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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1月3日，金陵女子大學張燈結彩，禮堂內嘉賓云集，其中包括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教育部長蔣夢麟的代表孟壽椿。發髻如墨、嫻靜儒雅，身穿純色棉布旗袍，戴一副圓框眼鏡的吳貽芳在就職典禮上“閃亮”登場。

新校長吳貽芳早年經歷坎坷，父親因成為上司挪用公款的“替罪羊”而跳江身亡，在北京清華學堂讀書的哥哥因出洋留學希望破滅自殺，母親因喪夫失子一病不起悲慘離去，個性剛烈的大姐受此刺激在母親入殮前上吊自縊。這些家庭變故的磨煉，使得吳貽芳養成了堅強性格與克制能力。1915年，吳貽芳隨姨父一家回上海，意外地收到去金陵女大學習的邀請信。原來金陵女大一位叫諾互通瑪利的美籍教師，在杭州弘道女中任教時，對吳貽芳的好學上進留有深刻印象。

于是，1916年2月，吳貽芳作為插班生入讀金女大一年級。在校期間，吳貽芳以優秀的學業和出色的組織才能，被推選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并成為中國最早獲學士學位的五位女大學生之一。大學畢業后，吳貽芳獲聘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英文部主任、教師。 1921年冬，美國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學校長到北京女高師參觀講演，便由吳貽芳擔任翻譯，吳貽芳流利的口語引起她的驚奇，特推薦吳于1922年入美國密執安大攻讀生物學博士。留學期間，吳貽芳又先后當選為中國基督教學生會會長、留美中國學生會副會長、密執安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和科學會會員等，成為頗有號召力的學生領袖。

成功總是屬于有準備的人，吳儀芳的校友、教師、留學博士、學生領袖等多重經歷及堅強性格、領導能力使得金女大校長一職“非她莫屬”。但考慮到吳貽芳畢業在即，金女大董事會告訴吳貽芳不必急于回國，取得博士學位后再回母校接任。1928年，吳貽芳博士論文答辯順利通過，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隨即她向金陵女大發出了12個字的電報：“論文已畢，考試及格，定期回國”，時年吳貽芳35歲。

吳貽芳在就職致辭中講道：“金女大開辦的目的是應光復后時勢的需要，造就女界領袖為社會之用。現在辦學，就是培養人才，從事于中國的各種工作……”她非常重視培養女生“人格教育”，使學生具有健全、獨立人格，不依附于男性。

當時許多女校的辦學宗旨依舊是“培養賢妻良母”，即使開明如梁啟超認識到“興辦女學”的重要性，也僅停留在“讓女性上可相夫，下可交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而金女大以“人格教育”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揭開了中國女子教育史上新的一頁，這種教育“是一種真正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礎上的教育，是一種真正把女子當‘人’，當做與男子一樣平等的人的教育，是中國女子由‘非人’教育向‘真正人’的教育的根本性轉變”。

培養女生健全、獨立人格的同時，吳貽芳也不忘發揮女生之特長及服務社會需要。吳貽芳就任校長后，取消宗教系，淡化宗教課程，逐漸停辦政治系、哲學系，而根據社會需要和女生特點加強系科建設，逐漸形成了以文科的社會學系和理科的家政系為代表的特色科系。

此外，金女大女生穿短袖短褲做操，穿古典服裝舞蹈，每年選舉“五月皇后”，“當春天來臨之際，圍繞五月花柱起舞”，以求除了學識外，還要有優秀體質和優美舉止。自信、清純、熱情，氣質優雅、才貌雙全的金女大女生成為金陵一景，成為女知識分子的典范，吸引了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內外眾多男生的愛慕，以至流傳歌謠“金男大、金女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從1915年首次招生到1951年并入金陵大學，金女大36年來共培養學生999人，有“999朵玫瑰”之稱。這“999朵玫瑰”中很多人如吳貽芳所愿成為“女界領袖”，如 1925屆的劉恩蘭成為中國第一位女自然地理學家、1926屆的魯桂珍協助李約瑟完成《中國科技史》（后與李約瑟成婚）、1947屆的鄭小瑛成為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金女大是民國時期畢業生最多的女子大學，尤為可貴的是，當時眾多女生接受大學教育后卻又重回家庭，而金女大的畢業生大部分步入社會，自食其力。

“造就女界領袖”之基石在于“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之基石為“厚生”精神。這一精神乃金女大校訓，也是學校之精魂。“厚生”源自《圣經·約翰福音》，意為“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豐盛。”1919年，金女大師生通過討論，決定以“厚生”為校訓，吳貽芳后來解釋道：“以‘厚生’為校訓，是要告誡學生：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造福社會，這樣不但有益于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豐厚。學校用這個為目標來教導學生，并通過學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學生向這個方向努力。”

吳貽芳出任金女大校長后，以“厚生”精神為旗幟，改革教育內容，熱愛學生。金女大原為貴族化的高等教會學府，只有有權有勢信教家庭的女孩才有接受教育的資格。接掌學校后，吳貽芳規定以考試成績為錄取標準，擴大受教育范圍，促進了教育平等。同時，學校設立獎助學金，幫助貧困家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金女大的所有考試均無監考老師，但幾十年下來，全校沒有一個學生考試作弊。學校還專門舍有“戀愛教室”。

