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 | 數字政府傳播（Digital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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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內涵

數字政府傳播是指數字政府在運行過程中的信息流動、主體互動以及價值共享的活動與過程。該概念由重慶大學學者曾潤喜等學者在其所著論文中提出。該概念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理解數字政府傳播的內涵。

第一，數字政府傳播是數字政府的傳播，不是傳統政府的傳播。數字政府本身就可以被理解為鏈接萬物的超級傳播媒介——它既是政治系統讀懂社會、詮釋信息和決策制定的必要條件，也是人、技術媒介與世界之間交互和建構關系的基礎。這與前數字時代的政府實體有著本質區別，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國家內部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國際關系的話語范式。

第二，數字政府傳播不是數字政府與政府傳播的簡單相加，而是二者的耦合迭代。數字政府既承擔了傳播任務，本身也是傳播的一部分，實現了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的內在統一，以及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有機融合。因此是一種數字政府的整體性傳播，代表著政府傳播的高級階段。

第三，數字政府傳播是伴隨數字政府治理行為全過程的傳播。數字政府全天候、永久在線的特性，也決定了數字政府傳播“24小時不打烊”。數字政府傳播既是傳播行為也是治理行為，是實現數字政府善治的重要方式。

第四，數字政府傳播已經遠超信息傳播的單一功能范疇，更強調促進數字政府運行過程中的主體互動和價值共享。在新的節點式和去中心化運作的數字生態系統環境下，數字政府傳播更加關注組織特性、人的需求和機器交互。在新的政府傳播行動者網絡中，各節點的傳播地位和話語力量趨于平等，由此模糊了政府傳播的傳受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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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政府傳播研究體系

數字政府傳播研究體系是一個多維度、跨學科的研究框架，旨在全面理解和提升數字政府背景下的傳播效能。

具體而言，該研究體系包含以下幾個核心維度：

①數字政府組織傳播轉型

研究數字政府內部及與外部組織間的信息傳播與互動機制，包括G2E（政府與雇員）、G2G（政府與政府）、G2B（政府與企業）、G2C（政府與公眾）等傳播模式。重點關注如何通過傳播優化組織協同，提升治理效能。

②數字政府人機傳播認識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入，數字政府傳播研究需深入探討人機傳播的新模式、新挑戰。包括AI在政府傳播中的應用、人機交互對傳播效果的影響，以及如何防范AI帶來的安全風險。

③數字政府國際傳播研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數字政府國際傳播成為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途徑。研究內容包括數字政府公共外交、信息和輿論戰、全球虛擬組織的交互等，旨在通過國際傳播構建中國數字政府的良好形象。

④數字政府公共關系研究

數字政府公共關系研究關注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任構建、形象塑造及危機管理。通過優化界面傳播、提升政策智能傳播能力等措施，增強公眾對數字政府的認同感和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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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政府組織傳播的內容有哪些

數字政府組織傳播的內容豐富多樣，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①組織內部傳播

數字政府通過數字技術改變了組織內部的知識信息流動和激勵方式，推動了組織信息的多向自由交互。這包括算法輔助的決策引導、自動化評價與約束機制等，旨在強化組織控制，同時需關注算法控制對組織成員的負面影響。

②跨組織間溝通協作

數字政府依賴部門間信息交互、權力共享和主體協作來實現整體性治理。這涉及創建跨組織的交流平臺，實現異質性組織的“超鏈接”，以及平衡組織邊界開放性與信息模糊性之間的關系，促進信息要素的自由交換和全方位整合。

③政務服務傳播

政務服務是數字政府傳播的重要渠道，通過“一網通辦”等信息集成服務，圍繞企業和群眾的全生命周期提供精準服務。這包括遠程虛擬窗口、智能搜索問答等新型政務服務的人機交互問題，以及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和服務反饋機制。

④參與式傳播

數字政府治理包容多元社會主體進行共商共建共享，通過G2C和G2B傳播模式，構建民意表達-參與-回應-引導的傳播機制，促進公眾討論和參與數字政府傳播。同時，通過一體化在線監管政企溝通渠道，構建跨組織的協同響應監管運行機制。

⑤危機傳播

數字政府治理持續深化的同時，危機傳播與應急管理中的協同共治需求也日益凸顯。當前，各類風險源跨時空耦合，政府數字孿生虛實交互，需要轉變以往治理場景、主體和手段相對分離的靜態認知。從危機協同傳播視角，需要構建應急傳播協調聯動機制，形成促進多元主體應急協同的智能合約等。

⑥政策智能傳播

政策智能是數字政府建設的新議題，《國務院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已經明確提出“優化政策智能推送服務”等要求。一是政策決策的智能。如政策決策過程會衍生政策信息的在線自動采集、智能論證評估、多主體政策議程協商等需求。二是政策傳播的智能。在政策數據共享、模型算法和大數據分析支撐下，數字政府有望實現“政策找人”，并能基于精準匹配推動政策“免申即享”“千人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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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政府人機傳播的模式有哪些

數字政府人機傳播的模式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演進，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模式：

①“政府-AI-政府”傳播模式

該模式以AI為中介，實現數字政府之間的高效信息共享和互動。AI輔助決策提升了政府內部決策效率，但同時也帶來了決策風險，需要警惕AI作為決策暗箱可能減少的組織溝通交互。

②“政府-AI-公眾”傳播模式

在此模式下，AI扮演“數字客服”角色，輔助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互動。政府后臺通過AI收集匯總數據，公眾前端通過AI獲取服務需求。這種模式實現了更豐富立體的溝通與互動體驗，但需關注數字鴻溝問題，提高數字政務的普惠性。

③“AI-政府-AI”傳播模式

隨著人機交互程度的深化，AI的角色從渠道拓展為信源和信宿，數字政府傳播邁向高級階段。在此模式下，數字政府成為具有自適應、自學習、自反饋和自調節功能的智能組織。然而，需警惕AI主導傳播全過程可能帶來的短視行為和負面效應，強化對AI技術的審查，提升人機協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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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政府國際傳播有哪些內容？

數字政府國際傳播的內容廣泛，涉及多個方面，主要包括：

①數字公共外交

數字公共外交是數字政府國際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國際社交媒體平臺發布新聞、展示形象和宣傳政策，取得政治互動效果。同時，借助遠程通信、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創新外交實踐工具，提升國際傳播效能。

②信息和輿論戰

面對智能輿論戰的挑戰，數字政府需借助算法精準提升正面外宣效能，通過海外受眾認知圖景繪制、信息需求偏好挖掘等手段，改善國際關系。同時，需警惕社交機器人和AIGC傳播帶來的虛假信息傳播和認知域侵略風險，開展計算宣傳，智能化對抗負面輿論。

③全球虛擬組織的交互

隨著數字政府進入組織虛擬的最高階段，全球虛擬組織的信息傳播發生顯著變革。這涉及構建全球虛擬組織傳播規則，解決虛擬組織和數字人互訪互鑒、成員隱私安全等問題。通過構建訪問接口開放機制、加密通信和身份驗證機制等安全措施，實現高敏捷度和適應性的平等交互和高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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