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新疆來｜李亞鵬 從煤礦大院到公益之路，初心未改

一號立井：我生命的原點

我的微博名字叫“一號立井”，很多人都問我，這是什么意思，有時候會有網友拍一張烏魯木齊的某個公交車站的照片，然后艾特@我一下，說“終于明白為什么你叫一號立井了”。

一號立井就是烏魯木齊市六道灣一號立井煤礦，那是一個地名，是一個叫一號立井煤礦的單位，也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我的生命的開始就是在那兒，之后的14年，這樣一個很長的時間段都是孕育在那個地方。我不是說這里給了我什么，它其實給了我一切，給了我今天人生的一切，那是我生命的原點。

我和父母的命運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14歲離開新疆，我父母也是14歲離開了各自的老家河南和安徽。我爺爺和外公都是國民黨的，成分不好，一直隱姓埋名。

我媽本來考上了師范，結果姥姥就不讓她上。后來成分的問題還是揭發出來了，家里受到歧視，日子不好過。

我媽就偷了家里20塊錢，決定離開那個地方。那時候就有經典名曲《我們新疆好地方》，我媽說那就去新疆吧，然后就跟她的一個女同學組成兩個人，一路搭車、扒火車、走路，到了石河子。我爸也在14歲從河南去了烏魯木齊。

后來我媽做了醫生，我爸做了工程師，兩人因為相同的經歷，就走到了一起。結婚的時候我媽還在石河子，懷上我之后才搬到烏魯木齊。一直到1999年我爸去世，他們就一直在一號立井工作，我爸在礦務局，我媽就在煤礦醫院。

我爸給我的教育就是，你要做一個受人尊重的人。我老說的一句話，其實也是我爸給我的教誨，就是“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他也是我的人生偶像。

我爸在工作單位是一個標準的勞模，是那種幾十年沒有周末的工程師。我小時候就喜歡給他當助手，組裝收音機、電視機等，幫鄰居們免費做很多事情。那個時候電視機很難買到，但是他有辦法找到那個零件自己組裝。

我們家當時就自己先裝了一臺9寸的黑白電視機，然后用放大鏡放大到12、14寸，院子里每天都有人來看電視。我爸在煤炭系統的國企做廠長，因為非常能干，總是像救火兵一樣，被派到各個地方去工作。

他不光做工程師，還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原來烏魯木齊礦務局有個機電實驗室就是我爸組建的，這個實驗室還辦出了好幾個企業，給國家交了上億的稅，但他也沒有跟單位多要一分錢。正是因為這樣，我爸特別辛苦，我媽說：“如果繼續這樣就離婚。”我爸才被我媽逼著退休。

我爸是心臟病突發去世的，葬禮那天，他生前工作過的各個單位都來了很多同事朋友，一共四五百人，都是自發來的。他去世前給自己在河南的祖墳圈了塊地，死后就埋在那兒，那之后我每年都會去一趟。

少年跌宕：從優等生到遠走他鄉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就從一號立井附屬的小學去了八一中學。考初中的時候，我還是自治區十大優秀少先隊員，當時的自治區主席還接見過我們。小學升初中的時候，我成績全市第三名，初一時我擔任過班長、團委書記，但我初中畢業卻沒有考上高中。

初三的時候，我因為一些事情跟同學打架，我不是那種挑事兒的孩子，但就是會打抱不平。我們年級有14個班，前面6個班是重點班，后面8個是普通班。當時，好像是因為穿什么顏色的軍裝做標志這個事情意見不合而打起來的，我們重點班和其他普通班的學生打群架。

最后沒考上高中，我覺得很沒有面子，畢竟我原來學習那么好。我媽也傻了，我從小她就沒問過我學習的事，從來都不用過多打聽，小學時候的語文、數學成績永遠是雙百，99都沒考過，但后來我就是沒考上高中。

記得我媽跑到學校來找老師，所有的老師看見我媽都哭了，說我們怎么讓亞鵬沒考上高中呢？我就在馬路邊遠遠地站著，看著她們，沒法接受再重讀一年，回到家，跟我媽說：“我要離開新疆。”因為知道我姨一直在合肥當老師，我說：“那我就去合肥重讀一年再考高中。”

沒考上高中這件事，讓我從青春期很茫然的狀態一下子清醒了，重新奮發圖強。爸媽也挺支持我的決定的，覺得這孩子還是很有骨氣。

于是14歲我就去了安徽，一個人在那邊念書。我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兩次家，那時候坐火車大概有4天3夜，可能是因為很小的年紀就開始在火車上長途旅行的經歷，讓我對新疆有了特別深的感情。

