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身體過度規訓，終將以損害身體健康為沉重代價。」

“我真的感覺我要崩潰了……”

“早早啊，她居然得了這么個’正食癥’”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兒”

（王小騫老師發布短視頻畫面）

近日，前央視主持人王小騫在直播中聲淚俱下，含淚講述自己年僅11歲的女兒患上了“正食癥”。日常飲食里她只肯吃水煮菜，對油脂、碳水、蛋白質一概拒之門外。正值甲流肆虐，女兒感染甲流后因身體過度虛弱，最終被確診為心肌損傷。隨后，“王小騫11歲女兒患正食癥”話題沖上熱搜。

這一令人揪心的案例，也讓 “正食癥” 進入大眾視野。那么，什么是厭食癥呢？對此，國內多家三甲醫院精神科醫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所謂“正食癥”，對其更確切的定義說法應為“健康飲食癡迷癥”。

（某平臺上正食癥自測表）

患病人群會對 “干凈飲食”有很強的執念，對高油、高鹽、高糖的食物抱有極強的排斥心理，嚴格遵從奉行素食主義，甚至生食主義。這種飲食傾向，在運動員、明星藝人群體中往往較為常見，如今卻悄然蔓延至國內青少年群體。大量相關研究數據表明，長期保持這種“限制性”進食模式，可能導致引發嚴重營養不良、內分泌紊亂以及代謝功能失調等一系列健康問題。

三餐四季，本是刻在生活里的尋常事。連小孩子們都知曉要好好吃飯、茁壯成長，為何在當下，這最簡單的道理，反倒難住了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在《自我決定的孤獨》這本書中，作者伊麗莎白·馮·塔登認為，當身體淪為“追求極致的自我完善進行觀察和評價的對象”時，現代人的肉身便逐漸褪去本真的溫度，轉變為一種被持續審視、反復丈量的客體。人們傾注大量心力雕琢自我，冀望以此提升自身價值，卻往往在這無休止的苛責中不斷自我貶抑。越努力越懷疑，這種心理怪圈非但未能填補精神的溝壑，反而加劇了內心的空洞與迷失。

（紀錄片中韓國女團成員在練習室采訪畫面）

這種異化的生存狀態，正以更具象的方式滲透在日常飲食的細枝末節里。

一頓豐盛的餐食本該帶來味蕾與身心的雙重滿足。可許多人在飽餐完后，非但沒有享受到生理上的愉悅滿足，反而迅速墜入“贖罪式內耗”的泥沼：他們會為攝入的1kcal都感到懊悔，為一時的“不自律”深陷自責，將短暫的口腹之歡演變為綿長的心理負累。自我批判的循環周而復始，“吾日三省吾身”淪為對自我的精神凌遲。

（一些極端飲食案例）

一次尋常的聚餐飽腹之后，次日的正常進食竟被污名化為“還債”“補救”……我們究竟虧欠了誰？又到底要向誰償還這份莫須有的“債”？

“還債”“補救”這些稱謂本身就是話語暴力，將我們自我降格為可消費的數字化奴隸，充斥著對生活方式的粗暴評判。這種話語暴力加劇了身體焦慮，強化了對身體形態的歧視，最終可能導致引發嚴重心理健康問題。

當飽餐一頓的本能需求，被輕佻地詆毀為“犯豬癮”的放縱；當舌尖的每一次觸碰，都要經受“吃即有罪”的自我詰問。在無形的規訓中，我們極易陷入對飲食行為的集體苛責。

這種對飲食行為的過度苛責，或許是，單一審美范式下一場無聲的自我綁架。

（以往西方雜志對女性的物化）

蘇珊?鮑爾多在《不能承受之重》中指出，盡管英國《時尚》雜志編輯舒爾曼堅稱雜志里那些光鮮亮麗的完美身材范本不會對女性產生負面影響，但現實恰恰相反。視頻、雜志等等在內的各類傳媒載體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女性的體重管理實踐，驅使她們用一種 “不可能具備的形象衡量自己”來苛責、丈量自身，誘發無法根治的進食障礙。

