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替代”的確會發生，并且一直在發生，但是人類從未因此變得“無用”。對AI時代“無用階級”的恐懼，本質上是對“未知”的恐懼。

撰文丨關不羽

時至今日，“AI降臨”已經不存懸念，人們更關心AI時代的生存狀態。

樂觀派暢想AI時代的極度豐饒，悲觀者憂慮被人工智能奪走工作崗位的慘淡前景。著名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就是后者的代表，“無用階層”、“后人類時代”的警告，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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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瓦爾·赫拉利，1976年出生于以色列的海法，他的“人類簡史”三部曲全球銷量超過4600萬冊，成為全球現象級暢銷書。豆瓣評分9.1分，在中國的影響力也相當可觀。

2017年7月，赫拉利在“主動進化·造就未來大會”首次公開闡述“無用階級”的理論，并在次年出版的《今日簡史》中闡釋了自己的觀點。他也從此成為人工智能時代悲觀論的代表人物之一。

赫拉利認為，隨著人工智能的興起，未來99%的人類將會失去經濟價值和政治價值，從而淪為“無用階層”。“無機生命”將會接管決策權。只有1%的人類會通過壟斷基因改造、人機接口等科技成果，主動進化成為“神人”。“無用階級VS神人”，階層分化程度前所未有。

赫拉利的預言之所以廣有擁躉，并不是因為他的邏輯多么嚴謹、演繹多么出色，而是因為迎合了大眾心理——人類對不可知的未來天然抱有悲觀和恐懼。這種強烈的風險意識，是刻在人類基因里的“出廠設置”。然而，人類不是第一次面對科技重塑社會的不可知風險，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科技進步的未來并非洪水猛獸。

身為一名專業的歷史學家，赫拉利的理論卻是建立在錯誤的歷史解讀基礎之上的。

在《今日簡史》中，赫拉利論述“無用階層”理論，第一個拋出的觀點是工業革命時代機器替代了體力勞動，或者說是“身體能力”。然而，工業革命顯然沒有這樣的魔力。

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機使工廠制普及，并沒有“替代”體力勞動、消滅勞動崗位，而是啟動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大遷徙。第一次工業革命高潮的1820—1845年，英國棉紡織品產業規模擴大，工廠員工數從10萬增至150萬。勃興的工業勞動者顯然不是“無用階層”，而是經濟影響力和政治活躍度與日俱增的新興階層。

第一次工業革命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難熬的轉型期。社會結構劇烈變化的巨大成本、大量勞動者經歷失業、低收入的經濟苦難，給人類社會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傷痕記憶”。

但此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同樣遵循了“破壞性創造”的軌跡，舊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被打破，消滅了大量工作崗位，卻也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豐饒的經濟成果。

有意思的是，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有類似“無用階級”的悲觀預言出現。人類的“替代者”先是蒸汽機，后來是流水線，以及最近的PC和互聯網。現在則是人工智能。

大量腦力勞動的工作崗位都在“AI替代”的名單上，讓很多人感到不安。然而，這并不是歷史舞動了新的節奏。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計算機普及應用，就消滅了大量的初級文員崗位。辦公自動化程度的提高，讓很多打字員、檔案管理員失去了職業價值。

在這次技術革命之前，這類低級文員在行政部門中占比高達60%以上。英國財政部大廳，一排排手拿計算尺的財會人員蔚為壯觀，如今已經成了供人憑吊的歷史遺跡。但是，并沒有人因此成為“無用階級”。

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破壞性創造”，甚至沒有對就業率產生明顯的長期影響。以美國為例，美國就業率自1948年至2025年平均為59.26％。絕大部分年份的總就業率保持在60%左右，上下浮動不超過5%，幾乎看不到技術替代的影響。實際上，發達工業國家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工業革命洗禮，勞動力非但沒有過剩，反而愈發稀缺了。

“勞動力替代”的確會發生，并且一直在發生，但是人類從未因此變得“無用”。對AI時代“無用階級”的恐懼，本質上是對“未知”的恐懼。

人類無法想象不存在的事物，無論是“預見性想象”還是“創造性想象”，都是把已知的要素進行組合。現實經驗是想象力的極限。因此，每當人類站在科技迭代的前沿，總能憑著經驗清晰地意識到哪些職業會被替代，卻無法想象哪些新職業會應運而生。