不管是新疆，還是哪個地方，任何一個人對自己家鄉其實都是很熱愛的，但是新疆人確實跟別的地方的人又不一樣，我真的是這么覺得。

家園意識，新疆人身上會尤為濃烈，可能是那個地方太特別了，大家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它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其他的幾千年就是一群人下來的地方，有著區別于其他地方的多元地域文化。

我的祖籍實際上是河南和安徽，但我永遠都是疆人。作為一個14歲就離開新疆的人，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經常會遭受一些貌似關懷的歧視。

在合肥上學的時候，經常被問些奇怪的問題，比如“你們家養幾只羊”“你們家住帳篷嗎”“你們住在草原上嗎”等，小時候我也是自尊心很強，特別是每次都會被問“你怎么長得不像新疆人”，我一般就看著對方不說話了，要么干脆絕交不理了。

但我還是收獲了很多朋友，我在那兒上了三年，不少同學通過我對新疆產生了極大的向往，還有好幾個同學為了要跟我去新疆，差點跟家里鬧掰。

我記得很清楚，有個同學叫丁一強，我要回新疆，他也要跟我一起去，但他媽媽不讓，他就晚上趁家人不注意拿行李后偷偷跑到我那兒，準備第二天跟我走，結果半夜他媽媽追過來，帶他回去了，還是沒去成。

所以現在冷靜下來想想，為什么說初到合肥我遇到的那些問題是貌似關心的歧視。事實上客觀的講，那不是歧視，而是不了解。

命運轉折：誤入中戲的理工男

1990年我考大學，學的理科類專業，志愿報的是航空航天大學。那年中戲在新疆有招生，是給新疆話劇團的定向招生代培的。

我的初戀女友，她打算考中戲，起初是瞞著我，因為覺得我不會同意，被我發現之后我們就分手了，我還說她愛慕虛榮。七月高考完的月底，她來找我說：“能不能陪我去一下新疆話劇團。”當時我們分手后已經有兩個月沒聯系了。

她說：“我馬上要去北京了，你也要去哈爾濱了，你再陪我一次，去錄個像。”我想了想就答應一起去了。中戲是年初就開始考試了，陳建斌、王學兵他們文科生的已經都考完了，老師覺得不太滿意，就申請說在理工科里面再招一次。

那天去新疆話劇團，就是考上中戲的學生錄個像就沒事兒了，但是有幾百人去，烏壓壓一大片，都是理工科要進入考試的。考試要交5塊錢，我也交了5塊錢跟著進去了。

我最后一個進的教室，本來是準備陪女朋友錄完像就走的，結果發現進教室之后老師開始點名，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個，還有十幾二十個人站在那兒，我才明白已經開始考試了。

我跟老師說：“我不是來考試的，是陪女朋友來錄像的。”

他說：“那你也不能無視我們的考場紀律啊！”

過了一年，那位老師告訴我，是我女朋友已經把我照片給老師看了，老師覺得不錯，他們溝通好把我騙過去，然后就把我給招了。藝術院校是提前錄取，他們把我的檔案從理工科里拿出來，投到了中央戲劇學院。

如果我不去上這個學，不服從錄取分配的，按照當時的國家規定，兩年不讓考大學。我就這么被中戲錄取了。

我們中戲的那個班，同學都來自新疆，大家感情都特別好，感覺超過了其他的班級。從1990年到現在，我們每年全班都要請老師吃一次飯，25年沒斷過。這一點很讓我覺得值得驕傲，我們對老師是從內心里非常感激的，多說無用，就得行動。

我一個理工科的學生，非要我做一個文化、藝術的活動，其實對我心理上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或者說是挑戰。

我上大學的時候的第一堂表演課，是要我們解放天性，玩老鷹抓小雞，抓到誰之后，那個人就要從全班同學的胯下爬一圈，我死活都不爬，老師卻故意抓到我，可能覺得我是理工科的，天性非常需要解放。全班同學都陪我站著，還有兩個老師。

最后老師給了我一個臺階，讓另一個男老師在底下鉆，說只要他抓住我就不用爬一圈了。他爬了一圈的時候，我實在受不了了，因為老師四十多歲，就在那兒為了我在爬，他經過我的時候，我就趴下去了，爬了一半就抓住了。

