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偷偷抗戰”？

1、

教科書上都說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怎么會“偷偷”抗戰呢？

1931年，日軍易于反掌侵占東北信心大增，又在淞滬地區集聚軍事力量，不斷挑起事端，企圖再拿下最大的國際商業港口城市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軍向我上海閘北守軍第19路軍78師發起了攻擊，“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

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第19路軍奮起殺敵，但日軍不斷向淞滬增兵，我軍由閘北退到南翔。據陳公博回憶，此間，陳公博北上請救兵，動員張漢卿率領東北軍牽制日本。何況張漢卿受了沈陽不抵抗之名，這對他是一個機會。

然而，陳公博回憶說：“我們和張漢卿混了幾日，可以說毫無結果，漢卿倒以上賓之禮待我們，照例約了十幾個重要人員陪我們食飯，臨走時親自到車站送行，說到出兵一節，使你象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陳公博發現張漢卿無意出兵，就奔往太原，閻百川為19路軍捐了十萬個手榴彈。

張漢卿無意出兵，但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字文白）不干了，他立即向蔣介石請纓，要求率軍奔赴上海。為了支援19路軍抗戰，蔣介石于2月上旬將兩個拱衛京師的兩個德械師第87(師長孫元良)、第88師(師長俞濟時)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組成第5軍，以張文白為軍長，以19路軍名義馳援上海。

19路軍為粵系，第5軍為中央軍。2月14日，蔣介石命令何應欽致電俞濟時與宋希濂（87師副師長兼261旅旅長），要他們對蔣光鼐的指揮必須“絕對服從，并嚴守規定時間，確行援予任務。而對于友軍，尤須抱共患難、同生死之精神，團結一致，協同動作”。

2月16日，蔣介石再致電張治中、俞濟時，命其“對于蔣光鼐指揮命令，尤當切實服從，萬不可稍生隔膜”。2月18日蔣介又致密電，強調“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辱問題……故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全體之榮譽，決無彼此榮譽之分”，第5軍“茍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斗力之強”。

2、

第19路軍是地方軍，蔣介石不但讓中央軍以19路軍名義馳援上海，又再三命令第5軍必須絕對服從第19路軍的指揮。要知道，實際上第5軍無論是從兵力上，還是從裝備水平上都大大超過了第19路軍！據俞濟時回憶，張治中軍長剛在南翔火車站下車，即被逼去蔣光鼐的指揮部，令其不容商量地接受了事先已制定的作戰計劃！

俞濟時在回憶錄中還首次透露，蔣還要求第5軍將領不得宣傳本部隊的任何戰績，將所有的戰績戰功都記在第19路軍頭上，而且國民政府從未承認屬于中央軍第5軍參戰，因此也導致當時的新聞媒體將第19路軍的神勇善戰和英勇不屈傳得全國家喻戶曉。蔣介石此舉給社會大眾造成了一種19軍獨立抗敵的假象，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資料中只提及19軍的緣故。

除了俞濟時，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也在《陳布雷回憶錄》中說：“既抵京而滬戰即起，即日決定政府遷洛陽，蔣公護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鎮，并督十九路與第五軍作戰，當時一般輿論震于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只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只送十九路軍各部，然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公曾電張治中軍長曰：‘在前線必須讓功與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爭競，即有不能堪者，亦必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寫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與十九路軍同一運命，生死且與共之，況于榮辱何與。’如此精誠，真堪泣天地而動鬼神者也。”

“九·一八”東北淪陷后，國人皆罵蔣介石不抵抗，但蔣介石卻意外的“低調”，命令第5軍默默無聞，偷偷地抗戰，結果讓反蔣的粵系第19路軍和蔣光鼐、蔡廷鍇名震中外，成了中國抗戰的一面旗幟！

3、

“七七事變”之前，其實，蔣介石偷偷地抗戰不止這一次，“一·二八”淞滬抗戰4年后，在綏遠抗戰中，蔣介石同樣是偷偷地抗戰。

日本自1933年侵占熱河和冀東之后，若再占察哈爾、綏遠兩省，日本計劃建立一個類似偽滿洲國的“蒙古國”。綏遠在內蒙古西部，北接外蒙古，南接晉、陜兩省，東臨察哈爾，西接寧夏、甘肅，控制了綏遠就構成了對華北、西北的包圍態勢，就獲得侵入華北、西北的理想通道，尤其使日軍進入山西成了水到渠成。

隨著綏遠地區親日地方分裂主義勢力代表人物德王和李守信逐漸被關東軍收買，1935年12月，李守信的偽軍在日本飛機的掩護下，占領察哈爾東部的張北、寶昌、康保、尚義、沽源、商都、化德、崇禮等八縣，同時完全控制察哈爾東部的正藍、廂白、正白、廂黃、商都等八旗，并在張北建立偽軍司令部和日本特務機關，綏遠、察哈爾、蒙古岌岌可危。

雖然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面對日軍和德王的威脅，則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為原則，不卑不亢，同時一面向蔣介石、閻錫山求援。

