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問答高銘暄教授：從西學啟蒙\蘇式法學的全面重塑\再次自我革新

問答一：請介紹下高銘暄教授的求學經歷

高銘暄教授的一生是新中國刑法學從“廢墟”走向“大廈”的縮影。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他最為關鍵的蛻變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那是一個“以俄為師”的特殊時代，高教授通過系統地學習、引進乃至在立法中“移植”蘇聯刑法理論，為新中國刑法學奠定了最初的邏輯骨架。

以下為您詳述這段跨越時代、跨越國界的學術長征。

第一章：時代的斷裂與未名湖畔的抉擇

在全面轉向蘇聯之前，高銘暄接受的是傳統的“西式”法學啟蒙。這段背景對于理解他后來為何能精準地“重塑”理論體系至關重要。

1. 浙江大學：西學東漸的尾聲

1947年，高銘暄考入國立浙江大學法學院。當時的院長是李浩培，一位受過嚴格西方刑法學訓練的泰斗。

• 學習內容：此時的高銘暄鉆研的是以德、日法學為藍本的民國“六法全書”。他接觸到的是階層論的雛形、主客觀統一的資產階級法學原理。
• 學術底色：李浩培先生那邏輯嚴密、重視實證的治學風格，讓高銘暄養成了極高的學術審美。

2. 北京大學：政權更迭下的“清零”

1949年，隨著《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的發布，高銘暄原本熟悉的法律體系在行政命令下瞬間失效。轉入北京大學后的高銘暄，面臨的是“無書可讀、無律可依”的窘境。

歷史背景：當時的法學界急需一套全新的、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來填補真空。于是，目光自然投向了北方的“老大哥”——蘇聯。

第二章：中國人民大學：蘇式刑法學的“孵化器”

1951年，高銘暄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這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也是他正式開始“蘇化”學術之路的起點。

1. 蘇聯專家的“口傳心授”

當時的人大是蘇聯專家最為集中的地方。高銘暄師從蘇聯專家貝斯特洛娃（М. П. Быстрова）。

• 沉浸式學習：專家用俄語講授，中方助教翻譯。高銘暄每天的任務就是瘋狂地記錄。這些筆記不僅是他的學業成果，更成了日后編寫教材的“母本”。
• 思維的重塑：專家教會了他如何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審視犯罪。例如，犯罪不再僅僅是違反法律，而是“對統治階級利益的侵犯”。

2. 翻譯與整理：跨越語言的“搬運”

高銘暄在求學期間參與了大量蘇聯刑法典和教材的翻譯工作。

• 語言關：為了更準確地理解，他苦學俄語，力求在翻譯中精準還原蘇聯刑法的術語。
• 講義編撰：他將專家的講稿整理成冊，這些內部資料在1950年代初期的政法干校和法院中被廣泛傳閱，實際上成為了當時的“準法律”。

第三章：如何“模仿”與“移植”蘇聯刑法

高銘暄在求學及隨后的教學中，幾乎完整地將蘇聯刑法框架引入了中國，實施**“制度移植”或“理論平移”**。

1. 核心理論的“全盤接收”

高銘暄從蘇聯學到的最核心內容，構成了此后中國刑法學幾十年的基石：

• 四要件理論：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這一套嚴絲合縫的邏輯鏈條完全源自蘇聯，高教授將其系統化并編寫入教材，深刻影響了數代中國法律人。
• 社會危害性：取代了西方的“法益侵害”。高教授學習并強調，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關鍵看其對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危害程度。

2. 立法中的“借鑒”與“對標”

1954年，作為研究生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高銘暄參加刑法起草。

• 結構對照：當時的刑法草案在章節設置上，高度模仿了1922年和1926年的《蘇俄刑法典》。
• 罪名設定：諸如“反革命罪”的設定及內涵，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蘇聯關于政治犯罪的規定。

比較維度

蘇聯刑法模式 (1920s-50s)

高銘暄早期學術體系 (1950s)

理論核心

犯罪構成四要件

犯罪構成四要件 (完全移植)

定罪標準

社會危害性中心論

社會危害性中心論 (完全吸收)

法律性質

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鎮壓敵人、保護人民的武器

犯罪分類

以對國家利益的危害程度分類

借鑒蘇聯，首位是反革命罪

第四章：從“制度移植”到“本土化”的跨越

客觀而言，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刑法學確實是蘇聯刑法學的“翻版”。但作為一名極具洞察力的學者，高銘暄在學習過程中并未完全喪失主體性。

1. 并非盲目的“生搬硬套”

高教授在后來的回憶中提到，雖然蘇聯專家提供了框架，但在具體的刑罰裁量上，他始終在思考中國國情。

• 死刑制度：蘇聯刑法對某些經濟犯罪一度廢除死刑，但高銘暄在學習中結合中國當時的社會治安，主張保留死刑，并實施“死緩”（這是中國的獨創）。

2. 類推制度的博弈

蘇聯刑法曾長期保留“類推制度”（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最類似的條文定罪）。高銘暄在學習蘇聯這一制度時，經歷了“從支持到反思”的過程，最終在1997年刑法修訂中推動了罪刑法定原則的徹底確立，廢除了這一蘇式殘余。