青春熱血：把唐朝樂隊帶到烏魯木齊

而我人生中最驕傲的一件事，也是發生在大學的時候，那是我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時代，我完成了一次理想的實現，給了我自己人生的第一桶正能量。我通過自己的努力，拿著學生證，敲了幾十家公司的門去拉贊助，就為了在烏魯木齊辦一場搖滾演唱會。

這不是一般的演唱會，我把唐朝請到了烏魯木齊。

1990年我剛到北京，就接觸到了搖滾音樂。第一次看演出是唐朝的，當時他們那張專輯是在新疆采的風，里面很多音樂都有新疆的味道，讓我特別震撼。

同時，我又特別遺憾，因為我都過二十了才接觸到這個東西，這一點想法特別清晰和明確。

因為在藝術院校，有機會接觸到演藝界、音樂圈的人。用了大概兩年多的時間，通過慢慢接觸這個群體，我才終于有機會跟唐朝的經紀人坐在一個桌子上說話

他問我：“你要干嘛？”

我說：“想辦演唱會。”

他問：“你是哪兒的？”

我說：“我是中戲的學生。”

他又問了我幾個問題，但是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他問：“你知道辦演唱會要多少錢嗎？”

我說：“我算了算，大概要三萬多塊錢。”

他笑了，說：“小伙子我跟你沒法聊，我知道你是搖滾樂愛好者，下次我們在演出的時候我就呼你BB機，帶你去看，送你幾張票吧。”

我解釋半天，告訴他我不是為了要票，我是真的要辦演唱會。我就給他講，我以前在新疆從來沒接觸過搖滾音樂，現在有機會接觸到了，第一我是個歌迷，我很喜歡；

第二我想在新疆辦演出會，讓新疆人能接觸到搖滾音樂，就這么個想法。我說我們新疆人其實都是特別有天分的人，但沒機會接觸，想讓新疆的孩子也有機會看到搖滾樂。這些話可能讓他有一點觸動吧。

那時候離放假還有幾個月，我找了他三四次，最后他也煩了，跟我說：“李亞鵬你確實不懂，這事兒不是那么簡單，你也沒錢，還是個小孩兒。”

我說：“我一定會干成的，反正不行了最后就成扯淡了唄。”

他說：“那這樣吧，唐朝、女子眼鏡蛇，還有王勇，一共三個樂隊。”他開了個價，后來我才知道那是他當年給唐朝接過的最貴的一場演唱會，其實是想讓我死心，就開了個特別高的價。

回到家我就傻了，無從下手啊！正式確定后我才開始真的郁悶，覺得自己真是小孩兒，一腔熱情的，最后拿到人家一句承諾，我手里還沒錢。在家待了一個禮拜，天天就想怎么辦。

有一天我爸下班，從單位拿了報紙，看我又在那兒躺著，把報紙扔給我。我一打開報紙就看見一個廣告，說“烏魯木齊飛燕文化公司成立”，打了一版。我就想那個年代能做廣告還做這么大版面，肯定挺有錢的啊！

第二天我就照著地址找過去了，到了之后發現其實是一個“大哥大餐廳”，問了半天人家也不太搭理我，覺得我一個小孩兒，也不是來吃飯。那是一個挺高端的餐廳，不是小年輕能去的地方。

因為報紙上有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名字，我就問名字，才發現餐廳的經理就是文化公司的總經理，我跟對方說我是中央戲劇學院的，他就有點兒興趣了，才愿意跟我聊。我才知道他們老板在烏魯木齊開了金店、卡拉ok，還有這個餐廳。

這是個女老板，挺有名的，她就想做個文化公司，暫時沒什么人，就找了這個餐廳的經理先做了文化公司的總經理。

我就給他講了我要做演唱會，他就幫我約了老板。老板特別高興，因為她剛成立了這個公司，但是也不知道干什么，總算來了個比餐廳經理更靠譜的人，但她也不懂演唱會怎么做，就說很愿意支持我，她的公司在烏魯木齊假日飯店有個辦公室，讓我就在那兒辦公，還給我印了張名片，免得出去跟人談事兒以為我是個騙子。

因為家離得遠，我就干脆住在了辦公室，每天看報紙，圈廣告，每天背個包，買三個肉夾饃，挨家挨戶去敲門，有的還得去好幾次才能見一次。最后真的敲出來快十萬塊錢的前期贊助。當年的萬元戶就已經很有錢了，我敲出了九個。

