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司法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和國家外匯局等五部門就《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這也將是我國金融領域第一部管總的法律。

草案在總則部分明確“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培育和弘揚中國特色金融文化”，在分則部分就設立中央銀行、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服務、金融市場、金融基礎設施、金融監管等專門章節分別制定規范。

根據人民日報解讀文章，《金融法》將著力解決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突出法治難題和短板弱項，包括堅持和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落實監管全覆蓋要求，嚴格準入關口，規范股東、高管等“關鍵少數”行為，健全金融風險處置機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進一步提高法律威懾力等。

簡言之，《金融法》以頂層設計支撐金融強國戰略，推動我國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此前，金融立法以單行法為主，存在統籌不足、銜接不暢、覆蓋不全等問題，難以適應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要求，而草案作為金融領域的“基本法”，將讓金融發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推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這“五篇大文章”落地見效。

發展之外，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也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底線要求。草案把防風險的要求貫穿始終，構建全鏈條、全覆蓋、全天候的風險防控體系，強化中央與地方協同，消除監管真空與套利空間，實現所有金融活動依法納入監管，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建設金融強國，不僅需要規模與體量優勢，更需要制度優勢、規則優勢與治理優勢。草案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完善金融法治體系，統一監管標準、規范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提升金融體系的適應性、競爭力與普惠性。在對外開放方面，法案以穩定透明的制度環境增強全球吸引力，助力人民幣國際化，提升我國金融話語權與影響力。

可以說，草案既是對過往金融改革經驗的制度化固定，也為未來金融創新與風險應對預留空間，實現發展與安全統籌、活力與秩序兼顧，推動我國實現從金融大國到金融強國的關鍵跨越。

此前現代經濟天然帶著野蠻生長的特點，依靠資源粗放投入就能實現快速增長，跑馬圈地、大干快上、魚龍混雜。而隨著市場經濟進入成熟階段，存量競爭和增量競爭并線展開，對市場化和法治化的要求不斷增加，核心競爭逐漸轉向營商環境和科技創新，以及更深層次的制度底座。

站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窗口觀察金融業和金融法，便能對過去十年的金融發展有所洞察，也能對未來十年的金融發展做到心中有數。從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開始，到2018年銀保監會成立和資管新規出臺，再到2023年金融監管總局橫空出世，直至金融法呼之欲出，金融監管強調的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不再抽象，而是變得常態化和清晰化。

期間金融市場變化起伏，歷經問題險企公司治理糜爛、村鎮銀行風險暴露、非法集資“爆雷”和地方偽金交所整頓，以及去年以來圍繞助貸平臺和高利網貸的持續壓降和規范，都在將金融市場的無序和風險一一剔除。金融必須持牌經營，從理念到制度，深入人心，長牙帶刺。

另一方面，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和“活水”，要擔負起支持實體經濟的重任，金融不僅要支持科技創新，同時也要提振和擴大消費；不僅要對中小微企業降息降費降成本，也要對廣大金融消費者讓利。總之，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是水漲船高，而不是前者一枝獨秀。

特別是，國際局勢波詭云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在影響每一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全球化和國際法迭遭沖擊，大國競爭從貿易，到科技，到金融，都是遭遇戰，妥協換不來尊嚴和合作，唯有以口頭對口頭，以行動對行動，自立自強和對外開放相統一，才能“輕舟過萬重山”。也正是因為此，我們要保持定力，穩住陣腳，金融尤其不能自亂陣腳，還要為經濟保駕護航，金融法內嵌其中，也是發展的題中之義。

就在3月22日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6年年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發表《中國高質量發展與全球經濟再平衡》主題演講時提及了人民銀行，將堅持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為經濟穩定增長、高質量發展和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比如，加大金融支持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力度，將穩步推動金融業的高水平開放，積極參與和推進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等等。凡此種種，金融持久穩定地發揮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都需要金融法做強有力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