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時期諸子爭鳴，《孟子》《荀子》文本中多有對諸子百家的批評，其中以墨家思想為典型，儒墨之辨也為人所熟知。那么，同為儒家學者的孟子與荀子，在對墨家思想進行反思與評價的過程中，著眼點與理論目標是否相同，抑或存在著顯著差別？從孟子、荀子本身出發(fā)，他們對具體問題的看法會因思考理路的不同而導向角度的差異，兩者之間是互相批判還是互補？而對于儒家學者所關心的人倫、禮義等問題，二者又具有共同的關切。由此，借助孟子、荀子批評墨家的視角異同，既可以探尋孟、荀之辨，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儒、墨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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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與二本

《孟子·滕文公》中針對墨者夷之的治喪態(tài)度，提出夷子為“二本”的批評。孟子的理由在于，如果以夷子“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的思想立場面對父母之喪，那么在出現(xiàn)“狐貍食之，蠅蚋姑嘬之”的情境時，為人子者必有良心之不忍與不安，從而在外在體貌上表現(xiàn)為汗流浹背、不敢直視。孟子認為，這是人內在良知的彰顯，是“中心達于面目”的最直接體現(xiàn)。如果按墨子說法，“愛無差等”，將自己之父母與他人之父母、鄰人之子與兄之子同等對待，從根本上說可謂喪失了愛的本根，并非由對一本之源、父母之愛逐步推擴到對他者之愛。這在孟子的理解中，實際上是將“愛人”割裂為二本，“施由親始”便只是姑且為之。夷子借用了儒家的“親始”說，但并非認可儒家的差等之序，這是孟子無法接受的地方。

從墨子的角度考慮，其強調“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實際上是基于“天下之利”的結果論思維，通過天下“兼相愛，交相利”來實現(xiàn)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報利，從而達成其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秩序。但顯然，孟子并非主張功利主義的結果論，他尤其強調人的內在良知，通過發(fā)掘人子在特殊情境下的良心涌現(xiàn)，來追問儒墨所論“愛人”的根本歧異，以及儒家差序之愛的合理性。在孟子看來，如果喪失了仁愛孝親的優(yōu)先地位，舍本而逐末，最終也將導致對內在之良知、仁心的戕害。而這正是孟子倫理乃至政治思想的關竅，王道政治乃是基于倫理之善。

此外，孟子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兼愛”意味著愛之本源被析分，孟子所論楊氏無君與墨氏無父是禽獸之行，實際上直接來源于孔子及孔門的論述。《論語》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的仁愛說，堅持只有通過孝悌之行，才能達及仁之本根。然而，我們可能會進一步追問，無父是否也會導向無君呢？從儒家倫常結構來看，君父一本而同源，于父為孝，則于君為忠，反之則不然，忠孝在“仁愛”的維度上是基于一體之仁。由此，可以理解孟子為何辟墨之辭如此嚴厲而不容分毫之差，因為這在孟子的理論主張中是極其要害的部分，也是孟子良知、動機論與墨子結果論的顯著差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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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儉約而慢差等

荀子立足儒家的基本立場，同樣認為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思想輕視差等，但其理由卻不同。從荀子的自身理路來說，他并非從內在良知、仁心的角度出發(fā)來批評墨子的觀點，而是從政治建構的角度加以評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談道：“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是墨翟、宋钘也。”荀子的著眼點在于，如果按照墨子的說法，不知建立國家的權衡法度，只強調功利實用、節(jié)儉簡約，那么不論人和人之間還是君臣之間的差別都將在實際情況中被消解。“與百姓均事業(yè)，齊功勞”意味著君主的權威無法樹立，即便是在小國治理中也無法有效推行政令賞罰，因為君主在具體行政中已然和臣民居于同等地位了。故在《天論》篇中，荀子也點評“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只見齊同，不見自然秩序之異，是墨子的弊病，可謂一語中的。

在社會結構中，墨子其實并非不講究君臣等差。但墨子強調“尚同”思想，推崇功利實用而在分配享用上毫無二致，在實際操作層面會喪失其有效性，甚至只是想象的烏托邦社會。同時，在祿用享受上強調均等，也將導致政治責任的均質化，君臣差等在具體行政中便淪為虛設，這必將使得政治運行難以落實。

