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丨耶魯歷史學教授韋斯塔德：格陵蘭島、美洲與大西洋主義的終結

Greenland, America and the end of Atlanticism

在唐納德·特朗普威脅所引發的危機背后，是一場更為深刻的變革：美國霸權的衰落以及多極時代的來臨。

去年9月，丹麥部隊與來自其他歐洲北約成員國的士兵在格陵蘭康克魯蘇阿克（Kangerlussuaq）參加聯合演習。? AP/Ebrahim Noroozi

作者：奧德·阿恩·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

發表于2026年1月24日

格陵蘭冰蓋正在崩解，每年向海洋流失2800億噸冰。隨著氣溫上升，整個北極地區正開辟出新的海上航線。一些預測指出，20年后穿越北冰洋中心、橫跨北極點的航行將成為可能——盡管你仍需警惕足以擊沉最大型船只和最周密計劃的巨型冰山。

鑒于全球變暖帶來的這些幾乎無法預見的驚人影響，格陵蘭被推上地緣政治聚光燈下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震驚的是其發生的方式：一位美國總統竟要求接管這個國家，以阻止其他大國染指。

唐納德·特朗普力推“徹底完全地購買格陵蘭”，此舉不僅使其政府與大多數歐洲國家徹底疏遠，更有可能實質性終結北約作為共同防御聯盟的存在。到本周中，他雖表示排除動用武力，并強調達成交易的可能性，但正如北極冰層一樣，跨大西洋關系似乎也在迅速破裂。

周三，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達沃斯會見了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并表示兩人討論了有關該島問題的“未來協議框架”。 （? AP/Evan Vucci）

當然，大西洋主義的瓦解此前已被多次預言卻始終未真正發生，主要原因在于歐洲對美國軍事保障的依賴。從1950年代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到2000年代的伊拉克戰爭，北約歷經風雨，其共同防御宗旨始終得以維系。

早在1960年代，亨利·基辛格就曾指出，政治認同往往通過對抗主導強權而形成。“歐洲的身份意識，”他寫道，“很可能不會例外于這一普遍規律——其動機很可能正是堅持一種獨特的歐洲世界觀。”他的著作《麻煩的伙伴關系》（The Troubled Partnership）并未成為暢銷書，他常開玩笑說，除了那些誤將其歸入“婚姻指南”類別的書店外。

此次危機之所以可能截然不同，恰恰源于雙方身份認同的差異。這種差異由來已久：歐洲傾向于主權原則、國際法和聯合國合作；而美國（不僅限于特朗普支持者）則信奉主導地位、全球控制和經濟霸權。自2010年代以來，尤其是特朗普執政期間，這種分裂日益明顯。

在特朗普的第二屆政府中，美國由極右翼勢力主導；而在歐洲，傳統政黨仍大多掌權。即便歐洲極右翼政黨在未來選舉中進一步得勢，或美國選出一位民主黨總統，跨大西洋緊張關系仍極有可能持續。

原因在于，各國政府所宣示的政治認同通常與其權力關系密切相關。而正是這種根本性的權力格局發生了變化：從冷戰后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體系，演變為當今初現雛形的多極格局。跨大西洋危機只是近一代人以來更深層變革的表征：美國霸權的終結與多極時代的到來。當今全球體系不再只有一個中心，而是多個中心，每個中心都將按自身利益所需投射影響力。

我們當中很少有人經歷過這樣的世界。今天活著的幾乎所有人，都是在一個由一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那個世界雖非和平，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預測的。如今，這種可預測性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加復雜、多極化世界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人們也不再相信21世紀會重現冷戰格局。

當特朗普要求吞并格陵蘭或攻擊委內瑞拉時，他所看到的世界并非如此。他與普京一樣，看到的是一個迅速演化的多極競爭格局，在其中，他們必須主導各自周邊區域，并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大國全面對抗做好準備。這正是特朗普當下以及未來將采取行動的世界觀。

因此，這個碎片化的新時代并非一場“新冷戰”，但它與另一個歷史時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世界。彼時，眾多列強彼此沖突，競相主導各自鄰近地區。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抬頭，許多人認為當時的全球化并未惠及自身。保護主義與關稅壁壘加劇，越來越多的人將本國問題歸咎于他國公民。移民與恐怖主義成為重大議題。各國領導人雖懼怕軍事行動，卻仍以幾乎注定一旦開戰列強必將卷入的方式進行戰爭準備。

我們知道那個世界最終如何收場。今天，如同1914年之前，賭注極高，沖突真實存在。眾多生活在大國中的民眾相信，其他大國（或至少其領導人）正蓄意對付自己。三分之二的俄羅斯人認為烏克蘭戰爭是一場與西方的生死“文明斗爭”；與此同時，73%的法國人和71%的德國人認為美國已不再是盟友。

正如1914年前的世界一樣，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在當今政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從特朗普試圖主宰西半球，再到普京打造新俄羅斯帝國的野心，以及英國、德國和法國民粹主義排外情緒的興起，對他者的負面看法構成了當今諸多沖突的基礎。

去年，一艘船駛過格陵蘭首府努克附近冰封的海灣 ? AP/Evgeniy Maloletka

很容易理解，此類情緒如何使大規模戰爭更可能發生——因為它們讓即使較為理性的政治領導人也難以發出警示，提醒國際沖突的后果。在此背景下，鮮有掌權者愿冒著政治生涯風險去緩和其他國家的緊張關系。