1936年5月27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要求其增兵援助傅作義。但閻錫山畏懼日軍進攻山西及紅軍再度渡黃河東征，猶豫不決，請求中央軍支援。1936年6月1日，廣東陳濟棠與廣西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為號召進軍湖南反蔣，史稱“兩廣事變”。此間，蔣介石一面調集兵力，準備進攻廣西，一面則加強對華北日軍的戒備，指示閻錫山出擊偽軍。

為了加強傅軍，蔣介石特命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征，將該師二公分小高射炮，連同器材、官兵，掩護部隊全部調往綏遠。他甚至以長電告訴閻錫山，要他轉告傅作義，如何用該炮打擊敵人。

不久，解決了“兩廣事變”，粵系和桂系被收服，蔣介石才專力對日。10月中旬，蔣介石得知日軍擬進犯綏遠，即派陳誠飛太原與閻錫山商定，中央派兵15萬人，與晉綏軍合成30萬人，抵抗日偽軍進攻，收復百靈廟及察北的商都、張北等日偽根據地。蔣介石確定首先進攻綏北重鎮百靈廟，并將進攻百靈廟的計劃電告閻錫山，要求閻斟酌利害得失，然后秘密報告。

4、

百靈廟是當時綏遠北部的政治、經濟和佛教喇嘛活動的中心，也是通往甘肅、新疆和蒙古等地的交通要道，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日軍企圖在此建立“大元國”，設有特務機關，修建有飛機場，德王在此駐有重兵。

就在蔣介積極布置，準備收復百靈廟之際，日軍指揮偽軍3000人再犯紅格爾圖。閻懼怕日軍，猶豫不決。軍情緊急，蔣介石于11月18日飛抵太原，向閻錫山及各將領再三陳述對蒙偽不出擊的利害，若閻、傅不出戰晉綏永無寧日。當日晚，蔣介石返回洛陽，連續三電周至柔，命他立即派遣偵察轟炸機一大隊、驅逐機一大隊到太原，準備飛綏東作戰。

有蔣介石的指揮和后盾，閻錫山、傅作義信心大增，11月24日凌晨，傅作義所部按照蔣介石的“夜襲”指令，向偽軍發起猛烈攻擊。激戰十小時，我軍勝利收復百靈廟，此役斃傷敵軍七百至八百人，俘敵三百余人，武器彈藥及軍用物資無數。

收復百靈廟，雖然傅作義的晉綏軍是主力，但中央軍的作用也不能忽視。陳誠后來說:“此役中央軍參戰的計有四個師，但因當時中央軍都換用了晉綏軍的番號和旗幟，所以報上的記述，只有晉綏軍而沒有中央軍的名號。中央軍每一個官兵，都很了解抗日是軍人的天職，不是什么出風頭的事，所以雖然用晉綏軍的番號旗幟，都一樣的拚死效命，相率與友軍協力進取。”

堂堂的中央軍居然都換用了晉綏軍的番號和旗幟，陳誠這番話說明蔣介石令中央軍參加綏遠抗戰，這與“一·二八”淞滬抗戰的“偷偷抗戰”是一樣的。傅作義、閻錫山、陳誠等人對綏遠抗戰確有貢獻，但其決策者和總指揮者確為蔣介石，這才是綏遠抗戰的真相。

5、

綏遠抗戰多年來一直被不少人視為傅作義的行為，與國民政府、蔣介石無關。1936年12月4日，綏遠抗戰結束后，蔣介石趕赴西安，督促張、楊進軍延安。當時，連張、楊都不知道蔣介石在綏遠抗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12月12日，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其十九人聯署的《時局通電》即稱：

“綏東抗戰，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丁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后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張漢卿認為蔣介石“誤國咎深”，當日又致孔祥熙電云：“綏東戰起，舉國振奮，乃介公蒞臨西北，對于抗日，只字不提。”哈哈哈，顯然，張副總司令都在批評蔣介石對綏遠抗戰態度消極，繼續實行對日妥協政策。

除了張漢卿，1985年，薄一波在為《傅作義生平》一書作序時更進一步聲稱：“1935年開始，日軍嗾使滿蒙偽軍進犯綏遠。傅先生在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號召下，在全國人民要求抵抗侵略的鼓舞下，不顧蔣介石的‘不抵抗’和‘先安內后攘外’的反動主張，于1936年毅然進行了‘綏遠抗戰’”。

呵呵，薄一波此語是說傅作義發動綏遠抗戰，其動力來源于中共“團結抗日的號召”和全國人民抵抗侵略的要求，是“不顧”蔣介石“反動主張”的結果……這說明當年蔣介石“偷偷”抗戰“騙”了多少人！

人人皆知，1928年的“濟南慘案”，特別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后，國人皆罵蔣不抵抗，何香凝居然寄給蔣一件舊裙子，并附一首詩：“枉自稱男兒，甘受倭奴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儕婦女們，愿往沙場死。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以此侮辱蔣介石。

唉，民主黨派罵，國民黨內的反蔣派罵，粵系、桂系罵，延安罵，西安的張、楊罵，國人皆辱罵蔣不抵抗，蔣介石為何在暗中偷偷抗戰，卻把抗戰英雄的桂冠屢屢送給了蔣光鼐、蔡廷鍇、傅作義和粵系的第19路軍及晉綏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