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真實身份：史學家還是文學家？

一個卓越的史學大家必定同時也是文學大家。

你想象的史書是怎么寫成的，絕對忠實地記錄歷史事實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果你這么認為，很有可能因為你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史書只記錄歷史事實是不夠的——假如你希望成為一個卓越的受人尊敬的史學大家的話——因為史書還有一個好不好看、好不好讀的問題。任何一個史學家都不希望他的史書干貨滿滿讀起來卻味同嚼蠟，就好比任何一個大廚都不會把一大堆高端食材一鍋燴煮熟了事。

所以你看，中國有二十四史，但被后世公認既具史學價值又具文學價值的只有四部——《史記》《漢書》《三國志》《后漢書》。

而且你還會發現，人們對這四部經典史書的評價維度通常是史學價值+文學價值，而非單純的史學價值。這樣的評價維度本身即折射出人們對史書的文學期待。

事實上，后世對四位史家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四人的定位，就是史學家+文學家，而非單純的史學家。

今天，我們評論《史記》時常常這樣說：它奠定了中國紀傳體正史的編纂范式，它史料詳實是研究上古至西漢歷史的核心文獻；同時，它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其語言簡潔凝練，敘事生動傳神，人物刻畫入木三分，兼具史學的嚴謹與文學的感染力。

后世對其他三部史書的評價大致亦然。

比如說，《漢書》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編纂傳統，史料考訂精密，對西漢制度、經濟、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系統，是研究西漢歷史的權威史料；其文風典雅醇厚，語言莊重凝練，人物傳記敘事嚴謹，細節刻畫細膩傳神，堪稱漢代散文的典范。

《三國志》是研究三國歷史的重要正史史料，是《三國演義》的核心框架；其文筆簡潔，人物形象鮮明，是后世文學創作的經典素材。

《后漢書》呢，史料取舍嚴謹，糾正了此前東漢史的諸多謬誤，是研究東漢歷史的最主要史料。文筆簡潔流暢，議論辭采華麗；人物傳記生動傳神，部分傳記兼具史學的客觀性與文學的抒情性。

可以說，史學與文學的雙重價值在四大史書的細節描寫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那么史書的文學性究竟怎么體現出來的呢？

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看看：

以《史記》名篇《鴻門宴》為例，劉邦一眾人來到鴻門向項羽謝罪，甫一坐定，“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這里的范增“數目項王”“項王默然不應”，即使有史官在現場也未必會做這樣的細節性記錄，那這樣的細節刻畫怎么來的呢？答案只有一個：司馬遷自己想象并演繹出來的——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基于邏輯的史事還原。

再比如《史記》《刺客列傳·荊軻》“易水送別”一節：“太子及賓客皆白衣冠以送之”“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

“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現場根本就不可能有史官在，這樣的場景怎么就出現在《史記》上了呢？答案仍然是：司馬遷自己想象并演繹出來的。

再比如“圖窮匕見”一節：“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恐急，劍堅，故不可立拔。”

這里面有一連串的動作及細節描寫，仍然只能是司馬遷的文學演繹。

再比如，《史記》《李斯列傳》“廁鼠倉鼠之嘆”一節：李斯見“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須知，李斯當時只是一個小小的縣吏，“廁鼠倉鼠之嘆”只是他當時的心理感悟，這樣的內容出現在《史記》里，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司馬遷的文學演繹。

其他幾部史書類似的例子同樣很多。

比如《漢書》《李廣蘇建傳·蘇武傳》“牧羊北海”一節：幽武置大窖，絕飲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徙北海牧羊，“羝乳乃得歸”；廩食不至則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蘇武一個人在北海（今貝加爾湖）牧羊，怎么會有另一雙眼睛盯著看他做什么？這就是我此前曾經講過的一個觀點——“上帝的視角”——即史官的想象力與文學表達能力。

《三國志》一向以細節描寫傳神著稱，如《先主傳》“煮酒論英雄”一節：曹操從容謂備：“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備因謂操曰：“圣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備方食，失匕箸”就是文學演繹。

《三國志》的《簡雍傳》“具器論罪”一節：蜀旱禁酒，藏釀具同罪。簡雍與先主行，見男女同行，雍曰“彼欲行淫，可縛”，先主問故，雍答“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遂除藏具之禁。

這段極為精彩的答對，讓人看到了一個既智慧又幽默的簡雍。但是，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里面添加了不少陳壽個人演繹的成分。

比如《后漢書》的《蔡邕傳》“琴中殺心”一節：蔡邕赴鄰人宴，至門潛聽琴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遂去。彈琴者解：“見螳螂向蟬，一前一卻，心聳然恐其失，此豈殺心而形于聲乎？”邕莞然而笑。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乃當時蔡邕的心理活動，不說出來別人斷不可能知道，史書寫心理活動，這不正是小說的筆法嗎？

我不厭其煩地舉例，只為表達一個觀點：四大史書最精彩的細節描寫，往往是史家的文學演繹而非史實。但人們不因為“細節的演繹”而否定其史學價值的嚴謹性，乃是因為細節無傷大雅，且反增史書的可讀性。史書的框架是由諸多大事件構成的，大事件決定了歷史的走向，細節的演繹只會讓史書變得鮮活。所以，我們不會因為一部史書寫得好看而否定它是一部史書。正是這種史學的嚴謹與文學的感染力，讓《史記》等四大史書成為后世公認的經典，也讓司馬遷等人成為兼具史學家與文學家雙重身份的文化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