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伊朗伊斯蘭革命：巴列維政權成立軍政府，為何讓局勢徹底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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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瑪米上臺以來，為了挽救危局而軟硬兼施，卻未能制止罷工、恢復秩序，絕望的巴列維國王不得不開始與一些世俗反對派領導人接洽，以尋求最后的妥協。

民族陣線領導人桑賈比是國王的接洽對象之一，但是，經過1978年9、10兩個月的斗爭，以霍梅尼為代表的烏里瑪已經確立了無可爭辯的領導地位，探求任何解決辦法，都必須首先聽取烏里瑪，尤其是霍梅尼的意見，因此，桑賈比在接到組閣邀請后，要求允許他與霍梅尼進行協商再作決定，國王同意了這一要求。

1、反巴列維政權全民聯合的形成

桑賈比和巴札爾甘于11月初前往巴黎，與霍梅尼會晤，但在巴黎他們卻給了國王當頭一盆冷水。在一份桑賈比和巴札爾甘簽名、霍梅尼口頭同意的聲明中，他們宜布現存的君主制沒有憲法和宗教合法性；只要非法的君主制秩序仍然存在，“伊朗的民族主義-伊斯蘭運動將不會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將按照伊斯蘭的、民主的、獨立的原則，通過全民公決來確定未來的政治體制（這份聲明從未得到在伊朗的民族陣線中央委員會的批準)。

這一歷史性聲明的發表，標志著世俗民族主義者、伊斯蘭自由民族主義者最終與原教旨主義者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這一聲明完全是一種政治上的權宜：桑賈比和巴札爾甘簽署這一與霍梅尼結盟的聲明，是因為他們相信王權的倒臺只在旦夕，他們可以利用烏里瑪來占據政治舞臺的中心：而霍梅尼只是想借助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的力量來實現自已的首要目標。

隨后，人民黨領袖伊斯坎達里也在巴黎發表聲明，承認霜梅尼的領導權，號召組成反國王的聯合陣線。當時伊朗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一樣，一廂情愿地認為一旦國王被廢，霍梅尼領導下的烏里瑪將很快回歸清真寺，而自己將成為新的國家主人。

從這時起，民族陣線、自由運動和左派將其命運完全交由霍梅尼控制，他們為推翻國王而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賭注，但結果自己也輸了個精光。這些非原教旨主義者如此迷戀于反王權革命，以至于忽略了霍梅尼的政治意圖及其反國王動機這樣的嚴肅問題，后來當霍梅尼在伊朗建立神權體制的時候，他們抱怨蛋梅尼撒謊，欺騙了人民，卻沒有一個人責問自己。

他們曾經有意識地選擇不去注意霍梅尼的宣言，不去注意霍梅尼的著作《伊斯蘭政府》（或稱《教法學家的監護》），在那本書里他們本應該能夠發現霍梅尼的意識形態、政治和道德偏好。

在1978年11月5日的聲明中，霍梅尼明確指出，“我們的伊斯蘭運動的目標是推翻君主統治秩序和巴列維王朝”，建立“一個保護伊朗獨立與民主的伊斯蘭共和國”。中間派和左派似乎只注意到霍梅尼對“獨立與民主”的強調，實用地忽略了他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的堅決主張。他們都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隨著民族陣線、自由運動和人民黨的絕大部分加入霍梅尼陣營，烏里瑪、巴札商人和知識分子的歷史性聯盟現在終于形成，最后加入這一聯盟的是工人和政府雇員。

這既象征著這場革命本質上是多階級的，也標志著反巴列維政權全民聯合的形成。霍梅尼在這一階段已成為公認的國王替代者，他堅持了一種有效的策略：號召人民繼續進行卓有成效的罷工，以徹底打擊巴列維政權；向伊朗武裝部隊的普通士兵發出撫慰信息，邀請他們參加穆斯林兄弟姐妹的革命運動，以減少革命的阻力；僅僅強調各種反對派力量共同的政治目標，努力張揚民族獨立、自由和民主的主題，避免作出可能危害不穩定的反國王廣泛聯盟的刺激性聲明。

霍梅尼成為諸多社會群體共同擁戴的政治領袖，反王權的各個階層實現了空前廣泛的政治聯合，伊斯蘭革命由此進入推翻巴列維政權階段。

奇跡不會發生，沒有什么能夠拯救國王了。國王政權的兩根支柱——富裕的資本家和高級官僚意識到這一征兆，加速往西方國家外逃資本。不久，他們自己也循著這條資本通道逃到了西方。

