為抬舉人之具，其戴高帽則一。

毋庸諱言，近代學人中，我是最佩服陳寅恪與錢鍾書的，大概率這兩位真屬于“最后一位無所不知的人”那范疇，可惜他們也無法再進一步，由“學者”躋身“思想家”之列，盡管他們倆算是最接近的了。陳寅恪在史學方面毋庸置疑是第一人，而錢鍾書在文藝批評上的功底自也是世無其匹，他們都有那個資本跑哈佛劍橋牛津，找彼時西方世界一流學者論劍一番的，但他們的確談不上是什么“思想家”。他們可說是文史天才，書蠹一生又謹守分際，專業能力自然也極強，生平有很多的“學術創見”，但要升華到“思想創造”或“思想理論”位階，那應該是沒有的。我小的時候，本土知識分子一窩蜂捧顧準是什么“20世紀中國唯一思想家”，可要你真的找來看一看，多半也會明白過來，那不過就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既樸素又夸張的軟廣營銷辭。要我如實評價，顧準也好，張中曉也罷，都不過是那個迷亂年月很能獨立思考的讀書人，立定腳跟想了很多常識，雖然極難得，可終歸不隨大流而已，罕見但還說不上多有“思想”。今年6月份，聽聞張中曉故鄉所在的浙江紹興越城區恂北村即將拆毀，我還特意跑去憑吊一番，荒煙蔓草斷壁殘垣之下感觸良多。坦白說，我是尊重這種知識分子人格，但于其文化與思想貢獻，也是有保留意見的。早年讀朱學勤，看到他說，顧準張中曉這些人的“思想”早就過時了，但他們的“精神價值”永遠比具體認知更有意義，也更為長久，這是說到我心坎上了。

我也從不認為魯迅就是“思想家”。魯迅固然有“思想”，但也斷然難說是“思想家”。若橫向比較，按照西人定義，魯迅更屬于批判型重量級“知識分子”，更重要在展現一種無畏姿態與擔當角色，雖一生中也有過不少石破天驚的“大判斷”，但畢竟東一鱗西一爪，打一槍放一炮，屬于不成體系的“隨感錄”。縱向來說，他屬于看待人性、舊史與時事很透徹的那種異端知識分子，但這樣的知識分子，即吾國歷來實亦代不乏人，他大抵相當于漢代的王充，唐代的慧能，明代的李贄，乃至入清以后的顧炎武王夫之戴震趙翼也是相近的（我讀《日知錄》《讀通鑒論》《廿二史札記》，覺得那里也充斥著大量極高明的“大判斷”與極透徹的社會“見解”），甚至同時代的“乃弟”周作人也不會比他淺薄。我想還是得如實承認，諸如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這類真正改變全人類思維格局的（大）“思想家”，20世紀中國從來沒有生產過，除非你是為了所謂“面子”，需要硬撐虛構。但那也是自說自話的虛榮，沒什么意義。說句套話，學問公器，不分新舊中西非洲亞洲城鄉清北，還是有一套標準或共識的，盡管今之著名耿直boy兼國子監致仕司業辛德勇教授可能不同意。

要說到問題的根本，我還是比較同意李大興先生的意見，即我們本土的觀念，還是太輕視“無用之學”了，導致“大思想家”無法立足（《在生命這襲華袍背后》，三聯書店2017版）。在我們一般人的認知里，總覺得“知識”得“有用”，“學問”得“實踐”，所謂“經世致用”、“躬行出真知”、“道不虛談學貴實效”才是天經地義的，不然就要嘲笑，連本土讀書人們自己也不敢瞎想、空想。可實際上，持此邏輯或認識的人們，終究看不到一個事實：所謂的學問乃至思想，往往就是無用的，或者說就是與時代與現實無關的，甚或就是一堆抽象的學理與符號。技術才與現實息息相關，文化與思想不是，最多只是觀念的不斷構建、更新與拆解，簡直都是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比如海德格爾整天跑山林瞎琢磨“我是個啥東西”，維特根斯坦在戰場念茲在茲“嘮嗑只是費花生米嗎”的問題，所思所想都與現實有何關聯呢？可西人就有這種“玄想至上”的傳統，社會上的人也能認同和尊重，所以他們才能成就為“思想家”，乃至“大思想家”。

換在本土，在如今據說是華夏盛世NO.1的大明，李贄老師不過稍微提了一嘴“孔子是否絕對正確”的碎碎念，結果就要深陷囹圄，最終喉嚨一割了之。而今偶爾清北出現那么一兩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數學怪才什么的，大眾就會當千年怪物一般圍堵，瞎起哄吹哨子投喂食物，這社會氛圍兩相比較下來，問題不是很顯然么？一言以蔽之，要出大“思想家”，得先有能與之適配的土地與人民，然后總有人從中脫穎而出，否則好比Type-C接口永遠無法為iPhone充電。

2025.11.30,亂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