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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令人悲哀的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并不是因為其邪惡而陷入今日困境的，哈梅內伊也不是因為作惡被擊殺的: 長期以來的無能治理、殘暴鎮壓和對外擴張并未招致如此猛烈的打擊。德黑蘭遭受今日之重創恰恰是因為其在對外輸出影響力時，客觀上做了一點善事，幫助了巴勒斯坦人民。盡管其并不敢也無力與以色列決一死戰，還是觸怒了錫安主義者，并成為內塔尼亞胡延續其統治的犧牲品。
或許，福柯在伊朗革命上的判斷不完全是錯誤的: 霍梅尼是一個兇殘的惡棍，伊斯蘭共和國罪行累累，但“政治靈性”也是確實存在的，伊朗的海外事業中多少有著精神的、道義的考量。讓伊朗人民為之付出代價是不公平的:沒有任何人應當被視為某種“偉大事業”的柴薪而被燃燒掉。但悲哀的是，在可能來臨的后神權時代，即使伊朗沒有被美國傀儡化，也很難指望滿目瘡痍、自顧不暇的新政權——如果還有一個統一政權——再去對抗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秩序、援助巴勒斯坦人。無論其動機如何，這在客觀上仍是一大損失。缺少物質基礎的、淪為暴政工具的“政治靈性”抵達了它的盡頭，可我們依然沒有開辟出超越之路。
（以上僅代表鄭海藏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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