第五章：求學經歷的深遠影響

高銘暄教授在50年代的這段“蘇式”求學經歷，對他個人及中國法學產生了極其復雜的綜合影響：

• 建立了體系感：讓當時散亂的、經驗式的刑事政策，變成了一門具有嚴密邏輯支撐的“學問”。
• 形成了路徑依賴：由于他的巨大影響力，蘇式“四要件”理論在中國根深蒂固，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面臨德日“階層論”的有力挑戰。
• 鑄就了立法靈魂： 1979年刑法的頒布，實際上是高銘暄將當年求學時的筆記、講義和翻譯資料，經過25年反復打磨后的最終呈現。

結語：一位學者的時代重擔

與其說高銘暄教授“沿襲”了蘇聯，不如說他是在那個特殊年代，用自己的肩膀架起了一座連接“蘇式法學”與“中國實踐”的橋梁。他通過求學，從蘇聯引入了“骨架”，然后用了大半輩子的時間，為這副骨架填充了中國的“血肉”。

問答二：請介紹下高銘暄教授在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的自我革命

在1997年中國刑法進行大規模修訂（史稱“97刑法大修”）時，高銘暄教授作為修訂組的核心專家和靈魂人物，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學術自我革命。他不僅是在修改法律，更是在親手“修剪”和“重塑”他曾在50年代從蘇聯法學中繼承而來的核心教條。

這種修剪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方面：

一、 廢除“類推制度”：從蘇式靈活性回歸法治確定性

這是高銘暄教授對自身學術背景最大的“修剪”。

• 蘇聯背景： 1922年和1926年的《蘇俄刑法典》中都規定了“類推制度”，即：如果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某種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典中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高銘暄在50年代受到的蘇式教育認為，類推是“社會主義靈活打擊敵人”的利器，可以彌補法律滯后性。
• 1997年的修剪： 隨著法治觀念的進步，高教授深刻意識到類推制度會導致司法權的濫用和對人權的侵犯。在97刑法修訂中，他極力主張廢除這一蘇式殘余，轉而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 意義： 他親手終結了自己曾學習并堅持了數十年的蘇式司法邏輯，將中國刑法從“政策工具”推向了“權利保障”的現代軌道。

二、 拆解“反革命罪”：從政治定性轉向法律定性

“反革命罪”是典型的受蘇聯意識形態深刻影響的產物。

• 蘇聯背景： 蘇聯刑法中，“反革命罪”位居罪名體系之首，強調的是對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政治威脅。高銘暄在起草1979年刑法時，完全沿用了這一蘇式概念。
• 1997年的修剪： 高教授意識到，“反革命”是一個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詞匯，在法學邏輯上不夠客觀。他推動將“反革命罪”更名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 具體變動： 他不僅修剪了名稱，還剔除了原罪名中過重的階級斗爭色彩，將其中的部分條款轉化為普通的刑事罪名。這一修剪使得中國刑法在表述和邏輯上開始與國際主流法律體系接軌。

三、 剝離“流氓罪”等口袋罪：從模糊控制轉向精確打擊

蘇聯刑法理論中往往存在一些內涵極廣、像“口袋”一樣什么都能裝的罪名，用于社會綜合治理。

• 蘇聯與舊體制： 在1979年刑法（深受蘇式影響）中，流氓罪幾乎涵蓋了所有破壞社會秩序但不便具體分類的行為。
• 1997年的修剪： 高銘暄教授主張將這類“口袋罪”進行精細化的剝離和拆解。在他的主導下，97刑法將流氓罪廢除，分解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聚眾淫亂罪、尋釁滋事罪、聚眾斗毆罪等具體罪名。
• 意義： 這種修剪是從“模糊的集體管控”向“精確的個人定罪”的轉變。高教授通過細化罪名，削弱了蘇式理論中那種泛化、模糊的控制手段。

四、 完善“法人犯罪”：對蘇式“主體唯一論”的突破

• 蘇聯傳統： 蘇聯刑法堅持“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認為單位、組織不可能產生犯罪意圖。高銘暄早期的學術觀點也深受此局限。
• 1997年的修剪與增補：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公司犯罪激增。高教授意識到蘇式理論已無法解釋現實。他參與推動在97刑法中正式確立了**“單位犯罪”**（法人犯罪）制度。這實際上是對蘇式刑法主體理論的一次重大手術。

總之，從“蘇聯布道者”到“改良者”

在1997年的大修中，高銘暄教授展現出了一位卓越法學家的胸懷：他并不固守自己在求學時期從蘇聯專家那里得來的知識，而是根據中國社會的進步，親手修剪掉那些過時的、帶有暴力色彩或邏輯缺陷的舊條款。

這種修剪并非全盤否定，而是**“去意識形態化”和“專業化”**的過程。通過這次大修，他成功地將中國刑法從一個“蘇式拼盤”，改良為了一部初步具備現代法治精神的自主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