11月4日，德黑蘭大學的學生打算推倒正門口的國王雕像，在混亂中有一個士兵把自己的槍交給了抗議者，而另一名軍士發怒，槍殺了數十名學生。第二天，德黑蘭的巴札開始停業，以示抗議；而德黑蘭北區的學生和南區的工人匯合成20萬人的游行大軍。一部分人襲擊了酒店、銀行、電影院、豪華旅館、英美航空公司辦事處、新聞部與文化部，被安全部隊打死者有65人。

2、軍政府的成立

與溫和反對派達成妥協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為了應付嚴峻的形勢，已處于白血病晚期的巴列維國王，企圖建立軍政府以渡過危機。

國王沒有選擇強硬派的奧維希，而是稀里糊涂地任命原帝國衛隊司令、伊朗武裝部隊參謀長艾茲哈里將軍擔任軍政府首腦。11月6日，在軍政府成立典禮上，在向全國轉播的電視講話中，國王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和人民起義的合法性。

臉色蒼白、憂心忡忡的巴列維沒有像往常那樣稱自己為萬王之王和雅利安人的明燈，而只是一個國王：

“作為伊朗國王和一個伊朗人，我并不反對伊朗人民的這場革命。…在伊朗人民面前我再次發誓不再重犯過去的錯誤，我向你們保證此前的過失、無法狀態、壓制和腐敗將不會再出現。…而且，我已聽到你們革命的呼聲。”

這一講話表明國王的矛盾和混亂已經達到了悲劇性程度，如果他真的已經聽到人民的呼聲，誠心認錯，就不應該建立一個軍政府，因為任命軍政府不是為過去道歉的適當方式。顯然，國王意識到了問題之所在，但缺乏解決問題的意志和決斷。

霍梅尼敏銳地抓住了國王的弱點，他在巴黎發表了一份宣言，警告伊朗人民不要輕信國王的講話，不要給“已經承認是一個獨裁者的邪惡國王”另一次機會。

他宣稱“這些坦克、機關槍和刺刀不能抗拒全民族的鋼鐵意志”，“這是伊朗國王的末日”，“如果你們給這個家伙喘息之機，明天你們就看不到伊斯蘭、你的國家，甚至你的家庭。不要給他機會；卡住他的脖子直到他死去”。他鼓勵民眾繼續罷工，鼓動士兵開小差，警告任何與政府合作的人都將被視為伊斯蘭的敵人。

成立軍政府的本意是要警告反對派，政府有著無限的鎮壓權力，與政府達成妥協是明智的選擇。然而事實證明，僅僅由6名軍事部長組成的軍政府難以起到這種震懾作用，因為國王命令艾茲哈里，“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以避免流血”。

軍政府沒有被授予實施軍事管制的自由，尤其是薩瓦克想要的大逮捕的許可，相反，更多的政治犯被釋放。國王任命了一個軍政府，但僅僅是名義上的。

在國王本人猶豫不決的情況下，艾茲哈里也無計可施，只能延續前任撫慰與鎮壓相結合的政策。作為一種善意姿態，他停止外匯交易和資金流出；開展一場反腐敗運動，調查包括巴列維家族在內的一些權貴的生意；命令逮捕一些政府高官，結果14名前政府部長和高官被逮捕，其中包括前首相胡韋達和前薩瓦克首領納西里；在軍事管制的名義下，更多類似的逮捕令被發放以期撫慰反對派。

與此同時，艾茲哈里重新實行審查制度，限制集會自由，逮捕包括巴札爾甘與桑賈比在內的一些反對派領導人，并在產油區胡澤斯坦實施戒嚴。

這時，國家的癱瘓更加明顯了。艾茲哈里對反對派的撫慰舉措在統治階層內部產生了強烈沖擊，他們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國王手中的犧牲品。因此，成千上萬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國王需要時支持過他的人紛紛逃離伊朗。

高級官員，尤其是巴哈伊教教徒的辭職和外逃變得十分普遍。中央銀行的職員們公布了一份183名轉移巨額資金到國外的社會名流和政府高官名單，這使得公眾情緒十分激憤，破壞了政治上層人物的道德形象。