之后我跑到新疆話劇團，通過他們的介紹找到文化廳，他們又把我介紹到烏魯木齊演唱公司，我才知道這個事兒除了要有錢，要賣票之外還要批場地，要政府的批文。

他們也是同樣的態度，有錢就給出演出證，我也沒瞞他，告訴他我已經拉到了這么多贊助，可以給他們演出費，下面再賣一些門票，還有設備和場地的錢就可以了。他們那個經理都差點驚掉下巴，因為完全沒想到我一小孩兒能做到這些。

之后開始籌備演唱會，我找了新疆人民廣播電臺的同學，去做了一次關于搖滾音樂的訪談節目，跟大家說這個演唱會的事情，留了地址，真的有中學生打電話找我，來當志愿者。當時那些招貼畫、傳單，都是我們自己寫的，然后復印，去街上發。

前后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最后這事兒真的就成了。演出那天自治區的領導都去看了，還把我叫過去聊天，讓他的警衛班來幫我去維持下秩序。

因為人太多了，在南門體育館，后來才知道出現了假票，里面已經坐滿了，外面還有很多人拿著票在排隊，我也傻了，畢竟沒經歷過。

音樂響起來，我拿著個攝像機在拍，拍舞臺也拍觀眾，當唐朝開始唱《國際歌》的時候，好多人都站起來了，我把手里的相機扔了，自己沖到臺前十幾個志愿者那兒，奪過一面寫著唐朝的那個大旗，狂在那兒搖，差點兒被維持秩序的武警給拉出去，真的太激動了。

演唱會結束之后，我在那兒負責指揮拆舞臺等工作，我父母也來看演出了，我跟他們說了幾次“再見”他們都沒走。我過去跟他們打了個招呼，問還有什么事嗎，我爸媽也沒說什么，我爸這時候就上前兩步，伸出手跟我握了握，然后他們就走了。

那一瞬間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那一刻我的夢想實現了，而且我還得到了我家人的鼓勵和認可。那是我父親第一次跟我握手，而且是因為我長大了，得到承認了。那就是人生最完美的實現夢想的時刻。

讀大學期間，每年暑假前我們都會跟老師說，今年暑假自己有什么安排，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拍戲了，也是班里比較早就開始拍戲的，第一部電影就是男一號。有次暑假老師問我會干嘛的時候，我說我要回新疆辦一個演唱會，老師聽了聽點頭，也沒多說。

后來我把賺到的三四萬塊錢拿去做了海報和文化衫，在烏魯木齊街頭都發掉了，只留了給我自己和王學兵一人一張的飛機票錢，回北京上課。都開學了我們才回去的，老師也很感動，說：“你終于做成了。”

這事兒對我的人生真的非常重要，就像初戀對我們的愛情觀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一樣，一個人跟社會接觸的第一次碰撞，對你的人生觀會產生直接的作用。那次就是靠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做成了這個事兒。

也是因為那一次的成功，在我身上產生了一種信心，讓我敢于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甚至讓我覺得我自己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從那次演唱會開始的。

歸鄉與前行：從演員到理想主義創業者

正直、勇敢、樸實、善良，是我做人的一個目標。我現在是一個商人、慈善家，但最認可的定位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創業者。

我經常開玩笑說做演員是我上一世的記憶，但是在大多數公眾的眼里，你永遠都抹煞不掉演員的這個身份，除非有一天我成了比令狐沖更偉大的一個人物的時候，大家才可能把那一段忘掉。

演員這段生涯其實是我生命當中，從1990年到2010年這20年里，最美好、最年輕、最充滿青春與活力而且非常值得懷念的的一段時光。

在1990年之前，我從來沒想象過自己要去從事演員這個行業，偶然的因素上了中戲，隨著這個發展，有一天成為一個明星了。但是站在舞臺上的那一刻，有時會突然發現自己內心依然不能享受這樣一種場景。

雖然有很多理由，就算是生存，或者說為了生活，還是覺得它不是你生命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所以從2000年開始，我每年就拍一部戲，我要去尋找自己人生的真正的一個方向。

我現在實際上在做的是文化生意，一個是傳統文化，一個是當代文化。

而人們所熟知的我在做公益和慈善確實也是我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兩個基金會和一個醫院，基金會所有行政辦公和人員的費用都是我的這些商業公司來支付，無論是從財務支出的角度來講，還是從我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支出來講，都占了我很大的比例。

