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天的文章中，我們探討了明朝巡撫的大致情況，今天我們專門來說說偏沅巡撫。

明朝除了一個省設置了一個巡撫以外，還因為一些特殊情況而增設了幾個巡撫，如大同巡撫、南贛巡撫等。這些增設巡撫都是以軍事目的為主，偏沅巡撫就是其中之一。

自元朝修通了滇黔古道以后，沅江成為了中央王朝控制西南地區(qū)的主要通道。走水路自洞庭湖入沅江，再在貴州的施秉（偏橋衛(wèi)）上岸，經(jīng)滇黔古道到貴陽和昆明，是中原到云貴高原最主要，最便捷的道路，也是元明清三朝第一重要的官方驛道。朱元璋攻取云南，以及后來的移民百萬到云貴，都是走的這條路線。

這條水路在明朝的時期地跨兩省，即湖廣布政使司和貴州布政使司，沅江流域又多為苗族等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統(tǒng)治難度比較大，缺少一個統(tǒng)一的管理和協(xié)調(diào)機構。

明初的時候，以江南為核心的吳地，要比今兩湖地域的楚地的發(fā)展程度要快很多，所以才有“江西填湖廣”等大移民工程。當時的湖南和湖北還合起來只設了一個省，即湖廣布政使司，治所在武昌。

武昌位于鄂東南，從這里發(fā)出的政令抵達今湖南南部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在明初比較太平的時期，湖廣布政使司管理范圍過大的弊端還不明顯，到了明朝中后期，今湖南地域人口增多了，矛盾就開始凸顯了。

這些矛盾的解決需要一個契機，明朝末年，“播州之亂”就給湖廣分治拉開了帷幕。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播州楊氏的第二十九代土司楊應龍起兵造反，朝廷派兵鎮(zhèn)壓，此為“萬歷三大征”之一。

為了協(xié)調(diào)沅江流域官府的力量應對播州之亂，防備黔東和湘西地域的苗民呼應楊應龍，也為了確保沅江水道的暢通，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設置了偏遠巡撫，以都御史江鐸為第一任巡撫。

偏沅巡撫的全稱為“巡撫偏沅地方贊理軍務”。偏，指的是偏橋衛(wèi)，位于今貴州施秉縣，是沅江水路和滇黔古道進行水陸轉(zhuǎn)換的樞紐，湖湘進入云貴的門戶。沅，指的是沅江流域。贊理軍務，指的是偏沅巡撫的主要職能是以軍事為主。

偏沅巡撫的駐地為沅州，即今天的芷江，有時也移駐偏橋，以便巡視兩地。

偏沅巡撫設立之初，只是一個臨時的職務，隨著播州之亂的平息就撤銷了。但沒過多久，因這一帶形勢復雜，苗疆治理難度比較大，又重新設立。明崇禎年間，偏沅巡撫成為了定制。

清初延續(xù)了偏沅巡撫這一設置。云貴總督鄂爾泰改土歸流時，偏沅巡撫在軍事彈壓，地方協(xié)調(diào)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這一段時期，偏沅巡撫還是以軍事職能為主，地方民政事務還是有湖廣布政使司和貴州布政使司具體負責。

經(jīng)過明朝和清初的發(fā)展，湖南也慢慢繁榮起來，這時候，管理今湖南和湖北兩省的湖廣布政使司因地盤太大，就顯得力不從心了。湖南地域人們對省治設在武昌也漸漸不滿，尤其在鄉(xiāng)試名額的分配等方面認為不公，單獨設省的意愿越來越強烈。

經(jīng)過宋元明三朝的融合，原本梗在今湖南地域中部的梅山蠻也完全“王化”了，湘江流域和沅江流域可以陸路交流了，湘資沅澧四水匯洞庭的整體地域概念也越來越明顯。湖南，作為一個整體的地理區(qū)域已經(jīng)呼之欲出了。

湖廣分省，湖南和湖北分家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治所設在沅江流域的偏沅巡撫剛好起到了一個過渡作用。

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將長沙、衡州、永州、辰州（今懷化）、寶慶、常德和岳州七府，郴州和靖州兩個直隸州劃歸偏沅巡撫管轄，偏沅巡撫的駐地由沅州移到長沙。同時，湖廣布政使司拆分為左布政使司和右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司駐長沙，兩省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分治了。

康熙六年（1667年），湖廣右布政使司改稱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整體作為省級行政區(qū)域開始了。

大家要注意一點，清朝的湖南布政使司和宋朝時期的荊湖南路管轄的地域有很大不同，荊湖南路管轄范圍只是雪峰山以東的湘江和資江流域，并不包括沅江和澧水流域。因此，湖南布政使司設立，才使湖南完整統(tǒng)轄湘資沅澧四水流域，才是單獨成省的真正開始。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朝廷將"偏沅巡撫"正式改為"湖南巡撫"，首任湖南巡撫為李成龍。偏沅巡撫完成了使命，正式退出歷史舞臺，湖南完全獨立成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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