這一事態也表明，諸如國家電臺和電視臺之類的重要機構已經倒向革命陣營。

隨著伊朗更深地陷入動亂，卡特政府的內部分歧也加深了：國務院同意妥協，而國家安全委員會則主張強硬。就在任命艾茲哈里的前一天，布熱津斯基在卡特的授權下通知國王，美國支持國王所采取的任何決定，包括顯示武力。然而，國務院和沙利文大使的設想卻與此背道而馳。

到10月底，國務院已經得出結論，“國王的獨裁結束了”，但或許國王的統治還將繼續，有可能執掌權力的兩種人是“將軍們和世俗的政治反對派”。

國務卿萬斯回憶道，到11月中旬，國務院正在考慮面對一個沒有國王的伊朗的現實。沙利文曾在10月28日發電報給華盛頓，堅持“我們的使命是與國王一起工作”，“我強烈反對向霍梅尼的任何妥協”。

但在艾茲哈里就職3天后，沙利文改變了立場。在發給華盛頓的一份自稱“想不能想象之事情”的電報中，他設想了這樣一種前景：在軍隊未能恢復秩序后，不僅國王，“而且大部分伊朗軍隊高級軍官都將離開伊朗。后繼政權將在宗教領導人與新的、年輕的軍隊首領之間達成諒解。按照這種諒解，霍梅尼將選擇成立一個由巴札爾甘或米拉奇這樣的溫和派為首的政府，避免出現納賽爾-卡扎菲這種類型的政權，我認為他會這樣做”。

而且，他還預測霍梅尼將在后國王的過渡時期扮演類似于甘地的角色，這場革命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由民族陣線之類的領導人管理的伊斯蘭政府，這一政府對美國將會是友好的。實際上，此后沙利文正是按照自己的這種分析預測來準備巴列維政權的后事的。面對國務院和安全委員會的這種分歧，卡特總統決定成立專門小組來調查研究伊朗危機。

據此建立的鮑爾調查團在對現有情報進行綜合分析后得出結論，認為如果國王“不立即行動、放棄真正的獨裁給一個文職政府”，那他幸存的機會微乎其微；建議組建一個包括著名反對派領導人在內的貴族委員會，以便向一個文職政府過渡。

雖然調查團的建議沒有產生直接的政策影響，但它終于向華盛頓證實：巴列維政權已經搖搖欲墜。

3、軍隊的反水

軍政府的成立確實產生了兩個星期的罷工和示威間歇期，然而，隨著穆哈蘭圣月（伊斯蘭教歷元月，什葉派圣月)的臨近，霍梅尼決定開始新一輪行動。11月21日在馬什哈德，發生了軍隊將示威者趕進伊瑪目阿里·禮薩陵基并向示威者開槍的事件。

23日，霍梅尼從巴黎宣布，穆哈蘭圣月是“偉大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之月，在這個月，鮮血將戰勝刺刀”，他敦促烏里瑪揭露“國王所犯下的暴行”；號召人民反對軍政府，不承認并抵制它的征稅；石油公司的官員和工人要阻止極為重要的資源石油的出口；宗教學校學生和烏里瑪要到農村和省城去，向人們說明伊斯蘭國家并不是資本家和大地主的保護者，讓他們了解伊斯蘭是站在弱者、農民和窮人一邊的。

他號召信徒在行將到來的悼念月中舉行集會，不要理會當局的禁令，如被禁止，就在廣場和人行道上聚集，向人們說明伊斯蘭和穆斯林所蒙受的苦難和國王統治背信棄義的行為。隨后一周在幾十個城市爆發了示威游行，其中11月26日在馬什哈德的示威參加者達150萬人。

12月初恰逢穆哈蘭圣月，按照傳統，要以集會、哀悼、哭泣和在游行中自我鞭撻來紀念喀爾巴拉事件。當時軍政府已經實行宵禁，限制信徒在清真寺和紀念堂聚集。針對這種限制，伊斯蘭力量顯示了他們的創造性，他們組織民眾恰在每天宵禁開始的時刻登上自家屋頂，大聲呼喊“真主偉大”。數百萬人的同聲祈禱將德黑蘭變為世間最大的合唱舞臺，這是一種明確的民眾不服從運動，這種和平的力量顯示具有極大的震懾力。