嫣然天使兒童醫院是我們救助孩子的一個醫院，面向世界營業，每年會把那些做完手術的貧困家庭的孩子帶過來辦一次夏令營。

我也會定期跟患兒的家長做座談會，也叫分享會，去分享我的一些經歷給大家，給每個正在經歷的家長一些心靈上的鼓勵和支持吧。

嫣然天使基金的活動很多，2009年，我帶著我們那個嬰兒天使醫療隊，去西藏的阿里，原計劃是我們先飛到拉薩，然后在開車三天到阿里，在那里做七天手術之后，再開車回拉薩，坐飛機回北京。

有一天，我突然跟義工說，“英雄再不走回頭路，咱們來的時候開了三天，回去再開三天，挺辛苦的，而且這個景色都看過了，要不咱們再往前開吧，從這兒直接開新疆去，開到喀什。”

旁邊司機就說那段路是最難開的，一千一百公里，有五座還是六座大山，而且海拔在五六千米。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跟喀什紅十字會聯系好了，我就跟大家說：“喀什有二十多個孩子需要做手術，都是維吾爾族，咱們干脆就開過去，把這個手術也做了吧。”

大家就笑了，說：“李總你既然早就準備好了，還問我們干嗎啊？”

那之前我從來沒去過喀什，當時是無知者無畏。我們大概開了三座大山，天氣突然變了，他們問要不要休息一下，這一停下來，下山就要封山了，要等好幾天，我當時就做了一個特別魯莽的決定。

我說：“我們就往前沖吧！”事實上我當時因為強烈的高原反應，臉已經腫的跟豬頭一樣了。

后來我們就真的沖過去了。在山頂的時候，我們大概六七輛越野車，我在最后一輛，前面的都過去了，到我的時候，有輛十噸的大貨車停在那兒，在打滑，當時已經是鵝毛大雪了，大貨車不敢開，停在那兒，我們也過不去，那個路特別窄，我就下去跟人家看到我們紅十字那個標志，人家讓我們車上的人都下來，一人抱一個石頭站在輪胎后面，防止倒車，然后一點一點地挪，最后挪開了，就差四五十厘米。

我們的車過去了。我還差點兒從山崖掉下去，事實上已經下去幾米了，又拿繩子給我拉上來的。現在再想真的是太危險也太魯莽了，要知道就在一個月后，我們認識的紅會的同事就在那兒翻車，人也沒了。

我們就這么一口氣開了二十多個小時，到了喀什。喀什那邊接應的人都傻了，說：“你們不是昨天才出發嗎？今天就到了？真的是太危險了！”我們司機都是藏族同胞，他們都說：“李總你真的是可以！我們這么多年也沒干過這樣的事兒！”

我想我自己應該是一個很標準的，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我從新疆來”的那種新疆人，也是那種標準的有深厚鄉情的人

我14歲離開新疆，到現在44歲，已經30年了，每年都會回新疆。一直到1999年我父親在新疆去世，之后我把媽媽、哥哥都接到北京來，在新疆沒有任何親戚的情況下，我依然是每年回一次新疆。

為了回新疆，會給自己找各種各樣的借口和原因，當然這當中也包括去結婚和離婚。

我一直覺得新疆人給予我很多的尊重，印象最深的是我離婚的時候，當時去辦手續，法院的人還死活不愿意辦，讓我倆好好的。最后好說歹說，說清楚是我們已經決定的，才辦完手續。

出來我就發了個微博，因為說好了要公布的，免得讓大家猜來猜去。之后王菲就上飛機回北京了，我肯定要多待兩天再回去，就跟朋友去吃飯。在一個農家樂一樣的露天花園里面，有好多人，我們也有十來個人，很多哥們兒來陪我。

其實大家都看見我了，但沒有一個人過來說打招呼、合影啊，或者過來問我什么。

等我們吃完飯起身走的時候，路過旁邊的桌，他們站起來了，一桌人在那兒說：“你是咱們新疆兒子娃娃！你是我們新疆人的驕傲！”我又往前走，就這樣一桌一桌的，也沒有見外的那種，拍拍我，然后說幾句安慰的話。

這種表達方式真的很可愛。

每個人對自己的家鄉都有感情，但怎么去表達，怎么去愛自己的家鄉？就像教育一樣，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應該去怎么做。我會選擇帶孩子去我父母待過的地方，去農村，讓孩子里了解那兒，一方面是認識自然，另一方面是更加全面地了解這個社會。

如果孩子只是待在那一個地方，只是看到有限的一些東西，就太閉塞了。如果說在新疆是一種閉塞，那只在北京也是一種閉塞。我很想帶女兒回趟新疆，找個小村莊待一段時間。我心里是一直有這個計劃的，我希望這兩年可以實現。