因此，荀子曾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通過強調“禮”的秩序以及“貧富輕重”的差異來維持儒家社會的差等理想。在此維度上，荀子的儒家色彩可謂十分濃厚。當墨子試圖通過“兼愛”“節(jié)用”“尚同”等理論構建其理想社會時，在荀子的眼光中也就成為無法實現(xiàn)的烏托邦，更是輕慢了差等秩序的穩(wěn)定性。顯然，荀子更在意的是儒家禮制與國家治理的完善建構。

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在實然層面其實皆論差等、論君臣，墨子也不例外。然而，在荀子看來，只有通過實踐性的檢驗，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良好有序的社會治理模式。如果說墨子是現(xiàn)實主義的后果論者，那么荀子亦是現(xiàn)實主義者，且特別關注政治運作的可行性。荀子對孟子的批評，也往往以過于道德理想主義作為其理論的要害。在這個意義上，荀子當然也帶有較強的結果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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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墨視野下的孟荀異同

一般情況下，如果概括性地比較孟子、荀子，我們會認為其理論著眼點傾向于內圣與外王、動機論與結果論兩種思維方式的分野。比如，孟子強調“性善”、本心良知與基于倫理之善的政治；而荀子則強調欲望的現(xiàn)實性、政治設計的可行性、禮制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等。荀子未必認可孟子“一本”論而或以為亦有同一之病，而孟子亦可認為荀子的批評不夠徹底。

孟子特別注意從良知根源的維度加以正本清源，他對墨子的批評是在其思想框架內作了最嚴厲的判定。因為一旦喪失了“孝弟為本”的意思，談論仁愛之心也就失去其追根溯源的可能了，“根本”意識在孟子處是十分重要的。墨子未能意識到這一點，故而變成了無父乃至無君者。而就荀子言，較之墨家學派“非禮”“非樂”“節(jié)用”等鮮明思想，荀子仍然持守著儒家的禮制差序，強調通過現(xiàn)實政治中的制度設計，比如區(qū)分君臣、臣民在政治身份中的不同職權與責任，以及在社會分配、資源享用上的差異化處置，來實現(xiàn)王道政治的權威。

若然，孟荀在辟墨問題上，可因其批評方式的不同，來實現(xiàn)本源與制度兩個層次的互補。在評判墨家學派時，他們顯然也共享著儒家在倫常方面的關切，認同父子君臣之道、禮樂秩序在政治實踐中的作用。按照孟子“勞心”與“勞力”的區(qū)分，荀子同樣認可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說法，因此，荀子才通過區(qū)分政治權責、分配享用的不同，試圖在現(xiàn)實治理中達成圣王之治。

進一步講，我們可以通過孟荀對墨子批評的異同，來觀察戰(zhàn)國時期儒墨對差等思想的理解差異。一方面，儒家更強調自然秩序所彰顯的“天數(shù)”，通過對自然秩序的把握，發(fā)展出具體的理論主張以持守差序格局，從而維護儒家倫理秩序。墨子當然也是差等論者，但其對“兼愛”“平等”的思考，恰好可以說是對自然秩序的一種“調節(jié)”與“反抗”。在墨子的世界里，大概平民主義化才是其終極追求，這也和現(xiàn)代平等思想達成了某種契合。在墨子論述中，實然的差等秩序固然與此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協(xié)調，但等級的設置始終服務于社會全體互惠互利的終極目標。另一方面，儒家也并非缺乏平等意識，無論是孟子“性善”或荀子“性惡”，都表現(xiàn)出圣王與民眾在人性上的一致地位。但從儒家的思想傾向看來，人性層面的平等恰恰構成了差等秩序的根基，差等的必要性植根于人人本性相同而實現(xiàn)本性有異這一現(xiàn)實之中。總而言之，如何協(xié)調平等與差等的現(xiàn)實秩序，儒墨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借助辟墨的視角剖析孟子與荀子之間的異同，既廓清了儒墨之間的關系，也在與墨學的對比下，彰顯了孟子與荀子的共同關懷與各自特色，為后世理解先秦諸子的思想樣貌提供了獨特視角與有益啟發(fā)。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吳婕），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lián)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