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忙過年終總結(jié)，迎來歲華更新，新的任務又撲面而來。好在，各種年度好書榜的好消息也接踵而來，給圖書行業(yè)的編輯們帶來一絲振奮。故宮學研究專家、故宮出版社前社長章宏偉所著《故宮掌門人1925—1949》在舊歲新年交替之際，先后入圍南方日報讀書版2025年度好書，入選上海書評、文匯讀書周報、百道網(wǎng)、騰訊好書2025年度好書。

一本書同時被多家媒體、多位資深讀書人優(yōu)中選優(yōu)，評選為2025年度好書，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在故宮博物院百年誕辰之際，故宮主題的出版物自不在少數(shù)，但《故宮掌門人1925—1949》無疑是主題獨特、史料扎實、敘述冷靜的佼佼者。

《故宮掌門人1925—1949》，章宏偉 著

故宮博物院在中國的文化地位自不必說，其皇宮建筑群、海量藏品見證了五千年源遠流長、不曾間斷的中華文化，見證了中國古代人民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它而今蓬勃發(fā)展的博物館事業(yè)正端賴于此。

不過，鮮少有人注意到它在近代歷史中的重要地位。章宏偉教授注意到了，他在書中說：“故宮博物院在中國近代文化舞臺上充當著一個主要角色，在中國近代化全過程中占據(jù)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就不得不說到它身份的變化。

故宮博物院的前身——明清紫禁城建于1420年，到2025年有605年歷史。這605年里，它有兩個身份：1420年至1912年初，它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呈現(xiàn)的是宮廷帝王文化；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直到現(xiàn)在，故宮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帝王私有變成了人民公有，成了一個社會文化的公益場所。這100年尤其是建院初期24年走過的歷程是相當不易的，如同一個稚子蹣跚學步的童年。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時，神武門外景

《故宮掌門人1925—1949》正是著眼于這24年間的歷史。史實的錯綜復雜和史料的雜亂零散等諸多因素，致使這24年的歷史在故宮博物院院史研究中是晦暗不清的。章教授深耕故宮研究二十年，秉持“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的治學精神，充分利用故宮檔案、民國報刊、人物傳記等一手史料和海內(nèi)外研究成果，以嚴謹考據(jù)與敘事張力，多方位采擷歷史親歷者、見證者的視角，力求最大限度還原故宮博物院成立初期這段隱秘歷史的真實樣貌。

《故宮掌門人1925—1949》從清帝退位寫起，退位后的溥儀仍住在紫禁城“后廷”，紫禁城屬“私”的性質(zhì)并未改變。直至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11月5日驅(qū)逐溥儀出宮，文物的處置才成為擺在眼前的問題。被請來見證溥儀出宮的李煜瀛曾長期在法國生活，對法國大革命后皇宮變身盧浮宮博物館的歷史相當熟悉，故提議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東西當收歸國家所有，首倡“將清宮改為博物院”。章教授敏銳指出：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展現(xiàn)的雖是‘文化遺產(chǎn)’，打造的卻是政權(quán)合法性，強烈地傳輸了‘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并將‘共和’與‘革命’畫上了等號”。從屬“私”到屬“公”，打破的是數(shù)千年的帝制，建立的是億萬民眾共享的新制度。

序章過后，其后七章以“掌門人”為線索，串聯(lián)起故宮的變遷史，展現(xiàn)大時代背景下個人的抉擇與擔當。

“撥云見日的開拓者”李煜瀛是故宮博物院建院的首功之臣。正是他的遠見卓識使故宮從革命的對象變成文化事業(yè)。李煜瀛“一生只做大事，不做大官”，出任清室善后委員會委員長之后，制定嚴格的制度，帶領(lǐng)同仁認真開展文物點查工作；“巋然不動的守護者”莊蘊寬兩次抵制軍隊進駐故宮，堅持點交文物；“時運不濟的接管者”趙爾巽在政府權(quán)力更迭之際，勉力維持京師治安；“臨危受命的擔當者”江瀚抵制移交檔案，主持整理宮廷藏書；“心無旁騖的維持者”王士珍兩度勇挑維持北京治安重擔；“奮發(fā)蹈厲的貢獻者”、故宮博物院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的易培基任內(nèi)完成點查工作、展覽開放、文獻整理出版、古建管理維修、延聘專家學者整理院藏文物，等等；“晨兢夕厲的典守者”馬衡組織文物南遷、文物西遷，政權(quán)更迭之際拒不赴臺，全力保護故宮文物。