此外，在哀悼月的最初3天，也有成千上萬的信徒蔑視夜間的戒嚴，視死如歸，身著白色裹尸布示威，游行示威造成在各城市又有700人被槍殺。石油工人從12月5日起舉行無限期罷工。

臺蘇阿和阿舒拉這兩天(12月10日、11日)是穆哈蘭圣月紀念儀式的高潮，反對派計劃在這兩天舉行大規模集會游行，他們的盤算如此精妙：雖然許多人并無明確的政治傾向，但成千上萬的信徒總歸要參加這一傳統宗教儀式，當局如果禁止集會將進一步暴露國王的瀆圣面目；如果集會得以舉行，將為反對派尤其是伊斯蘭力量提供一個絕好機會，向世界展示國王的窮途末路。這種利用宗教傳統進行政治斗爭的熟練操作確實高明至極。

尤其令反對派感到振奮的是12月7日卡特總統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表態。

當被問及國王幸存的可能性時，卡特回答道：“我不知道。…答案掌握在伊朗人民手中。”

這一信息也使軍政府勇氣頓挫，不敢動用武力。國王后退了，同意示威活動，但要求有關部門與集會組織者接洽以避免意外和流血發生。最終，在前首相阿米尼的調解下，反對派與軍管當局達成協議，政府將士兵限制在軍營，換取反對派和平集會的保證。

12月11日，德黑蘭舉行了由阿亞圖拉塔勒喀尼和桑賈比領導的200萬人大游行。這一史無前例的集會平靜而有序，但規模宏大、紀律嚴明、令人震撼。集會的人群中有來自各行各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囊括了教俗貧富各個城市階層。游行隊伍打出的標語口號表明，此時巴列維國王已成眾矢之的：38%的標語口號是反對國王本人的，31%支持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16%歌頌霍梅尼。

另有研究顯示，在已經確定的800多條標語中，50%反國王，20%親霍梅尼，30%贊成伊斯蘭力量。集會者最后發表了一份十七點宣言，它承認霍梅尼的領導權，號召結束國王統治，建立一個基于伊斯蘭原則的政府（這一模糊提法不應與11月5日霍梅尼宣言所闡明的伊斯蘭共和國思想相混)，主張實行這樣一些平等主義措施，如解放婦女、分配財產，保護宗教少數派等等。

文件沒有提到廢除君主統治秩序，這是伊斯蘭與民族主義力量之間的一個妥協，意在強調反對國王的共同點。國王驚駭萬分，認定這是外部敵人的一個陰謀，而霍梅尼和反對派則認為這是一次民眾用雙腳進行的“反對國王的公民投票”。

隨著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展開，隨著原教旨主義者日益控制了革命進程，在巴列維中央政府搖搖欲墜的時候，很多地方政權先后落入革命者之手。

到1978年11月底，圣城庫姆和馬什哈德已在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控制之下。12月底，伊斯法罕、霍拉姆沙赫爾和大不里士也被他們部分控制。1979年1月1日迪茲富爾和安第梅什克、1月11日設拉子都已落入革命者手中。甚至在德黑蘭，警察也已消失，食品和燃料由清真寺分發。

與此同時，軍隊紀律敗壞的跡象也開始顯現出來。10日阿舒拉節當天，一小群士兵和未授銜軍官朝帝國衛隊軍官食堂開火，打死12名軍官。13日，一些軍事管制指揮官組織了“自發的”親國王示威，導致流血沖突，當地負責指揮官被解職并被威脅送交軍事法庭。

12月18日，大不里士的一些士兵逃離崗位加入示威隊伍，另一些士兵則拒絕服從開槍命令。12月下半月，軍紀瓦解的跡象更多，一些軍事營地遭到破壞，更多的士兵開小差。將軍們包括艾茲哈里首相在內開始公開批評國王，甚至有一名高級軍官對其美國顧問說國王必須離開。

1979年新年伊始，國王即將離開的消息對軍隊士氣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影響。按照休塞的估計，在國王離開前，每天有100名開小差者，而到1月20日，達到每天100~200人。1月初，奧維希將軍逃離國家，其他一些軍官也開始收拾行裝。然而，直到國王離開伊朗，軍紀敗壞事件仍然是孤立的、個別的，軍隊基本完整無損，仍然保持著團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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