當時，金女大有些學生和金陵大學的學生戀愛常常晚歸。一天，吳貽芳散步時發現窗下有把椅子，原來是一個晚歸的學生被關在外面，只得爬窗戶進宿舍。吳貽芳擔心學生安全，便將宿舍樓下的會客室劃出部分隔成許多半封閉的小間，設置桌椅專供戀人聊天。

“厚生”精神核心在于一個“愛”字，愛人愛社會愛國家。因此，吳貽芳特別強調學生要有奉獻精神、服務意識，鼓勵學生積極為農民孩子義務辦學、為婦女兒童建立診所、禮拜日定期到鄰居家上門服務等，并在南京、成都等處創辦鄉村服務處、幼兒園、婦女班、免費兒童學校、兒童福利實驗所。抗戰爆發后，吳貽芳引導師生參加各種力所能及的抗日救國活動，要求學生“艱苦建校、抗日救國”，支持他們為抗日軍民募捐、義演、照料傷兵及辦農村服務部、救護隊等。最能體現金女大“厚生”精神的是金女大教務主任魏特琳。南京淪陷后，魏特琳留校照看校園。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她積極營救中國難民，保護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婦女和年輕姑娘，被南京市民稱之為“活菩薩”，魏特琳的日記更成為揭露日軍暴行的鐵證。

吳貽芳自己更是以身作則，踐行“厚生”為人，把學校當成自己的家，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幾十年來，她一直住在一間不到15平方米的房間里，總是粗茶淡飯布衣布衫，每月工資除留下生活費外，其余都接濟學生、教職員工。每當新生入校，吳貽芳總要到宿舍看看，關心學生冷暖、膳食。1946屆校友秦筱嫻考入金女大時，肺部因曾患結核病“鈣化”。就讀金女大后，她的病情大為好轉，因為當時吳貽芳規定，患病學生由食堂補一份營養菜，并可領到魚肝油、鈣片等藥品。秦筱嫻后來回憶道：“當時可能沒有哪一位高校校長能如此無微不至地愛生如子。”

抗戰期間，吳貽芳自己則積極參加大后方婦女和兒童保育活動，參與各種政治團體和婦女組織的領導工作，團結各界人士支持抗日。1938年，她以文化界知名人士身份成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后歷任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成員，是五人主席團中唯一的女性，老革命家董必武對她評價道：“像她這樣精干的人物，男子中也是少有的。”

1943年3月，吳貽芳和晏陽初等人組織“中國六教授團”赴美宣傳抗日戰爭，爭取美國朝野支持，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跟深深被她折服，盛贊她為“智慧女神”。1945年，吳貽芳以無黨派身份參加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女性。吳貽芳還于1979年獲美國密執安大學為世界杰出女性專設的“智慧女神”獎，成為實至名歸的“智慧女神”和“女界領袖”。

解放前夕，吳貽芳更是順應形勢，兩次拒絕國民政府讓她當教育部部長的邀請，退回宋美齡送來的臺灣機票，與金女大一起留守南京，并擔任南京臨時治安委員會副主任，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歡迎解放軍“和平接受”，“靜靜地等待著光明的到來”，對負責接受南京的劉伯承說道：“作為一所專門培養高級婦女人才的金女大，愿意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則下，為人民服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為國家出力，為社會培養急需的人才”。新政權成立后，吳貽芳先后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江蘇省副省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名譽主席等職。

“金陵桃李晚來香。”晚年，吳貽芳寫信給江蘇省省長，建議創辦一所女子職業學院，設置一些適合女子服務社會需要的專業，為四化建設培養更多的婦女人才。但天不假年，吳貽芳沒有親眼看到自己這一愿望的實現，1985年11月10日上午8時30分，吳貽芳走完了她的一生，享年93歲，遺囑說道：“把金陵女子學院建起來，而且要建得比老‘金女大’更好”。1987年，為滿足吳貽芳遺愿，南京師范大學在校內設立金陵女子學院，并開始對外招生，金女大校友聞此消息，紛紛捐款助學，修繕其辦公場所——貽芳園。

而今，貽芳園內，鮮花怒放，芳香四溢，無數女生像花兒一般美麗綻放，旁邊便矗有一座吳貽芳紀念館。只是吳貽芳最應該讓人紀念、發揚的應該是她的教育思想，尤其是“造就女界領袖”的辦學目標和“厚生為人”的學校精神，對于今天的人才培養，特別是女生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吳貽芳曾給學生猜謎：“象牙壇，紫檀蓋，里面坐了一個小白菜。謎底是什么？蓮子。就是說做人要一生潔白如象牙，剛毅如紫檀木，平易如小白菜。”這道謎語，恰好概括了吳貽芳一生的品格：質樸如蓮子，剛毅如紫檀，又像小白菜般平易近人，供人營養，育人成長。

（本文摘自作者的作品《先生歸來——南京民國老大學的那些人和事》，曾獲2015年鳳凰好書、江蘇好書）

濤哥俺最大的無奈是推介自己的書，我花十年時間寫了《魯迅的朋友圈》，全面系統深入書寫魯迅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已形成現代知識分子精神譜系，以望我們更加傳承魯迅。只是我現在無力讓更多人看見，還請大家多多支持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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