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能夠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因為有買方存在，沒有買方，就沒有“梅姨”。

撰文丨青柳

3月21日，據廣州警方證實，牽涉多起拐賣兒童案（即“張維平等人拐賣兒童案”）的“梅姨”近期已被抓獲；“梅姨”原名謝某某（女），對販賣兒童的事實供認不諱，目前已被廣州公安機關執(zhí)行逮捕。

消息一出，震驚輿論。

此前，“梅姨”可謂是個“傳說”。她只存在于人販子的口述中，姓名、長相等個人信息幾乎是一片空白。

在網絡上，甚至還為此發(fā)生過互撕，有人懷疑“梅姨”是虛構出來的，乃至搞出了性別對立的話題。現在想想也是滑稽。

直至被捕，才讓這么個長期游走在陰影里的嫌犯，終于不再只是模糊傳聞，而是被法律真正釘住的身影，那些人間罪惡也即將迎來最終裁決。

不過，“梅姨”雖然被抓，但還有一個問題卻懸而未決。

01

2005年1月4日，在廣州市增城區(qū)，當日上午10點多，正在公司上班的申軍良接到妻子于小莉的電話：兒子被人搶走了！于小莉說，有人闖進屋內將她控制，然后強行抱走了1歲的聰聰。

隨后，申軍良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尋親路。幾乎天天都在廣州、東莞、珠海、深圳等地找孩子，張貼了幾萬份尋人啟事。

而她的妻子于小莉一度精神失常，醫(yī)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癥。為了找孩子，申軍良變賣了河南老家的房產，最后負債累累。

2016年，5名嫌犯終于被抓獲；而直到2020年，申軍良的兒子才被找到。至此，已經15年過去。

在2003年至2005年期間，在廣州增城、黃埔以及惠州市博羅縣，有9名1歲至3歲的男童先后失蹤。有9個家庭都經歷了這番天崩地裂。

據其中一個人販子張維平供述，所拐兒童是通過“梅姨”販賣。但這個“梅姨”究竟是誰，卻一直未有定論。

2017年6月，廣州市公安局增城區(qū)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擬畫像，向社會征集線索。該通報稱，綽號“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賣案件，真實姓名不詳，約65歲，身高1.5米，講粵語，會講客家話，曾長期在增城、韶關新豐地區(qū)活動。

然而此后一直沒有線索，甚至警方都曾經表示，關于“梅姨”的證據僅限于口供，并未發(fā)現其他實質性證據。

直到3月21日，“梅姨”落網。至此媒體才發(fā)現，“梅姨”的真實樣貌，與此前公布的模擬畫像相似度還不到30%。

而且“梅姨”極為謹慎，從來不讓人看她的身份證。雖說她曾跟人同居，但她“總是住兩天就走，沒有拍照片”。

可見她的謹慎與狡猾。如今，她的落網，也實在可以說是“蒼天有眼，疏而不漏”。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2024年“梅姨”參與拐賣的9個孩子已找到；2023年時，兩名罪犯張維平、周容平被執(zhí)行死刑。

02

“梅姨”刷屏之后，在輿論的印象里她早已是罪大惡極。但梳理一下她在多起拐賣兒童案中的角色，就能發(fā)現其中的問題也比較復雜。

“梅姨”不是負責拐賣的人販子，她是聯系買家和賣家的中間人。人販子拐賣了兒童之后，通過她尋找買家；她也會詢問人販子，問“有沒有小孩”。

她在利益鏈中也不占大頭。據人販子稱，交易每一名兒童獲得1.2萬元左右的“撫養(yǎng)費”，他一般從中拿出1000元作為“介紹費”付給“梅姨”。

在媒體的報道中，有一位律師的分析很有意思：“梅姨”可能并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甚至有可能認為自己在做某種好事。

當然，說“梅姨”她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完全沒概念，也很難令人信服，畢竟她的反偵查意識，顯然不是“一無所知”能解釋的。

但她的角色，確實是一種“灰色中介”。她不直接實施拐賣行為，她只是幫助一些家庭尋找賣家。律師所說的“她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或許也有根據，她不用直面那種殘忍的拐賣行徑，只做“生意”的連接。

也就是說，“梅姨”能夠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因為有買方存在，沒有買方，就沒有“梅姨”。

而從以往的司法實踐來看，拐賣兒童往往重在懲戒“拐賣”一方，而“買家”往往懲罰不重。同時中間人也可能被減輕處罰。

比如另一起引發(fā)舉國關注的余華英拐賣兒童案。余華英本人被判處了死刑，中間人王某付雖也構成了拐賣兒童罪，但因為其年齡太大，余華英落網時王某付已經90多歲，根據有關法律規(guī)定，王某付并未受到真正的法律懲處。

