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讀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作者曹雪芹家的敗落，發生在雍正年間。因貪墨枉法，曹家被抄家，而彼時的曹家，身為江寧織造，富可敵國，備受皇家恩寵。曹家本就是皇親國戚，曹雪芹的奶奶更是康熙皇帝的奶媽，這樣的身份，本該受到皇家的格外庇護。就像王熙鳳所說，“即使有人告我們家謀反也不怕”，可即便如此，曹家依然沒能逃脫被抄家的命運，最終落得個“樹倒猢猻散，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的結局。
這并非孤例，曹家也不是運氣不好被盯上的倒霉蛋。和他們一同倒霉的，還有與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王、薛、史三大家族，四大家族盡數衰敗。除此之外，當時“壞了事”的還有不少人：秦可卿所用的棺材，便是出自“壞了事”的義忠親王；南安郡王等宗室貴族也未能幸免；而賈雨村這類趨炎附勢、幾起幾落的投機分子，最終也落得個革職抄家的下場。就連宮中，也有六宮人員集體逝世、小爵爺被抄家的慘狀。
由此看來，在清朝當官，儼然是個高危行業。被抄家、被貶謫，從來都不是什么小概率事件。怪不得曹雪芹會在書中感嘆“今嫌紫蟒長，致使鎖枷扛；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在那個時代，官員一生中遭遇滅頂之災，反而成了大概率事件，也正因如此，曹雪芹才會生出濃厚的人生無常、繁華幻滅之感。
言歸正傳，我們來聊聊清朝打擊貪腐的力度。從上面列舉的例子不難看出，清朝在整個皇權社會中，對貪腐的整治力度可以說是空前的。有數據為證：清朝從1644年建立到1911年滅亡，共268年，期間因貪污受賄、走私等各類經濟犯罪，被追究刑事處分的一二品大員（此處僅列舉“大老虎”，未計入基層小貪），據統計就有165人。其中，被判斬立決的71人，被判斬監候（即死緩）的52人，受到其他刑事處分的42人。
在這些官員的貪腐案件中，留存下來的審理記錄共有53個案例。這53樁案件里，100天之內結案的有26個，100天到200天結案的有17個，200天到一年之內結案的有6個，拖延到一年以上的案子只有4個。由此可見，清朝一朝對貪腐的查辦力度、速度和決心，不可謂不大，也真正做到了從嚴從速、絕不姑息的雷霆高壓態勢。
可即便如此，天雷滾滾、人頭落地，我們依然能發現一幕特別詭異的景象：清朝中期，依然未能擺脫腐敗的漩渦，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大貪、巨貪前赴后繼，且越往后越失控。到了晚清，更是演變成了中國古代歷史上最腐敗的時期之一。以至于連殺貪官殺到手軟的乾隆皇帝，到了晚年也滿心納悶：“朕五十多年以來，對貪官從來沒有手軟過，可為什么貪污的官員依然接踵而至、源源不斷呢？”
清朝貪腐與反貪博弈的高潮，就出現在乾隆年間。乾隆皇帝堅信，“貪官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害；斧鉞一日未加，則貪腐一日不止”。可以說，在反貪、治貪這件事上，乾隆比他的爺爺康熙、父親雍正做得更絕、更不留情面，后來的子孫也沒有誰能達到他的力度，他可謂是大清“反腐第一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可就是這樣一位對貪腐絕不手軟的皇帝，他所處的朝代，卻成為了清朝貪腐最嚴重的高峰時刻，真正陷入了“越辦越貪”的怪圈。而且，乾隆朝的貪腐，早已超越了簡單的經濟犯罪，演變成了在各項制度下形成的普遍現象，呈現出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全方位、無死角的糜爛之勢。
這到底是為什么？我看過一種解讀，說是高度集權的皇權制度設計，讓官員不堪重負，不得不濫用權力——要么自保，要么營私牟利，這才是根本原因。正是這種制度，導致了官員“不得不貪”的荒謬現象：你不貪，就無法開展工作，你的衙門就不能正常運轉。這種制度缺陷，讓官員們只能如走鋼絲一般，在貪與不貪之間掙扎。
以林則徐為例，他是公認的清官。他去世后，三個孩子分家，每個人僅分到6000兩銀子，一位任職近20年的督撫大官，一生儲蓄不過兩萬兩銀子。曾國藩曾評價他：“督撫二十年，如此清廉，真不可欺，吾輩當以為法。”可就是這樣一位舉世公認的清官，在擔任陜西巡撫期間，僅陜西糧道每年就要向他贈送禮金上千兩，再加上其他各部門的“孝敬”，每年的此類收入高達萬兩。而他，正是用這些錢來維持衙門的日常工作運轉。他雖不蓄私財，但這些收入并非合法所得，從本質上來說，這也算是貪腐。
你說，這個局該怎么解？這其實就是結構性腐敗和系統性不合理造成的困境。權力過于集中，缺乏有效監督，官員一言九鼎，上級直接決定著下級的升降生死。在這樣的系統里，無論你清除多少貪官，貪腐現象都不可能真正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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