這種審美陷阱，早已滲透進生活的方方面面。以 “白幼瘦” 為核心的單一審美標準持續滲透，女裝版型窄小緊身愈發“童裝化”，愛豆藝人病態“暴瘦”形象被過度營銷，一種 “瘦即正義”的畸形價值觀正悄然蔓延，將尖銳的身材焦慮植入大眾的日常認知。

但其實，人們對自我之美的正視，往往存在著難以逾越的滯后性。我們與自我之間，總橫亙著畫到一半便擱淺的圓。

（她們愛自己的“滯后性”）

《熱浪之外第二季：魯豫對話馬思純》中，演員馬思純語氣里滿是釋然地說：“我開始夸自己好看了”；《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中女演員王小麗在舞臺上坦率直言： “沒有丑女人，只有反應慢的女人”。回望過往的自己，分明是鮮活漂亮的模樣，只是任由那份美好在時光里被忽略，當時已惘然。

原來，我們竟一直和那個本自具足的自己，隔著一程姍姍來遲的時差。

在《喬布斯傳》中，有一段霍姆斯描述喬布斯行為的話：“他總是非常饑餓地來到農場，風卷殘云一般吃光我們準備的所有食物，然后再出去吐掉。這讓我們很困擾，因為所有餐桌上的食物都是大家花費很多時間準備制作的。”這種“ed”行為一直困擾喬布斯到晚年，甚至間接或直接加重了他胰腺癌的病情，成為其生命中難以磨滅的健康枷鎖。

這并非個例，對身體過度規訓，終將以損害身體健康為沉重代價。

這種極端克制的背后，根源在于高壓社會下的不確定性與失控感的轉移。當人們被裹挾在快節奏的競爭洪流中：經濟壓力的持續疊加、原生家庭的關愛缺失、人際關系的復雜博弈……人們難以掌控銀行賬戶的余額、成績單上的評分等復雜變量，而體重秤上的數字簡單、迅捷、直觀，被大眾當作衡量自我付出與價值的“簡易標尺”，成為人們在失控現實中尋求掌控感的“人生答卷”。

（留學生在異國街頭邀請陌生人給自己身體打分）

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克里斯·希林撰寫的學術著作《身體與社會理論》中言：“對個體而言，減肥是身體形象的表達與實現。作為個體為自己創造的物質性表征，身體被視為自我的構成要素”，研究發現，身體形象對個人的自尊和抑郁都有顯著影響，對外表的過度關注會通過妨礙自我而限制一個人對多樣化機遇的尋求。

當社會將 “纖瘦” 與 “自律”“成功” 強行掛鉤，從圍度的寸厘之別，到體重秤上零點零幾的錙銖必較，我們的身體便被推上了審視的舞臺。身體不再是承載生命的容器，而是徹底異化為供人評判、供己炫耀的物化符號。

在快節奏時代中，其間的邏輯鏈條被進一步強化。“畸形審美”“極端飲食”等非理性行為觀念，經算法推薦與社媒放大，形成“消極暗示—認知重構—行為模仿”的異化鏈條。

（網友設想關于“非正常”減肥的惡性結局）

“睡前帕梅拉，睡醒怕沒拉”的焦慮，成為許多人日常的精神枷鎖。這種焦慮如同漣漪般層層傳導，讓人們將對體重的掌控欲轉移到食物上，“管住嘴”成了把控體重的關鍵抓手。久而久之，食物的屬性被徹底異化，它不再是滋養身體的能量來源，淪為需要時刻警惕、嚴格管控的 “風險項”。

正如卡夫卡《饑餓藝術家》的結尾：看守員給黑豹送去它喜愛的食物，這只吃得很好的黑豹有著“對生命的純粹喜悅，別無他求”；就像英文里那句生動地表達：“I hav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胃里像有蝴蝶在飛）。胃從來都不只是消化器官，更是承載情緒的容器。吃飯的本真快樂，本該源于食物的香氣與身體的滿足，而非被數字綁架、被熱量束縛。

而當我們跳出這種異化困局便會發現，美從來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健康才是美的永恒底色，多元才是美的應有之義。

（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

歲聿其末、年關將至，

一蔬一飯，藏著人間煙火，盛著歲月安然。

真心祝愿，2026年的我們，吃好睡好身體好！日日是好日，歲歲皆安康！

（來自星星人的祝愿）

（圖片素材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