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起點是擴大內需的現實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條件和制度供給條件。不同歷史起點上的擴大內需有不同的歷史任務及與此相關聯的政策組合、政策重點和政策強度。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針對國內外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驟增的情況，黨中央首提立足擴大國內需求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并首次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其后擴大內需成為經濟發展戰略基點。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經濟發展起點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又進入了“三期疊加”階段，同時國際經濟總體上進入需求收縮期和供給競爭加劇期。面對新形勢，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持續加力中央的擴大內需政策，我國經濟形成了一段內需加速擴大、增長率保持在合理區間、結構優化深度拓展的發展軌跡。這再造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基礎，使擴大內需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強大國內市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依托，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2025年12月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2026年的擴大內需工作作了統一部署，這意味著今后我國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向縱深挺進擴大內需。

圖/中經視覺

新的歷史起點的“新”在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制度供給優化水平均創歷史新高。當今中國經濟總量連續十余年穩居全球第二。供給側方面，中國是全球制造業門類最齊全、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30%和主要工業品產量居全球第一的國家，同時也是飯碗端在自己手里，谷物、肉類、水果等農產品居全球第一。需求側方面，超大規模市場不斷擴容升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總體上超過年均經濟增長率，衣食住行等實物消費量位居全球第一，按世界銀行公布的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在社會發展方面，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總量和基礎研究經費不斷創新高，污染防治攻堅戰向縱深推進，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和清潔電力供應體系。在制度供給方面，實現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許多領域實現了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

新的歷史起點把擴大內需推上了新的平臺，賦予擴大內需助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客觀上要求擴大內需向廣度和深度拓展，同時又強化了擴大內需的可行性，使擴大內需有可擴之處，基礎更牢，能夠轉型升級，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擴大內需必須有市場內生性需求擴張基礎，基礎強弱程度決定空間大小。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中國是全球市場內生性需求擴張基礎最強的國家。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是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其托底因素就是人口規模巨大、基本生活用品消耗量規模顯著。同時，公共產品需求量也是全球最大，歷次逆周期加大力度實施財政政策穩增長的切入點都是鼎力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民生保障支出。相比之下，中國不僅人口多、需求潛能大，而且有效需求的積累量和待釋放量大。我國現在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1萬美元的國家，截至2025年10月末，人民幣存款余額達325.55萬億元，外幣存款余額高達1.04萬億美元。全球沒有任何一個統一市場區域有這么大的消費群體和當期儲蓄資金。歐元區人均GDP雖約為我國的3倍，但人口總量約3.4億人且居民儲蓄率遠低于我國；美國人均GDP約為我國的7倍，但居民儲蓄率不足我國的1/5、人口總量僅為我國的23%；印度人口數量已超我國，但人均GDP僅為我國的20%。可以說，這些國家的有效需求潛勢遠低于我國。必須指出，我國的這種特有的超大規模人口和超大有效需求規模并存的格局是前期經濟健康發展的結果，是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同步的充分體現。這些情況表明我國并非有效需求增加潛勢弱的國家，推進擴大內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多樣化消費意愿和有效需求積累有序地轉化為實物消費量和投資實物工作量。

擴大內需是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過程。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供給體系是強大、完備的供給體系。這一體系不僅規模全球最大，而且能夠適配需求變化自發啟動革命性改造，伴隨科技革命不斷增強新質生產力，創造新需求。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超大規模、高水平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十四五”期間，新質生產力穩步發展，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重要進展，高技術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經濟增長引擎。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加快融合，帶動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6%，我國主導的關鍵節點數量約占全球價值鏈各行業上下游10大關鍵節點的一半。同時，我國技能勞動者總量超過2.2億人。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物流體系高水平國家，具有超大規模運力和運量。“十四五”期間，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約1.1萬公里、居世界首位，“6軸7廊8通道”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主骨架建成率已超90%。目前，我國每天約有1億人次乘坐軌道交通高效通勤，1億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億人次乘坐出租車和網約車“門到門”出行。2024年，日均約1.8億人次跨區域出行。2025年前11個月，快遞件數已突破1800億件。如此強大完備的供給體系完全可以承接并推動內需規模的再度擴大和深度結構調整。近年來出現的“人工智能+消費”“IP+消費”實際上已凸顯出了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供求良性互動所釋放的強勁能量。

擴大內需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互動過程。有為政府所起的作用是立足全局和長遠，提振內需并糾偏市場行為。歷次擴大內需宏觀政策都起到了驅動和托底作用。2008年以來，擴大內需的宏觀政策不斷加力，特別是在“十四五”期間，宏觀政策著力點從單一領域走向全方位，財政政策從積極走向更加積極，貨幣政策從穩健走向適度寬松，各項宏觀政策力度空前。這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起到了強勁的托底和拉動作用。“十五五”期間擴大內需向縱深挺進，需要宏觀政策更加有為。這意味著各項政策還要加力，而新的歷史起點又為宏觀政策加力擴內需創造了空間。截至2024年末，我國政府負債率為68.7%，發達經濟體如美、日、法、英等國均在100%以上，而且我國的政府債務絕大部分為建設性債務，資金使用形成了大量實物資產，其中大部分是有收益的基礎設施。同時，貨幣供應量的持續增長并沒有引發貨幣過度貶值。這說明前期宏觀政策雖然力度空前還是給后續加力預留了空間。其深層次緣由在于公共產品供給仍有諸多短板，客觀上要求政府加大投資，如地下管廊、“雙碳”目標落實、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養老服務設施建設、跨區域生態環境保護設施建設等，同時要求央行釋放貨幣直接購買國債，配合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賦能產業結構調整。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 白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