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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1127年）春，北宋都城汴京陷落，金軍鐵騎踏破了趙宋王朝最后的尊嚴。徽宗、欽宗二帝連同后妃、皇子、宗室數千人被擄北上，百官、宮女、匠人、伎樂成群結隊地被驅趕出城，史稱“靖康之恥”。

汴京城內，一片死寂。金軍統帥完顏宗望、完顏宗翰留下了十余萬軍隊，控制著這座曾經繁華無比的帝都，卻并不打算長久駐扎。他們需要一個傀儡，一個能維持中原秩序、方便他們南下搜刮的“皇帝”。這個人不宜是趙氏宗室，因為金人此舉的目的是將趙宋皇室的尊嚴與統治秩序徹底摧毀。

但這個人必須是北宋舊臣，有一定的威望，能讓殘破的官僚體系繼續運轉。最終這個人選落到了太宰張邦昌的頭上。

張邦昌，時年四十七歲，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他自政和年間登第，一路做到少宰、尚書左丞，是北宋末年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第一次金軍南下時，他曾力主議和，被視為“和議功臣”。在金人眼中，這一身份背景自然是合適的人選：資歷深、立場軟、容易控制。

但這中間有一個插曲：金人其實并不特別熟悉北宋朝廷的狀況，將選舉“皇帝”的程序與候選資格，都交由還在汴梁城中的大臣們。這些臣子們一開始各個都不情愿，抗議金人的行為，畢竟誰都不愿意跳出來做這樣的僭越之事。

但金人的耐心是有限的，談判不行，便亮出了明晃晃的屠刀，要求還在汴梁的大臣們必須給出自己的人選，否則就要屠城。要知道，守城宋軍一敗涂地，二帝被擒，眾位臣子皆如待宰羔羊，哪里禁得住金人屠刀的威脅，只得放下身段與尊嚴，乞求一條生路。

眾人面面相覷，不在汴梁城中，又與金人打過交道的張邦昌，自然就成了合適的人選，眾人一拍即合，反正他也不在場，就這樣趕鴨子上架吧。

看到沒？眾臣們的反應與選擇，充分說明，勇氣在人類身上是稀缺而又罕見的品質，尤其是面對屠刀與生死抉擇的時刻，將重擔與風險，全部推諉給了一位不在場的同僚。

金軍在眾位朝臣的提議下，決定立張邦昌為帝時，他斷然拒絕。他深知，若貿然稱帝，便是背負“篡逆”的罵名。他稱病不起，臥床不食，甚至準備自盡，以死明志。金人卻毫不留情，使者一次次上門威脅：若不從，便屠城。汴京百萬生靈的性命，壓在了他一人肩上。

更令他痛苦的是，城內留守的北宋舊臣們，竟也紛紛附和金人的意旨。王時雍、徐秉哲、呂好問等人，或出于畏懼金人，或出于保全自身，或出于對時局的無奈判斷，集體上表推舉張邦昌“權主社稷”。

這些昔日同僚，有的曾與他同朝為官，有的甚至與他私交甚篤，如今卻聯名逼他登上那個燙手的皇位。他們說：若無一人出面主持，汴京必亂，金人必屠城，百姓必遭殃；張少宰德高望重，唯有您能暫攝大位，維持局面，等待趙氏中興。

本來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如今卻要背負天下蒼生，反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道德綁架一個背鍋俠，又有何不可？

張邦昌何嘗不知這推舉背后的苦心？這些人并非真心要他做皇帝，他們只是想找一個擋箭牌，一個能暫時安撫金人、保護汴京的替罪羊。他們將所有責任推給他，卻把“忠義”的外衣留給自己。張邦昌在重重壓力下，終于崩潰。他哭著對來使說：“我怎敢當此！”

但金人已不耐煩，限期即位，否則大軍便要入城大掠。最終，在金人的冊封儀式上，張邦昌身著素服，面向北面拜受冊寶，建立了“大楚”政權，年號仍沿用“靖康”，都城名義上定在金陵，實際仍留在汴京。

這一天，是靖康二年三月初七。他做了皇帝，國號為楚，他眼中滿是無奈、窩囊、惶恐還有憋屈，那些推舉他上位的朝臣們，向這位替罪羊，送來了虛情假意的朝拜。

張邦昌登基后的每一天，都活在極度的惶恐與自責中。他深知自己這個皇帝名不正、言不順，若稍有僭越，便會落人口實，遺臭萬年。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約束自己，處處顯示出“我非真皇帝”的姿態。百官上朝時，他拒絕接受跪拜，只允許眾人站立。他自己則面向東側站立，不坐龍椅，以示自己只是“攝政”，而非正統天子。詔書不發，只用“手書”或“札付”；印璽不用“皇帝之寶”，而是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至誠與天意合而君民心一”這樣一枚長印，充滿自辯意味。