迄今為止，特朗普對格陵蘭立場中最惡劣的部分在于其所使用的言辭。它不僅公然威脅一個盟友，而且赤裸裸地宣揚“強權即公理”。這一信息不僅令歐洲不安，莫斯科也聽得一清二楚。既然特朗普能以武力威脅丹麥——一個條約盟友、地球上最不好戰的國家之一，既然特朗普能派遣特種部隊抓捕他國總統及其妻子并在美國法庭審判，普京又為何不在烏克蘭孤注一擲？

未來數周乃至數月這場危機如何演變，不僅將決定跨大西洋關系的未來，也將塑造世界各大國之間的關系。各方都在密切觀望。對俄羅斯而言，特朗普是源源不斷饋贈的禮物。莫斯科媒體不僅找到了普京發動烏克蘭戰爭的“充分理由”，還幸災樂禍地描述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的無能：“像鍋里的煎魚一樣團團轉”，親克里姆林宮的小報《共青團真理報》如此寫道。就連印度和印尼也將特朗普的言論視為正當理由——當自身戰略利益受威脅時，便可單方面采取行動。

2021年，俄羅斯“勝利50周年”號核動力破冰船抵達北極點 ? 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更廣泛而言，特朗普的政策提醒我們：主導性強國往往不是被對手擊敗，而是自我毀滅。1914年之前，英國就因不必要的戰爭與沖突浪費了其地位與資源。21世紀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就是美國的“布爾戰爭”，而2021年倉促撤軍及與盟友的持續爭吵更使其雪上加霜。

自特朗普首次當選總統以來，美國的全球形象——即維系其國際地位的軟實力——遭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損害。對世界大部分地區而言，特朗普深夜推文、恃強凌弱的姿態、幼稚地執著于諾貝爾和平獎或在加沙建度假村，以及如今試圖收購格陵蘭（包括其5.6萬居民）的舉動，不斷提醒世人：美國正在衰落且喪失理性，既無力管理國際事務，甚至似乎連本國事務也難以為繼。

主導性強國衰落的另一表現，是其無法或不愿聚焦于本國面臨的核心問題。許多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已為世界付出足夠多，現在應專注于自身事務。對那些曾在無謂戰爭中服役、如今飽受產業衰敗、基礎設施老化和醫療體系崩潰之苦的美國人來說，“美國優先”并非不合理口號。

特朗普當選本應成為首位真正將美國而非其所創建的國際體系置于首位的后冷戰時代美國總統。然而選民最終得到的卻是相反結果：國內持續衰退，疊加自釀的經濟混亂，以及一項對普通美國人毫無助益的堂吉訶德式外交政策。

收購格陵蘭的主張正是這種行不通的對外思路的一部分。對美國以外的人來說，最令人反感的是“國家與人民可以被買賣”這一原則。但這場運動并不僅僅是年邁總統無知躁動思維的又一次發作。它將美國獨有的國際事務處理方式推向了一種現代諷刺劇：托馬斯·杰斐遜不是買下了路易斯安那嗎？安德魯·約翰遜不是買下了阿拉斯加嗎？伍德羅·威爾遜（盡管并非特朗普鐘愛的總統）不是在1917年以2500萬美元從丹麥手中購得維爾京群島嗎？那么為何現在不能買下格陵蘭，使其成為美國領土？但世界已經改變，對過去的拙劣模仿只會徒勞無功。

今年1月13日，美國駐努克領事館員工在懸掛美國國旗后關上大門。? Reuters/Marko Djurica

與此同時，北極地區的戰略局勢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將持續惡化。早在2025年6月，特朗普政府已將格陵蘭防務責任從美國歐洲司令部移交至北方司令部，將其納入本土防御范疇，而非繼續視為歐洲戰區的一部分。

對歐洲而言，格陵蘭危機可能遠不止是跨大西洋關系緩慢解體的又一階段。歐洲已被其最主要盟友拋棄，亟需采取行動捍衛自身利益，而不僅是空談身份認同。歐洲議會已決定暫停批準近期談判達成的歐美貿易協定，直至特朗普停止威脅。但僅靠貿易遠遠不夠。歐洲需要在格陵蘭建立永久軍事存在，并通過歐洲機構將格陵蘭視為關乎歐洲自身安全的關鍵要地，而非僅作為丹麥屬地依原則予以保衛。此類政策將使華盛頓的脅迫手段既更難實施，也缺乏吸引力。

歐洲長期困境的核心，當然是其各國不愿承擔起保衛自身及整個大陸的責任。即便近期國防預算有所增加，資金也主要流向美國供應商。2025年，歐洲國家國防開支約為3810億歐元，但聯合采購比例不足五分之一。

本月努克房屋上空的低云 ? Mads Claus Rasmussen/Avalon

軍事一體化的缺失是歐洲最大的弱點，而英國脫歐和烏克蘭戰爭的代價更使其雪上加霜。北約框架內亟需建立一體化的歐洲防務機制。這將極其艱難——如同當年建立單一市場和歐元一樣。但若無自主的一體化防務能力，歐洲將繼續淪為大國按自身安全需求任意索求的地區。

目前，這場危機唯一可預見的結果是跨大西洋關系進一步受損，以及美國大國競爭對手的信心增強。特朗普的要求雖屬沖動魯莽，卻仍反映了我們必須面對的新現實：大國對能力與主導地位的認知已發生根本轉變。而它們的競爭舞臺，正隨著消融的冰蓋一路北移，駛入真正未知的水域。

本文作者：奧德·阿恩·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是耶魯大學歷史與全球事務教授，著有《冷戰：一部世界史》（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其新書《即將到來的風暴：權力、沖突與歷史的警示》（The Coming Storm: Power, Conflict and Warnings from History）將于今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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