我每一次回家都會去一號立井，三四年前，我聽說我們家已經被拆了。我還以為那個地方沒有了，然而2015年回新疆的時候，在烏魯木齊短暫停留，我又故地重游了一下，發現我家還在，那是種失而復得的感覺，讓我特別的激動，當時就留下了眼淚。

我家當時還有個院子，種了很多蔬菜和水果，草莓、辣椒、黃瓜等果蔬，還有我養的貓、狗、兔子，再看到那個地方的時候，所有的回憶都再次向我撲過來。

公益之路：以遺憾為動力前行

2015年，我是帶著嫣然天使之旅的團隊回去的。我們回到2009年去過的喀什的那個村子，去看望當時做過手術的家庭，看看做過手術的孩子們的情況。

雖然和當地的醫生和村民都是2009年的時候見過一面，但就是因為這一件事，讓大家有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情感紐帶，那種默契都不需要用言語表達，我跟他們也不是握手的級別，都是擁抱。

之后，我又帶著團隊去了伊犁，還帶上了新疆籍的影星佟麗婭。她是伊犁人，也一直很關心新疆的公益和慈善，這次跟我們一起過去了。在伊犁，我們也給一些孩子做了手術。

做手術的孩子里有個10個月的女嬰，是被一個牧民收養的棄嬰。坦白講在我們接觸的案例當中，很多都是被收養的，而被收養的家庭90%以上都是特別貧困的家庭，這樣的案例數不勝數。

我唯一認識的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是一對外國夫婦。我不想特意表述什么，我只是想說我看到的景象就是這個樣子的。

每一次的天使之旅都會有遺憾，因為總是不能讓全部的孩子接受手術。這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發燒、有炎癥、營養不良，到臨近那天不能接受手術，對家長來說打擊是很大的。

好不容易來了個基金會，而且對他們來講是來了北京的專家，最后孩子卻不能做手術。這次天使之旅也有大概二三十個最后沒能做成手術。這種遺憾其實是我們繼續前行的一個動力。

我從小想過當工程師、當律師，還想過當一個政治家，沒想過當演員。從小想的三樣夢想沒一個實現的，所以我不是一個事事順利的人。我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經過一些坎坷，經過一些自己的追求和驗證才能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或者適合做什么。

“嫣然”其實并不是我自己人生規劃中的一件事，是因為女兒的到來促發了這件事情的發生，所以坦白講，它可以說是我為我自己女兒做的一件事情。

到2016年，嫣然就十年了，十年前我內心設定的目標，是用我畢生的經歷完成一萬臺手術，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一萬一千臺，也就是說我的目標已經完成了。

而在我眼前，嫣然也有兩個選擇，一種選擇是不做了，因為就我個人而言目標已經完成了，我可以全力以赴地去做我想做的。

但我內心還是覺得它要繼續做下去，我們也要制定嫣然第二個未來十年的發展規劃了。

實際上，在2010年，我找到了我覺得真正由心而發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可以去做一輩子的一件事，也是我覺得最能夠體現我自己人生價值的事，就是書院中國。在那一年，我停止了拍戲。

書院始于秦漢，盛于唐宋，光緒變法之前，兩千多年時間，有4700家書院遍布中國的鄉村，中國人的文化生活、節氣禮儀、祭祀、民風、民俗，所有的一切活動都在這一個平臺，但不同于今天的學校。

今天社會上的諸多問題，包括教育層面的，有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素質教育和東方美學的教育內容我們都是缺失的。即便我們有簡單的音樂和美術，但中西文化的區別僅僅是在音樂和美術上面嗎？其實遠遠不是。

這當中包括民風民俗，以及由此醞釀出來的某些氣質，甚至節氣。文化是需要孕育的，而書院是過去兩千多年里能夠孕育文化的一個最重要的，沒有可以超乎其左右的平臺。而一百年前，在1903年，書院被廢除。

在今天的現實生活當中，我們文化的缺失和對文化的訴求是客觀存在的，這些年也有越來越多的傳統文化元素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慢慢地復蘇。

我所說的書院于中國，其實是一個多層面、多維度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公益書院基金會。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七家公益書院，我們的目標和愿景是3000家，我也曾經猶豫過要不要去掉一個0，但就像馬云說的：“萬一實現了呢？”

-文章采訪并撰寫于2015年夏

本文由“我從新疆來”原創，歡迎關注，帶你了解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