他最擔心的是趙宋宗廟與陵寢。金人欲毀趙氏陵寢以絕漢人念想，張邦昌跪求再三，終于使金人答應保留。他又請求金人不要繼續在汴京括取金銀，不要拆毀城防工事，不要驅掠百姓。

金人看在他“聽話”的份上，大多答應。這些舉措，確實在金軍北撤后維持了汴京的基本秩序，避免了更大的劫難與動亂。城內百姓雖知他為傀儡，卻也因他這些努力而稍得喘息。

金軍北撤后，汴京真正成了張邦昌一個人的舞臺。他沒有沉醉于權力，也沒有趁機擴張。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人四處尋找在外避難的康王趙構，表達愿禪位的心意。他上表自稱“奉迎圣駕”，公開表示自己只是暫時主持大局，等待趙氏正統歸來。

他甚至將權力交給孟太后（元祐皇后），請她垂簾聽政，自己退居一旁。孟太后起初也拒不接受，但最終在群臣勸說下同意，以“攝政”身份處理政務。張邦昌則日夜焦慮，唯恐趙構誤會自己有不臣之心。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即位，建立南宋。張邦昌聞訊，立即上表稱臣，獻上皇帝璽綬，正式退位。偽楚政權從三月初七到五月十三，前后僅存三十三天，便悄無聲息地結束了。張邦昌自以為，終于卸下了這副沉重的枷鎖。他甚至以為，趙構會理解他的苦衷，會念他保全汴京、主動禪位之功，而給自己一條生路。

然而，他低估了新政權對“正統”的敏感。

同年10月，宋高宗下詔，封張邦昌為“同安郡王”，賜第潭州，表面上是優待，實則是軟禁。主戰派官員李綱、陳東等人上書，痛斥張邦昌“受命于金賊，僭號稱帝”，要求嚴懲以正綱紀。主戰派自不必說，他們需要一個祭旗立威的人選，誰會是比張邦昌這個“亂臣賊子”更合適的選擇呢？

趙構深知張邦昌情非得已，卻也無法抵擋洶涌的輿論。更何況，若是不誅篡位叛逆之臣，自己的江山，如何坐的穩？在下決定之前，趙構象征性地問了一下當時推舉張邦昌稱帝的眾臣的想法。

沒有人在此時此刻替張邦昌說話，他們都清楚，一旦同情張邦昌，自身很可能引起皇上的懷疑，不亞于引火燒身，既然陛下開了這個口，那就一口咬死張邦昌是亂臣賊子沒得跑，反正所有的禍端與罪責，皆由他一個人扛下。就像汴梁城破那日，在金人的屠刀下，眾人竭力推舉張邦昌稱帝一樣。

最終，宋高宗下旨：賜張邦昌自盡。

建炎元年十月初七，張邦昌在潭州接到圣旨。他沒有過多辯解，只是對左右嘆息道：“我死之后，望善待我家人。”隨后自縊而亡，時年四十七歲。他的家人被流放，家產抄沒，史書將其列入《叛臣傳》。

張邦昌的一生，本是典型的北宋士大夫生涯：寒門出身，踏踏實實做官，主張和議以求茍安。誰也沒想到，命運在最后關頭將他推上了一個根本不屬于他的位置。他并非貪戀皇位的人，相反，他對那個位置充滿了恐懼與抗拒。他拒絕、哭泣、絕食、欲自殺，卻在金人的屠刀與同僚的“推舉”下，不得不戴上那頂皇帝的冠冕。他在位三十三天，小心翼翼地不逾矩，不傷害趙宋一草一木，甚至冒死為汴京百姓爭取喘息之機。退位后，他第一時間歸政趙氏，以為能換來理解與寬恕，卻最終還是死于“叛逆”的罪名。

昔日同僚也好，知己也罷，在最危難的時候，將他推到了最危險的位置，讓他承受了一切。而他的無奈也好，善舉也罷，抑或是“忠誠”，沒人看得見，仿佛快點讓這個人身首異處，永久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以讓后世遺忘，這是由一群懦弱又擰巴的人，做出的決定。

真的不要高估人的勇氣，這種情形之下，懦弱與擰巴，才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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