木船載文物卡車過河（1938年）

以上只是對七位掌門人事跡的簡要概括，無法描述他們在政治威壓、炮火威脅之際的勇于擔當于萬一。

細節(jié)最能打動人。如，馬衡組織的文物西遷，三路，十年，萬里，天佑國寶，幾乎沒有一件文物嚴重破損或丟失。親歷者那志良記載：“有人說，文物是有靈的，炸彈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運走之后，那個地方被炸；現(xiàn)在翻了車，也毀不到它。”章教授提到馬衡在一次演講中說：“四川在一年里頭，有幾個月是雨季，幾個月是霧季，空氣含著水分，到處感到潮濕，晴朗有日光的時候，平均不過半年，我們把怕潮濕的東西，終年檢查，或是曬晾。周而復始，從不間斷。”讓我們看到西南的氣候問題對文物保管的挑戰(zhàn)。正是馬衡主導的嚴格的制度，細致的管理，確保了文物管理未出差錯。來自親歷者的細節(jié)描述在書中俯拾即是。

“《故宮掌門人1925—1949》這本書我是認真地讀了大半，特別地感動于這些人對于故宮的守護。其中非常多的細節(jié)，比如馮玉祥下屬鹿鐘麟的軍隊，在故宮里面駐扎了一年多，脫卸守衛(wèi)之責之時，‘竊喜乘此得以證明一切古物之絲毫無缺’；后來做過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長的王士珍是袁世凱‘北洋三杰’之中的第一位，故宮鑰匙在他手上，張作霖也拿他沒辦法。在這整個過程之中，不僅僅是可以看到大家比較熟知的易培基、馬衡、李煜瀛（石曾）這一些人物，更多其實是對于故宮的守護，從中可以看到在大亂之中這些人所堅持的、所能達到的，我看到這整個過程真的是非常感動。”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陳尚君如是說。

李煜瀛像

七位掌門人在所屬的時代，面臨歷史賦予的使命，勇于接過重擔，不辭辛勞、不顧臧否（易培基因“故宮盜寶案”被指涉嫌舞弊含恨而終，或?qū)贇v史疑云，令人唏噓），在存續(xù)和發(fā)展故宮博物院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在政治文化大變局下書寫了七個人的守護史。

關(guān)于七位掌門人的提法，原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在6月26日該書的新書發(fā)布會上發(fā)言說：“民國時期的故宮掌門人，臺北故宮博物院認為是三個人，李煜瀛、易培基和馬衡。我們通常說是兩個，易培基和馬衡，因為李煜瀛只是清室善后委員會委員長，任職時間也比較短。章宏偉提出七位掌門人，我認為這是一種創(chuàng)見。”

1929年，故宮博物院建院四周年之際，首任掌門人李煜瀛說過擲地有聲的話語：“希望故宮將不僅為中國歷史上所遺留下的一個死的故宮，必為世界上幾千萬年一個活的故宮。”屬于人民的“活的故宮”在今天各項事業(yè)蒸蒸日上，成為這句話最好的注腳。

今天，平頭百姓能漫步故宮，于紅墻黃瓦間欣賞這天地間的雪景，不能不說是前輩先賢的功勞。

七個人的中華文明守護史

百余幅珍稀歷史圖片

重返故宮博物院成立24年間的“第一現(xiàn)場”

《故宮掌門人1925—1949》

章宏偉 著

32開 精裝

簡體橫排

978-7-101-16667-5

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