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徐志摩被忽略的政治人生

本文轉自《新周報》，本版文章據《環球人物》鄭心儀/文

導讀：世人對徐志摩的認知，還停留在一個較淺的層面上，僅止于對他的詩歌與散文的欣賞，津津樂道于他的愛情故事，并沒有對其個人品質和社會理念進行深入研究。事實上，徐志摩是一個思想精進，很有社會擔當的人。他回國后，幾乎參與了當時所有政治與思想方面的論爭。撇開那些風流韻事，我們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

漢密爾頓·徐

徐志摩曾說：“在24歲以前，詩，不論新舊，于我是完全沒有相干。”“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漢密爾頓）。”這位漢密爾頓，是美國開國元勛、首任財政部長，是一位政治家、社會領袖。

從這里可以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國的社會領袖，想從經濟入手來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他到美國后，還取了個英文名“漢密爾頓·徐”，可見其決心。

1918年，徐志摩到達美國伍斯特城，入讀克拉克大學歷史系，選學課目凈是《歐洲現代史》、《19世紀歐洲社會政治學》、《商業管理》、《勞工問題》、《社會學》、《心理學》等。但徐志摩真正收獲的并非是課堂上的知識，而是被點燃的愛國熱情。

美國當時正經歷一戰的沖擊，物價上漲，物資匱乏，但人們毫無怨言。1918年11月，當一戰勝利的消息傳來，人們擁上街頭歡呼慶祝，發自肺腑地為國家驕傲。徐志摩初到異邦就旁觀了這一幕，感觸頗深。徐志摩與同宿舍的室友共同訂立章程，發奮向學。

在中國政府承認喪權辱國的中日“二十一條”后，留學波士頓的中國學生“痛憤‘國恥’，遂有‘中國國防會’之組織”，“欲喚醒國人，團結民眾，共事抵抗外國之侵略與凌逼，以救亡圖存”。徐志摩很快聽說了國防會的大名，便想去波士頓看看。1918年12月21日，徐志摩抵達波士頓，并在次日來到哈佛大學。徐在哈佛待了3日，不僅加入了國防會，還結識了吳宓、趙元任等中國留學生。

1919年底，獲得克拉克大學一等榮譽學位后，徐志摩來到紐約，進入漢密爾頓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學。極具壓迫感的新環境，一方面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也讓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興趣，成了中國學生口中的“鮑爾雪維克”，即布爾什維克。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實業救國，轉而關注社會問題。

1920年，徐志摩以畢業論文《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結束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日子，并收起行囊。這一次，他追隨的目標，變成了哲學家、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伯特蘭·羅素。

羅素家中的常客

1920年10月，羅素訪華，發表了“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數學邏輯”“社會結構學”這“五大演講”，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震動。

徐志摩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英國社會主義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開始了一些政治實踐，對西方的民主、法制和自由這一套理念及其運作，有了直觀的理解。這一時期，徐志摩給梁啟超和蔣百里創辦的《改造》雜志寫了幾篇文章，談的大都是政治話題。

到英國后，徐志摩如魚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康拉德這樣的大作家，又有激進青年學者歐格敦這樣的社會活動家。1921年徐志摩以特別生的資格進了康橋大學（現劍橋大學）皇家學院。10月，他從好友歐格敦那里得知羅素回英國的消息，并拿到了地址。他立刻寫信請求見面，并在一個星期后如愿以償。

羅素

徐志摩發乎本心的崇拜、夸贊和尊重，給羅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羅素家中的常客，常往返于劍橋與倫敦，聆聽羅素的教誨，參加其倡導的各種活動。在這一時期，徐志摩基本轉向了羅素式自由主義的思想。

1922年8月，徐志摩突然決定回國，放棄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在這個決定的背后，既有眾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腳步，還有一個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師梁啟超有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需要其回國相助。

徐志摩開始以自己的方式，步入古老而憂患的祖國的現實。

“中國的文藝復興”

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徐志摩就被梁啟超的學識、文采和思想所折服。在杭州府中學上學時，徐志摩在校刊《友聲》上發表了文章《論小說與社會之關系》。這篇文章從題目和內容來看，都受到了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的影響。徐志摩模仿得惟妙惟肖，還因此引起視察杭州府中學的張幼儀四哥張公權的注意，從而牽起徐志摩與張幼儀的紅線。

當時，張公權得知文章作者是浙江海寧縣硤石鎮富商徐申如的獨子徐章垿（音xù讀 “序”），也就是后來蜚聲中外的徐志摩。愛才心切的張公權當晚給徐申如寫信，提議將自己的二妹張幼儀許配給徐家公子。徐申如雖是江浙富豪，但能夠與書香世家的張家結親，依然是求之不得的榮耀，立即回信應允。

梁啟超

赴美留學前，徐志摩成為梁啟超的弟子，這既讓徐志摩心愿得償，也為其日后歸國開辟了路徑。

留學歐美期間，師生二人信件往來頻頻。梁啟超是一個干預社會、敢于擔當的文人，其主導的大部分文學活動，都可以說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響著徐志摩。梁啟超召喚徐志摩回國參與的“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是以其為首的研究系要做的一個振興中國文化的計劃。

徐志摩回國后不久，就搬到了石虎胡同7號。這里既是梁啟超擔任館長的松坡圖書館的總部，也是其創辦的講學社的總部。講學社負責邀請國際名人來華講學，徐志摩負責處理圖書館和講學社的英文信件。當時，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徐志摩工作之余，就帶著自己的皮包四處投稿，逐漸在群雄割據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屬于自己的天地。

徐志摩從事的許多活動，比如創辦新月社，接辦《晨報副刊》，都可以說是梁啟超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的一部分，至少也和這個計劃相呼應。“梁啟超大概沒想到，徐志摩活動的能量太大了，闖出了自己的一方格局。”

有政治上的義憤，無政治活動的熱情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人在《努力周報》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認為中國的政府軍閥混戰，提出要建立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的“好人政府”。在吳佩孚的支持下，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字的法學家王寵惠等人入閣，北大教授羅文干任財政總長。這個內閣實際上是吳佩孚的傀儡，并為曹錕所掌控的國會所不容。隨著矛盾的激化，羅文干成了犧牲品，以“賣國納賄”的罪名被捕。

羅文干的被捕，激起了知識界的強烈不滿。北大校長蔡元培譴責這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提出辭呈，聲援羅文干。

初回國的徐志摩，帶著滿腔理想主義的勇氣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寫下了《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在這篇文章中，他旗幟鮮明地支持蔡元培的行動，認為是在“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并從蔡元培看到了“如何去牽涉政黨，總不能淹沒這風潮里面一點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這點子小小的火星不滅，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良心上的負擔”，發出了“無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吶喊。

徐志摩不是一個純粹的詩人。他畢竟是學政治經濟的，對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有獨立的思考，也常有發表的欲望。在回國后的兩三年間，在建樹詩人聲望的同時，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時政評論家的身份說話。

早期徐志摩發聲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種報紙雜志，在接辦《晨報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陣地。他對中國社會的看法，對現行的中國政治的意見，都刊登其上。不過，徐志摩有政治上的義憤，卻沒有多少參與政治活動的興趣。他并非是對社會現實沒有興趣，而是對當時各種亂七八糟的政治活動不抱信心。他始終以自己的方式，關注著政治現實和民族存亡。