雖說這是因為中間人年紀大，但相比于主犯余華英的死刑，這多少讓人有點意難平。

03

關于“買拐同罪”，近些年早已不乏討論。

其實早在十多年前，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就原第六款“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的規(guī)定已被修改為“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明確了“凡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一律入刑”的原則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行為均應追究刑事責任，只是可根據具體情節(jié)依法從寬處理 。

但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最高刑罰為三年有期徒刑，相比于拐賣婦女、兒童罪最高可判死刑，差距仍然巨大。

而即便最高可判三年，在現實中也不算普遍。有媒體梳理了400份判決書，大部分案件對于收買方的刑罰較低，在一年或一年以內，出現緩刑的情況占大多數，涉及文書310份，約占71.7%。

而在社會認知中，買方之責更多的時候也會被直接忽略，乃至會被“親切”地稱呼為“養(yǎng)父母”。

比如前些年有幾起富豪之子被拐之后尋親成功，引發(fā)了巨大的關注。其中一位叫謝×男，有自媒體甚至說他尋親成功之后急著答應改戶口，拒談養(yǎng)父母，說他“忘恩負義”。

另一位尋親成功的解×帥同樣如此，在報道中僅僅提到“養(yǎng)父母早逝，一直跟著爺爺奶奶長大”。至于期間的曲折，媒體多是一筆帶過，似乎都不值一提。

正因為如此，一直有人呼吁“買拐同罪”。比如號稱“網絡打拐第一人”的鄧飛認為，現在打拐的最大困難在于，社會對買孩子的人寬容甚至同情。因此，必須要呼吁、推動“買拐同罪”，只有消除買方市場，才能從根本上遏止拐賣兒童的罪惡。

羅翔教授也曾在個人賬號發(fā)文稱，在共同對向犯的情況下，所對向的雙方刑罰基本上是相似的，買槍賣槍同罪同罰，出售假幣購買假幣同罪同罰，很少有哪種共同對向犯的刑罰像買人和賣人一樣失衡，它的法理在邏輯上很難得到說明。

當然，也有相反的意見。比如有觀點認為，差異化的刑事責任有利于分化瓦解收買方和拐賣方之間的“攻守同盟”，有利于偵破與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對收買方予以較輕處罰有利于保護兒童權益，被拐賣兒童在收買人處生活的時間顯然長于在拐賣人處的時間，如果對收買人設置更重的刑罰，將使收買人處于恐懼與擔憂狀態(tài)，繼而影響兒童的權益保護與健康成長。

說白了，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觀點。既然拐賣已經發(fā)生，那么為了減輕買方對解救的阻礙，保障被拐兒童的成長，那么就先“網開一面”。

而且拐賣兒童案在現實中確實比較復雜，一些買方對被拐兒童也可謂是盡心盡力地養(yǎng)育，哪怕有些人不愿意承認，但這也是某種“親情”的羈絆，很難輕易切割。

比如余華英拐賣兒童案中的當事人、被拐女子楊妞花，就非常感激聾啞養(yǎng)父的養(yǎng)育。楊妞花曾表示，“奶奶偷偷去買了我，我爹帶我去退給中間人，但是人家不干，沒退掉，只能又把我領回來了”。在這種情況下，要嚴格按照法條追究“買拐者”的責任，幾乎是不可能的。

04

然而，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是，無論出于什么動機，無論是否盡心養(yǎng)育，罪惡的源頭就是買方。所謂“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正是買方的存在，才會出現“梅姨”，這個人口販賣的生意才能夠成立。

“梅姨”已經被捕，從現有信息看，她恐怕很難逃脫刑罰。已經有法律人士解釋，“哪怕只實施了接送、中轉、介紹販賣的行為，只要參與了拐賣鏈條的任何一環(huán)，就構成拐賣兒童罪，屬于共同犯罪”。

“梅姨”的背后，其實是一直沒有得到深究的“另一半”：買方。這部分群體既隱蔽又龐大，是拐賣鏈條得以存在的土壤，卻也是長期以來最容易被淡化責任乃至被合理化的一環(huán)——正是許許多多這樣的買方，在拜托“梅姨”找孩子。

那么“買拐同罪”能否實現，又實現到什么程度，才是這起案件的關鍵問題。它不僅關乎刑罰輕重的技術調整，更關乎我們是否愿意正視“需求端”的責任，是否愿意在情感與法律，現實與邏輯之間劃出清晰邊界。

這個問題，或許沒法迅速得出一個結論，但“買拐同罪”確實應該深入討論了。如果不清理“需求”，那么拐賣恐怕很難徹底絕跡，抓住一個“梅姨”，怕是還會有更多的“梅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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