今天我們擔心人工智能奪走大量就業的悲觀，一如二十年前我們為電商奪走營業員的飯碗感到悲觀。當時，我們無法想象人人都能享受快遞到家的服務。當時看來，那顯然過于奢侈了。不知不覺中，卻是上千萬快遞員穿街走巷的繁忙景象。顯然，快遞員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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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拉利的理論中，“神人”作為“無用階級”的鏡像存在，放大了對未來的恐懼。然而，“神人”想象既不符合歷史經驗，也不符合經濟學原理。

赫拉利預言的“神人”壟斷了科技成果，可是歷史經驗表明，科技發展始終伴隨著科技擴散的平權化。

誠然，精英階層可以率先享受到最新的科技成果。但是，這種先行優勢并不能形成長期壟斷。工業革命以來，“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科技成果過不了幾年就會“飛入尋常百姓家”。

中國民眾應該對此深有體會。上世紀90年代“大哥大”是精英階層的身份標志，誰能想到不到二十年就成了人手一機的尋常日用品？很多昔日高攀不起的進口藥、高端醫療設備，如今也成了常規的醫療手段。

自上而下的科技擴散，并不是政府強制的“分配正義”，更不是公益慈善機構的大發善心，而是市場行為的必然結果。更廣泛的應用、更低的成本、更好的性能，才能源源不斷地創造利潤。科技企業有什么理由配合“神人”壟斷科技成果？馬克思說“資本害怕沒有利潤，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可不是憤世嫉俗的抒情，而是解釋市場經濟活動規律。

妨礙科技擴散的，從來都不是貧困，而是干預市場的管制。北方某鄰國至今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受到最低水平的互聯網科技成果，并不是因為他們太窮了，而是因為他們不夠“市場”。

正因為缺少市場維度的思考，赫拉利們才會對AI時代的未來前景如此悲觀。他們忽視了科技成果不僅是科學發展的產物，更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所有和科技相關的議題，都不能脫離市場環境。

“無用階層VS神人”并非AI時代的黑暗烏托邦，而是那些反市場經濟國家長期以來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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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化時代造成嚴重失業危機的，從來都不是科技替代人類，而是失敗的經濟政策。

那些經濟崩潰的失敗國家，諸如津巴布韋、委內瑞拉、阿根廷，可沒有什么“科技替代”。飽受失業困擾的歐盟國家也不是新興科技產業的模范生，那些失業的歐洲青年之所以“無用”，也不是因為工作崗位被機器搶走了，而是這些國家主動選擇了供給不足的人造稀缺。

大量干預、管制的經濟政策，扼殺了市場活力。投資者不敢創業，企業不敢擴大生產，就會制造現實版的“無用階層”。那些無所事事、靠社會福利茍活的失業者，談何“經濟價值”？盡管這些富裕發達國家的失業者比失敗國家的同類有更好的經濟處境，但“無用階層”的性質并無不同。

造成人們淪為“無用階層”的，正是那些超越社會各階層的“1%神人”。現實版的“神人”壟斷的不是基因技術、人機接口的科技成果，而是制定政策的特權。他們有權設定冗長的審查程序、高不可攀的準入門檻、予取予求的產業政策。

這些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政治議程，讓他們和他們的政治盟友攫取了大量公共資源的蛋糕，卻付出了犧牲做大蛋糕的公共利益。“神人階層”的經濟貢獻為負，政治影響力卻無限大。

某種程度上，赫拉利也是現實版的“神人”。他為AI時代的“社會危機”開出的藥方，是建立所謂的“全球協同應對機制”。這種“全球委員會”式的制度設計，顯然很符合“頂層設計”宏大敘事的政策思維，全球“神人”都會歡迎。至于他呼吁人們在“AI時代”通過冥想保持清醒的認知，可以算是個神神叨叨但無害的添頭。

赫拉利的“全球政策視角”和玄學口味，讓人想起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的諷刺：“知識分子最嚴重的身份錯認，就是誤認自己是上帝。”

讓我們忘了赫拉利的“黑暗神諭”。人類應該恐懼的，不是不可知的未來，而是可知的現實。如果不能改變糟糕的現實，何來美好的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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