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正在斷親。如果你是家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那你一定感受過原生家庭和你意見上的分歧。

很多第一代大學生都面臨著在擇業擇偶上的孤立無援以及潛在打壓，很多人最終只能無奈地選擇和父母在精神上斷聯。

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所有第一個大學生的困境。你有這樣的困境嗎？如果你也是這樣，那真的不怪你，因為上一代人不懂，最難的不是考上大學，而是走出原有的熟人圈。

社會從5%到60%，中國經歷了一場全民上大學的幻覺。1978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2.7%，那時候能考上大學的人堪比中獎。

教育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突破1179萬人，再創歷史新高，大學生這個標簽已經從稀缺資源變成了批量產品。

于是，一邊是家長還在為家里第一代大學生而自豪，另一邊是孩子發現大學文憑已經跌成了“白菜價”。你以為學歷能逆天改命，可在今天，文憑只能讓你有資格去做第一代大學生的命運——往往只能是天選打工人。

根據復旦教育論壇發布的《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畢業印象和去向研究》顯示，在38所高校的樣本中，74.9%的學生是家庭第一代大學生。這意味著一個4人寢室里，三個人是全家的希望，他們不僅有學業壓力，還有沉重的生活壓力。

因此，相比起非第一代大學生，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更傾向于選擇就業而非升學深造。

問題在于，他們的起跑線往往比別人低一層樓。他們的父母大多出生在1970~1980年，按照202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45歲以上人群中近一半只有初中學歷，擁有大學文憑的不到1/10。

他們對大學的認知還停留在“鐵飯碗”和體制內。在他們眼里，考上大學就該能端上鐵飯碗，發上年終獎。可現實告訴他們的孩子，鐵飯碗已經碎了，端飯碗的門檻卻更高了。以前是知識改變命運，現在更像命運篩選知識。

從宏觀經濟學角度看，教育原本是人力資本投資，但是當投資過剩，回報率下降，這筆賬就不劃算了。

根據《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趨勢研究報告》顯示，2013年級以前畢業生正規就業比例均超過了40%，但是到了2015年之后，正規就業比例均不足40%，2021年畢業生正規就業比例創新低，僅為32.1%。

什么意思呢？讀大學四年，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賺回本。尤其是對第一代大學生來說，他們承擔的不僅是學費，還有父母的全部希望和整個家族的“贖身夢”。

他們往往來自農村或小城，復旦教育論壇的研究顯示，第一代大學生近七成來自農村家庭，兩成家庭年收入不足2萬。

換句話說，孩子上大學的學費就是全家的年預算，所以他們的大學不是青春，而是投資回本周期。別人讀大學是探索人生，他們讀大學是“家族項目”。

不僅如此，信息差才是真正的壁壘。最殘酷的現實是，他們努力了十幾年，卻在大學才發現，原來世界不是靠成績劃分的，而是靠資源。

非第一代大學生的父母是律師、醫生、公務員，他們能教孩子簡歷怎么寫、導師怎么約，保研、出國、實習全流程清清楚楚。

而第一代大學生的父母，連保研是什么都沒聽過。他們第一次知道可以申請助研金、交換項目和大廠實習的時候，往往是在錯過報名之后——這就是信息差的代價。

有些機會不是你不夠好，而是你不知道。起點的差距，會在時間中被逐漸放大。

同樣是上大學，別人越學越輕松，他們越學越焦慮，因為這場賽跑不僅比誰跑得快，還比誰知道終點在哪兒。而最痛苦的是，他們連焦慮都不敢說。

作為第一代大學生，最孤獨的一點是他們沒法崩潰。父母那輩人吃過體力的苦，不會理解孩子的精神壓力。你說“我不想拼了”，爸媽會回一句“你們這一代好歹不用下苦力了”。他們以為大學是輕松的天堂，可在孩子眼里，大學更像是一個無聲的戰場。

獎學金、學生干部、競賽、實習、保研，每一項都在提醒他們：出身不夠，就要更努力。但經濟規律很殘忍，當所有人都在努力的時候，努力就不值錢了。2024年，大學生就業市場供大于求，崗位增速僅1.5%，遠低于畢業人數增速。

學歷不再帶來確定性，只帶來延遲回報。他們不是不拼，而是被困在原生家庭制造的天花板里。現實的割裂在畢業那一刻徹底暴露：同宿舍的朋友有人準備出國，有人準備讀研，而第一代大學生只能默默打開招聘網站。

復旦教育論壇的數據里也能看到這種分層：選擇繼續讀研的比例，第一代大學生比非第一代少7%，而待就業比例卻高出6%。考研是一場成本高昂的賭局，復習資料、租房、報名費，每一項都要錢，家底薄的人玩不起。

他們明白學歷是資本，卻沒資本去撬動這份資本。于是，他們開始直接就業，成為家里的經濟支柱。上一代為生存焦慮，這一代為改變家庭現狀焦慮；前者能吃苦，后者只能硬扛。

有人說，中國的第一代大學生是一場教育奇跡。沒錯，他們改變了家族的命運。但我們也要承認，奇跡之后是困局。教育的確打開了階層上升的通道，可同時也制造了更隱形的鴻溝。

他們或許仍然普通、焦慮、漂泊，但那一紙錄取通知書，是家族幾代人第一次看見的、向上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